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話語體系是學術體系（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融合，學術是內涵，話語是表達，二者融為一體。學術話語體系有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不同，后者的繼承性、主體性、偏好性、局限性更強。中國學術話語體系能不能講好中國故事，能不能客觀、清晰、合理地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現實，能不能超越西方中心論、單線進化論，以世界眼光、中國經驗對全球學術話語體系創新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這是我們知識界需要認真回應的一個重大問題。姜義華的《中華文明的經脈》系統審視了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實踐體系，也深入反思了近代以來中國逐漸形成的新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實踐體系與話語體系，提出了中國學術話語體系重構的問題。

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最初按照日本學者構建的體系來審視中國歷史，后來又按照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來重構中國歷史，現在又用西方，特別是美國流行的那一套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等體系與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亦步亦趨跟著人家來解讀我們自己的歷史，缺乏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系統、獨立的研究。姜義華認為，從亞當·斯密、黑格爾到斯大林，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解釋，所秉持的都是一種以歐洲為中心的線性歷史觀，一種以歐洲近代以來全球擴張為整個思維基點的平面歷史觀。他強調，我們不能再用外國人對中國一鱗半爪、一知半解的認識和研究所形成的解釋，當成經典，當成普遍法則，當成思考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規范，人云亦云。

今日，中國現存的學術話語體系越來越制約中國的學術創新、社會發展、文化自信，亟需重構，但究竟應該如何重構？

首先，我們要對中國傳統的學術話語體系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認真的清理，合理的傳承，不能一味地批判、憎惡、厭棄。姜義華認為，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最根本的特征，是堅持以人而非以鬼神上帝為主體，以人道人事人倫日用而非以超越人世的彼岸世界為中心，以歷史經驗和實踐經驗為判斷是非的根本標準。中國的價值體系包括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核心的政治價值體系，以“以義制利，以道制欲”為核心的經濟價值體系，以“中為大本，和為達道”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體系，以“德施普也，天下文明”為核心的世界價值體系。中國傳統的制度體系是管理型制度體系，而非博弈型制度體系。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最大的特點，就是一直將人而不是神，將人的現實生活，人的社會交往、社會治理而不是將宗教信仰或將對物的崇拜放在整個知識體系、價值體系的核心地位。只有對中國傳統的學術話語體系有了全面、深入、真實的認識，我們才能更好地分辨是非，傳承其合理的成分，進而融合西方學術話語體系進行創新。

其次，我們要對西方學術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與近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形成與流變過程有一個全面、深入、客觀的理解與研究。鄭永年指出，西方的知識體系自16世紀之后開始得到發展，在18、19世紀得到長足進步，到20世紀基本完成。這個知識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宏大論述”基礎上的，而后才轉入微觀論述，而中國的知識體系并沒有經歷這一“宏大論述”過程，卻直接在西方的“宏大論述”基礎上進入微觀研究階段。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之所以能夠中國化，之所以能夠堅持不懈不斷創新，姜義華認為，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本質上與中國傳統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體系具有某種相通性。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堅持以現實的人、人與人的現實交往、人與人的實際關系為全部知識的出發點，堅持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堅持以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為人類全部活動的主體，這和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堅持以人為本、以群體的人為本、以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到國家直到天下的命運共同體為最高價值，很自然地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印證、相互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堅持實踐第一，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在實際生活那里開始實證的科學，這和中國傳統的實踐主義、經驗主義、歷史主義知識體系非常容易銜接和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是唯物辯證法，這和中國《易經》的“一陰一陽為之道”、《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和儒家倡導“中為大本，和為達道”的辯證思維相適應。對西方學術話語體系與國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都不能照搬照抄，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學術話語傳統、歷史脈絡、現實經驗、實踐需求、民眾訴求進行創新。

最后，我們要對中國本身與世界各種文明的歷史和現實有一個深刻、全面、系統的了解。尊重歷史，對本國歷史懷有溫情和敬意，同情與理解，對長期影響中國歷史的人物、制度與觀念不要輕易否定，而要深入發掘其存在的根基與合理性。也要認認真真研究全球的歷史與現實，研究世界各國的歷史脈絡與現實發展，研究世界各種文明的歷史脈絡、存在的歷史條件、合理性與發展現狀。在對中外歷史與現實進行全面、系統、深入了解的基礎上，自覺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