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國慶節是新中國70周年華誕慶典日，全國人民都沉浸在喜悅之中。我腦際突然閃現出這樣一個念頭：假如路遙還健在，他也該是70歲了。面對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會有怎樣的感想呢？在國慶的游行隊伍中，我仿佛看到了孫少平、孫少安、田潤葉、孫蘭香、金秀、金波那些在《平凡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鮮活人物。

他活在億萬讀者的心中

2017年11月17日，路遙逝世25周年紀念日。1989年版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導演潘欣欣在延安舉行的“全國路遙學術研討會”上，講述了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在拍攝電視劇期間，路遙講自己在延川城關小學上學時特別喜歡看電影。當時縣城的電影院是露天電影院，他就和小伙伴們鉆下水道。有一次，電影院放映一部精彩的故事片，他卻無法通過下水道進場，因為他的頭被放映員死死地按到墻外。那一晚，他含著眼淚蹲在墻角聽電影。也就在那天晚上，他發誓要在此生寫一部電影……潘欣欣說，路遙講著講著聲音都哽咽了。這件事讓路遙播下了立志于文學創作的那粒種子。

路遙從少年時代有了朦朧的文學沖動，到1988年5月25日完成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走過了20多年的人生道路。《平凡的世界》從準備到創作完成用了6年。寫完《平凡的世界》時，路遙的實際年齡還不足39周歲。

這部小說最早叫《走向大世界》，一度改為《普通人的道路》，最后定稿為《平凡的世界》。路遙設定這部小說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萬字”，決心把這一禮物獻給“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路遙是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孫少安、孫少平兄弟等人的奮斗串聯起我國1975年到1985年十年間城鄉社會的巨大歷史變遷，書寫普通勞動者的生存、奮斗、情感與夢想，講述普通人的奮斗故事。

《平凡的世界》是路遙在現實主義風格下的理想主義表達，作品除了呈現出現實主義作品的各種特征外，更提供了使人向上向善的精神價值，而這種價值內核又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價值高度契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路遙作品能夠贏得億萬讀者的根本原因。好作家靠好作品來影響讀者——讀者通過對作品的閱讀，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獲得神奇的心靈暗示，產生強烈的情感與思想共鳴，這樣作品就自然影響到讀者了。從閱讀統計學的角度，這樣的觀點也可以得到支持。《平凡的世界》先后三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直接聽眾就達3億之眾；《平凡的世界》自首發以來，累計發行達1700萬套；那些鋪天蓋地的盜版書，更是無法計數。正如北宋時代“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一樣，《平凡的世界》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太大了。

因為在路遙母校延安大學任教以及負責路遙文學館，我結識了國內外眾多的路遙迷。他們的共同認識就是，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建構了一座文學燈塔，照亮了他們前行的道路。

陜西關中農村有位叫劉鑫的小伙子，在村子里建起了一個叫“黃土鄉舍”的“準鄉村文化沙龍”，他堅持每天用毛筆字謄寫《平凡的世界》片段，用關中方言朗誦并在微信朋友圈推送。他通過這種方式與路遙的許多粉絲建立了廣泛的聯系。

2017年2月13日晚，我在路遙文學館接待了中國南方幾所大學16位本科生組成的“高地游學”訪問團。他們都是在網上相約的，因為喜歡路遙，便在大正月天來到陜北游學。他們從電視連續劇《平凡的世界》中的“雙水村”的拍攝地出發，每天步行20公里，晚上找地方借宿，再花一個小時討論《平凡的世界》。十多天后，他們趕到延安拜謁路遙墓，參觀路遙文學館。對此，我非常感動。因為這些“90后”甚至是“00后”的大學生們，已經在路遙的作品中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精神資源。

2018年9月30日，曾以《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蜚聲華人圈的旅美華人作家周勵女士，從美國紐約不遠萬里來到延安，為的就是給路遙墓獻一束鮮花，表達長久以來的深深敬意。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只要是奮斗者，他們就一定會喜歡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而奮斗又是人類永恒的主題，時代雖然會變化，故事背景也會模糊，但《平凡的世界》中所傳達出的精神價值卻不會過時。路遙也會一直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億萬讀者的心中。

為路遙立傳是我生命的自覺

2015年元月初，一個寒風凜冽的冬日下午。我專門去位于延安大學文匯山的路遙墓，給路遙送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剛剛寄來的帶著油墨清香的《路遙傳》初版本樣書。

這些年里，許多朋友經常問我一個問題：“你為何要給路遙寫傳記？”我說：“因為路遙的人生影響了我的人生，為他立傳是我生命的自覺。”

回想與路遙交往的點點滴滴，我總有無限感慨。我“認識”路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面對面的交往卻是他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的1989年。我追隨路遙、為他立傳，其實可以找到無數條理由：我們是延川縣“一道川”的老鄉，我們是延川中學的校友，我青少年時代是位狂熱的文學青年，我的外祖父與路遙是“忘年交”，我又在路遙的大學母校延大文學院任教……然而，最大的動力來自我內心的精神需求。

記得那是1986年的冬天，正在京城求學的我騎著破單車跑遍了大半個北京城才在交道口的一家郵局買回一本刊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花城》雜志。

記得2007年的夏秋之際，我接受學校要求在最短時間內建成路遙文學館的任務，帶領團隊僅用兩個月時間就完成資料的收集，館舍的設計、裝修乃至布展任務。

當年整理路遙書信時，我發現他在1988年12月31日給《文學評論》雜志常務副主編蔡葵的信中這樣寫道：“六年來，我只和這部作品對話，我哭，我笑，旁若無人。當別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國這盤菜的時候，我并不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飯而害臊……”我頓時潸然淚下，無法自已！而今，人們可以說出“中國故事”“中國精神”“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力量”等一連串的語詞來，可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文化語境中，路遙就能這樣堅定地表達自己的藝術主張，這需要何等的智慧與勇氣！

寫到這里，我的耳畔又回響起路遙1991年在第三屆茅盾文學獎頒獎大會上的感言：“對于作家來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僅要接受當代眼光的評估，還要接受歷史眼光的審視。”是的，這清醒而冷靜的聲音已經穿越了二十多載歲月時空，它還將長久地回響。

（作者：厚夫，系延安大學文學院教授、路遙文學館館長，著有《路遙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