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與父母合影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像茹志鵑、王安憶母女二人同為當代重要小說家的例子，想來想去想不出之二。從我在大學期間聽當代文學課程時起，就是這樣，不過那時候母親茹志鵑似乎是重心，《百合花》是課堂上必講篇目，我也從圖書館借來《高高的白楊樹》讀了。而作為女兒的王安憶，彼時還是一位“新秀”，以成名作《雨，沙沙沙》被介紹到課堂上來。大學畢業我去做中學語文教師，《百合花》風采依舊，也是高中生必學的課文。但是到1985年我返回母校講授當代文學課程時，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盡管也還要講《百合花》，而談到茹志鵑，則增加了《剪輯錯了的故事》作為反思文學的一例，此時女兒王安憶的《小鮑莊》《三戀》已然后來居上，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標志性作品之一，課堂講授的重心也就漸漸傾向女兒這邊了。至于90年代以后，如同大家所熟知的那樣，母親從容淡出，女兒的園林則蔚為大觀，再也無法叫人忽視了。

我目睹這神奇的星云交替萬千氣象，其實內心里也一直保持著一份寧靜的好奇，拋開名聲、地位這些表面和世俗的因素，我真的很想有機會，聽一聽母親說說眼中的女兒，或女兒說說心中的母親。如此感性和私密性的口述“文學史”，一定會格外有些味道的吧？

現在，女兒開口了。2019年10月14日晚，在浙江工業大學屏峰校區圖書館報告廳，王安憶從母親的祖籍紹興說起，說到曾外祖父從紹興到杭州創業且在杭州普安街建起大宅院的往昔。而提及外公，王安憶則以“不爭氣”三個字形容，家業便是在外公手里“敗落”的，大宅院更是在1949年后搬入好多人，成了大雜院。母親出生在上海，那是因為家業敗落，不得不到上海投奔外婆的姐妹們，其實外婆祖籍在浙江南潯，姓龐，后來去了上海天祥里。

母親三歲時外婆就去世了，故而母親的經歷中有寄身于杭州的“孤兒院”一段，這是讓我感覺驚訝的。我只是通過《百合花》，猜測茹志鵑應該是軍人出身，現在聽王安憶介紹，才知道其母之所以有新四軍生活積累，乃是因為其大舅后來進了蘇北的新四軍部隊，母親茹志鵑不過是在走投無路時投奔大舅才神奇地成了新四軍。王安憶對母親的離家有“不能寄人籬下”的評語，且將母親的身世與張愛玲小說《多少恨》比較，認為就跟小說里寫的非常像。說到這里，王安憶提到母親留下的日記，流露出對這部日記的無限珍惜，甚至說：“連陳思和都有點不舍得給他看！”而出于種種原因，日記迄今沒有公開面世。

在王安憶看來，母親從來喜歡文學，有著“鳳凰山下讀紅樓”的回憶。在部隊里經歷了戰爭與和平，隨部隊過江，再后來進上海，這一切都蠻順利，然而世事難料，到了20世紀50年代，身為新四軍的父親因為說了“國家養不起國營劇團，需要個人劇團”這些話而遭遇頓挫。父親出身南洋華僑，性格大約是極為耿直的。這時候也是母親茹志鵑《百合花》發表的時期，幸有茅盾先生在文章里對《百合花》作了非常高的評價，才似乎扭轉了局面，不但是對母親本人的肯定，也幾乎是對全家的拯救。王安憶也由這個話題談到個人和時代關系，對母親寫作的“家務事，兒女情”也作了自己的思考。她談到了母親恢復寫作后的“自我平反”，也為母親后來的“不寫了”覺得“有點可惜”，而在她看來，母親這一代人，“他們的人性比我們深刻得多。”雖然這其中的確也有著一些“局限或命運”的問題。

講述母親生活經歷和小說寫作的同時，王安憶也不斷地穿插她自己對生活、對寫作的看法，最后也對在場幾位學生的提問作了積極的回應。比如她引述香港女作家黃碧云的話，提到“即便不寫小說，還要生活”這樣的觀點。也通過個人去臺灣訪問時，詩人痖弦對人細微的照拂，批評大陸男性的不懂規矩，或者所謂“沒有樣子”的那種傲慢無禮。又如談到80后這代作家，王安憶大度地表示“他們才是主流”。但她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認為“文學不是青春飯，需要長期積累，慢慢形成自己的形象”。對長篇小說，她覺得不宜輕易觸碰，甚至說長篇是個陷阱。而每種形式都有周期，小說的黃金期已過。有學生問到日記，王安憶回應說：日記是內心需要，不是寫給別人的，沒有價值。還談到自己當年作為知青在蘇北時“插隊生活很苦”，但是，“寫作使人愉快，是一種樂趣。”她以這樣一句話結束了那天的演講。或許從這句話里，讀者可以發現作為小說家的王安憶似乎永不懈怠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