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言：心的痙攣

此刻，當我寫下這個標題，我的心一陣痙攣。不，不能完全用痛苦來描述，“痛苦”是單薄的、平面的。生活有多少滋味，我的心就有多少滋味。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有。這痙攣、這滋味和11月8號的夜晚同聲共氣。

那天晚上，我參加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組織的新書分享會。思南讀書會的讀者從我兩部非虛構作品《重癥監護室》《在精神病院》中挑選出十個片斷，閱讀后說出選中這一片斷的理由：與他們的命運相逢，與他們的生命相識。作為兩本書的作者，我一再被追問，為什么到這兩個領域做義工，為什么寫下這兩類特殊人群，我最難忘的經歷是什么。晚上，回到住處，我的心就開始痙攣，整夜不能入睡，2013年到2018年，兩千多個日日夜夜朝我奔涌過來。這讓我再次確信，一顆痙攣的心是沉甸甸的，是豐厚的。因為它有痛苦，也有歡喜；它有死亡，也有新生。在所有烏云的背后，它在尋找那層金邊，在所有的廢墟上，它都在開出鮮花。

我也是一名戰士

2013年12月28日，一天的義工生活結束后，我抄錄下這樣一段文字：

無論誰死了

我都覺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

因為我包含在人類這個概念里

因此，我從不問喪鐘為誰而鳴

為我，也為你。

這是我進入重癥監護室做義工一個月來，目睹第5位病人不幸逝去后寫下的日記。

對于重癥監護室，我曾經是隔膜的，或者說，我假裝看不見。盡管我工作的護士學校隸屬醫院，重癥監護室就在我身邊。那不是一個好去處，病危通知書、鮮血和九死一生是它的代名詞。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著頭匆匆忙忙經過它，我還經過外科樓、手術樓。我不了解各科室職能、治療領域，不了解臨床一線的水深火熱。醫院里每天發生的生死救助和生死別離，和我沒有關聯。按部就班的日子，我四平八穩，舒適妥貼。我的寫作似乎可以就那樣小橋流水、云淡風清地走下去。

然而，有些東西是必然逃不過的。

譬如衰老，疾病，死亡。我們一度以為它們只是別人的，我們活在自己的“生”里。我們已經活得麻木，忘了“生”的背后還有一個對壘關系——“死”。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置身醫療行業的前沿，我與生命現場的距離如此之近。一個寫作者面對“重癥監護室”這個生存現場、這個現實本身，面對“大地的實情”，能否用熱切的心敏銳感應和自覺觀照？一個習慣了小橋流水的寫作者，能否開拓她的視野，磨礪她的筆端，具有粗獷、大氣、深刻，甚至直面鮮血和死亡的敘述能力？

我羞愧。為我曾經有過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1月20日，我向孝感市中心醫院黨委辦公室遞交申請書。為了順利進入重癥監護室，我學習《重癥監護室護理手冊》《一個護士的ICU護理手記》《關于ICU》等相關業務知識，向護士長、科室主任請教進入科室要注意的事項。

2013年11月28日，我獲準正式成為重癥監護室的一名義工。在這一天的日記里，我寫下：

在重癥監護室，有正在活著的人，正在死去的人，正在從死亡線上跑回來的人，他們都是我的未知數。生命的無窮解遠比文字要豐沛。我有什么資格裝一個作家，所謂體驗生活。不是體驗，就是生活。面對生死，如果我再只是為了單純的寫作，我覺得羞恥。

生命搶救戰場上，醫護人員用他們的醫術、愛心，還有信念，家屬用他們的不離不棄，全都參與這場戰斗。我，也要是一名戰士，我是戰場上沖出來報信的使者，告訴人們生命中的堅守和珍重。

握緊我的手

在重癥監護室，我每天面對的不是昏迷者就是瀕死狀態的人。最開始的一段時間，我被死亡鎮住了，我從來不知道“眨眼”這樣一個簡單的動作，有人竟然完成不了。恐懼和陰郁像兩座大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在監護儀、呼吸機、搶救柜之間，我能做的只有陪伴。

在重癥肌無力患者床前，我一站兩個小時不敢挪步。我一挪步，患者原本閉緊的眼睛就睜開了，一臉的恐懼，她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不放。她是清醒的，她比那些陷入昏迷的任何患者都要痛苦，她如此清醒地感知死亡的逼近。她用筆艱難劃下“我不敢睡著了，我害怕我一睡著就醒不過來了，你把我抓緊一些。”我緊緊地抓住她的手。

在那個78歲患者床前，我每天都要聽她講十幾遍家史。她可以出院了，可她的兒女以各種理由不接她回家，她是一位被子女遺棄的母親。老人等不來她的孩子，就絮絮叨叨講她過去幾十年的生活，講她的子女和老伴。她顛來倒去講了上百遍。我握緊她的手，傾聽，安撫，我不愿意一位母親是這樣孤獨。

那最終離世的人，我為他清洗最后一次臉，整理最后一次衣物。面對遺體，我深深鞠躬。我把他送上平板車，陪伴他走向太平間。我握了他的手，最后一次把人間的體溫傳遞給他。

活著，就要奔跑

進入重癥監護室一年多來，我的時間以分秒來計算。早上6點，做兩個讀初中三年級孩子的早點；7點鐘，趕到監護室；9點半左右，趕到學校上課；11點左右，趕到菜場；下午兩點鐘趕到學校；3點半再趕到監護室；6點左右飛跑回家；8點，趕到重癥監護室；夜里11點左右，寫下當天的日記。

除了時間上的緊張，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考驗。生和死，希望和絕望，喜悅和痛苦，交織著，讓我常常徹夜不眠，被生死極限狀態下的種種人物命運所折磨，心力憔悴。睜開眼、閉上眼都是重癥監護室。

超負荷的體力透支和巨大的心理壓力下，我開始感到自己眩暈耳鳴，惡心嘔吐，呼吸困難，四肢乏力。我忍著，不敢告訴父母也不敢告訴愛人，怕他們為我擔心。我忍著，在生與死搏斗的戰場，我不愿做個逃兵。

2014年6月23日早上9點，我陪同腦出血患者進手術室做開顱手術。8小時后，手術結束，我昏倒在了手術室，最終住進心內科成為八床病人。8月3日，不等身體完全恢復，我再次進入重癥監護室、急診科和手術室，在3個科室輪著轉。一場疾病讓我意識到，活著，就要奔跑。生命的長短，不是我擁有多少個白天和黑夜，多少年年月月，是我在能呼吸能歡笑，能有體溫能有心跳時，為這個社會傳遞過多少溫暖。

一切來自生活，來自人民

醫生必須是至死不渝的理想主義者。而我，不過是理想主義者的記錄人。

我記錄，疾病和死亡逼近時，那么多的“不離不棄”，生命背后，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我記錄，每一次拔掉呼吸管決定放棄治療時的疼痛，每一次新生的眼淚與歡笑。

感謝這一場生死搏斗的生活，感謝和我一起戰斗的人們，他們填充我，我像個孕婦，產下死亡之外的東西：信念，堅守，救贖還有愛。

我寫烏云，也寫烏云四周鍍上的那層金邊。我寫廢墟，也寫一堆廢墟里開出的新生。這才是文學的意義。

我不再是我，我變成無數個新生的人。我從此學會珍惜每一縷熱騰騰的呼吸，每一張親切可觸的笑臉。

2015年《北京文學》第11期頭條刊發了我的長篇非虛構作品《重癥監護室——ICU手記》，隨后，《文學報》《青年文摘》《北京日報》等報刊轉載。2016年2月，《重癥監護室——ICU手記》被列入2015年度中國最新文學作品排行榜。2016年5月，《重癥監護室》入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21世紀年度報告文學選。2016年10月，入選《北京文學》優秀作品選。2018年5月，獲第三屆華語青年作家獎。

這些對我的鼓勵都來自生活，來自人民。我選擇了在重癥監護室做義工，我和人民的悲歡苦樂融合在一起，才能書寫生命的艱難和美好。

另一個生存現場：精神病院

《重癥監護室》讓我走進“生存現場”，這個最大最鮮活的現場里真誠的淚水和歡笑，讓我的文字有了重量。我的生存現場還能在哪里？我將近距離感知生命的下一站，選在了精神病院。

2016年3月5日，我獲得許可，再次以一名義工的身份進入孝感市精神康復中心。

我每天上完課，騎40多分鐘的電動車趕到康復中心。在這里，有將母親的腦袋當蘋果割下來的人，因為他耳邊一直有個聲音在指使他，對他說那是蘋果。有尋找一切機會外逃的17歲少年，因為他要趕緊出去拯救世界。

西班牙作家盧卡·德代納稱這群人為“上帝的筆誤”。他說上帝之手既創造了人類這一完美杰作，也寫下令人難以置信、不可饒恕的草率之處。好吧，我承認或許上帝也有失手的時候，那么，讓人間來彌補這缺憾吧。

在這世上，誰不想被愛呢？

到精神康復中心3個月，我的耳朵出現幻聽，不斷有聲音在叫我。我路過河邊時，它叫我跳下河去。我站在17樓的窗邊時，它叫我跳下樓去。無數個聲音叫我。那些重癥抑郁癥患者將他們死亡的陰影涂抹上我的生命。

隨著幻聽加劇，我的睡眠也出現障礙，我的帶教老師給我請來心理督導師，及時疏導調整我的精神狀態。我暫時離開康復中心一段時間，以晨跑和外出旅行等方式緩解。這一場病，讓我以己身反觀他人，更加理解我的病友和家屬。

精神病患者的病歷上面經常有這樣一句話：“不明原因引起的精神異常”。這個“不明原因”，意味著到目前為止，精神疾病的發病機制仍在探索中。而我通過觀察他們的精神活動和日常生活，嘗試去梳理他們的癥結。

盡管在他們被定義為“瘋子”，我仍然要看到愛與被愛。

2016年8月12日，我在日記中抄錄了美國詩人雷蒙德·卡佛的一首詩：

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嗎？即使這樣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親愛的，感覺自己

在這個世上被愛。

在這世上，誰不想被愛呢？

那個每星期提著湯罐來男一病區看望兒子的老婦人，76歲，腰板挺得筆直。她努力地活，不能生病，不能死去。她每次離開時，都向我們深深地鞠躬。她灰白的頭發，像閃電，劃過我的心口。

那位狂躁患者，像座火山，他踢墻砸桌子，他要把胸中的火泄盡。一個年輕的護士伸出雙臂堵住，他嚎叫著撲倒她，他也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她緊緊抱著他的頭，勸慰著：“寶貝，乖……”。

20世紀，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寫道：“病人被囚在船上，無處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無際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給脫離塵世的、不可捉摸的命運。”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療領域，人類比福柯的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給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讓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獲得尊嚴和自由。

2018年8月，上海文藝出版社以姊妹篇的形式出版了《在精神病院》和《重癥監護室》，并參加上海書展原創文學20大好書活動。8月9日，我做客新華網訪談，與廣大網友分享創作心路。11月8日，做客上海文藝出版社，與讀者和評論家分享交流。

結語：我書寫的無非是一本安慰之書

重癥監護室和精神病院，這兩個極端的環境，一個關于身體的創傷，一個關于心理的創傷。困在這兩個環境中的病人，都可以被定義為處在困境中的人。可是，生活中誰沒有困境呢。

在困境中如何自處，如何處理自我和他者的關系，和萬事萬物的關系，如何獲得尊嚴與存在價值？我想寫出生命本身的困惑和成長，寫出“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困境與掙扎，尊嚴與卑微，寫出我們的自我成全和自我救贖。

我們以一己之身和那些困境、困局、困頓碰撞，遍體鱗傷。它們考驗的是我們好好活下去的耐心。好的文學作品應該能給人提供這種活下去的耐心。我知道苦難在那里，困頓在那里，我不能回避，我只想寫出一本安慰之書，給人間的困境一點安慰、一點深情。

2013年至2018年，6年的時間，我在重癥監護室和精神病院扎下我生活的根。它們給我提供忠貞可靠的寫作背景，我在這里面獲得了源源不斷的，豐富而深刻的情感認知和生命體驗，我和所有人融合在一塊兒。在生老病死這個永恒的話題里，我要鍥而不舍，扎扎實實地，深深地挖下去，擔當起一個作家的良知、責任和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