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自信有豐富的內涵。制度既要管大也要管小，對制度本身還是要做一些細化、深度的研究。毫無疑問，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論，對于我們文學界和藝術界來說，不能停留在頂層來談問題，重要的是要結合我們自己過去多年來的經驗和問題。現在各行各業都在講“高原”與“高峰”的問題，卻沒人談這“高原”和“高峰”的“水平高度”究竟如何？我曾在美術界談到要正視當下“高原”的高度在降低，并急劇向水平線靠近的現狀。倘若我們不注重文藝生態發生的變化，何以來談整個的制度體系，何以來談如何治理的問題。我們確實需要強化制度自信，因為它在很多方面確實表現出了制度的優越性。以博物館為例，西方發達國家尤其像美國連文化部都沒有，自由發展，沒有國家的統一意志和愿望，政府所屬的博物館寥寥無幾，基本都是基金會私人所屬。美國政府一停擺，博物館就關門。在荷蘭這樣的國家，雖然博物館很發達，但也從70年代就開始了私有化的進程。我們現在的公立博物館衣食無憂，相對而言，能有政府提供的資金保證運轉。在類似這樣的社會現實之下，我們怎么來談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的問題。我認為這次四中全會特別提出了關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非常恰當。治理能力如果不加強，治理體系如果不健全的話，不要說整個社會，就是文學界和藝術界可能都會出現很大問題。

通過國家治理可以明顯看出來每一次中央的文件和政府的文件都談到文化問題和生態問題，但是，文化的問題沒有像治理自然生態那樣能夠見效，可能文化生態的破壞比自然生態的破壞更嚴重，這是必須看到的現實。國家要出重拳，要拿出實際的方案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重新來談健全國家治理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問題的時候，首先要解決文學藝術界生態的治理問題，如果不能像看待自然生態破壞那樣來看到當下文藝界的問題，可能再過十年二十年以后，治理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現在的問題是，治理越來越困難，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在說明報告里用了“守正創新”四個字，指出“突出守正創新、開拓進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的創新已經形成了20世紀文化發展的新傳統，而“守正”一直存在危機，導致文學藝術界很多問題的產生。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問題。客觀來說，國家要治理的內容太多，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決定說明的報告，實際上就是提醒我們，要談我們當下自己身邊的那些事情。如果連自己身邊那點事情都管不了、管不好的話，更難談到國家體系治理能力的宏大問題上去。

此外，關于生態文明中的國家公園的部分，我也提一點自己的意見。我認為國家公園的制度不一定全盤照搬西方，我們要有制度自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國家公園作為維護自然生態的一種方式、自然文化雙遺產這個框架比較適合中國。在聯合國授予的自然文化遺產的范圍之內，可以把我們的生態建設做好。生態問題是比較復雜的問題，所以要堅持制度自信，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更應該有實際的行動。我們可以到有綠水青山的地方看看，看看與綠水青山相應的那些村落的建設。我們的國家公園應該怎么從實際出發去治理和保護，這是水平和能力的問題。很多綠水青山中突兀的宣傳欄大標語，就是對綠水青山最大的破壞，對自然生態的最大的破壞。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沒有標語、沒有紅燈籠的自然的地方，這是基本的美學問題。審美同質化傾向在文化、文學藝術界普遍存在，這就是當代的文藝生態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講“守正創新”，“守正”是放在前面的，我們需要我們這個時代文化的創造力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審美，如果我們的審美能力都已經下降到水平面之下的話，何以來談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問題？文藝荒漠化還比較嚴重，希望每一次重大提議和重大決定都是一劑振奮精神的強心針。我們不能在周而復始中消耗青春，讓身邊的文學藝術界生態如此惡化下去。綜合治理體系的問題是當下確實要解決的問題，四中全會談到了這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手段與措施，我們應該結合現實，從制度自信中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從體系范圍之內來尋找協調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