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創辦于1949年10月25日，至今已過70周年。毛澤東主席應其第一任主編茅盾之請，為這一本國家級的刊物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人民文學》的工作人員，把毛主席的題詞看作是親切的信任和殷切的囑托，是辛勤的鼓舞和業績的標識。為實現更多好作品出世，盡心盡力，盡職盡責。

新中國成立70年間，作為惟一最高水平的文學期刊，她推出和扶持了我國第一批有實力、有潛力的作家和有分量、有特色的作品。改革開放以來，文苑百花爭艷。《人民文學》以其固有地位，保持并促進了我國文學創作的高水平和純品質。70年來，她一直是廣大讀者賞心悅目的文學園地，始終擔負著緊密聯系和廣泛團結全國作家、及時發現與扶持文學新人的使命，展示和推舉了諸多最新最美的文學篇章，以清純厚重的藝術成果，滿足廣大讀者諸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和美感享受。

1956年我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人民文學》，擔任京津和華北地區小說編輯。1975年雜志復刊后返回原崗位，1983年任副主編，直到1998年退休。除掉“文革”，在職33年，《人民文學》是我此生惟一的職場。她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我國文學扎實的進程和豐厚的業績。

在職期間，我結識了諸多作家，發出了一批作品。倍覺榮幸，感念殊深。我永遠不會忘記：1957年，從一般來稿中發現了李國文的《改選》；1958年，約到了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1959年，發出了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這之后，陸續收到名家新作：1960年，王汶石的《夏夜》；1961年，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1962年，汪曾祺的《羊舍一夕》；1963年，劉真的《長長的流水》；1964年下放勞動；1965年，王家斌的《聚鯨洋》；1976年，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經歷過了沙里淘金的初審階段，此后升職，擔負鑒別資質、規劃版面的復審、終審職責，很少再有機會跟作家直接交往了。

我之所以列舉當年經手的一些作品，意在以具體實例表明我國文學創作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都先見諸《人民文學》。在當代文學史上，她以獨特地位，堪稱最重要、最突出、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刊物。她是作者的搖籃，作家的家園，讀者的文苑，社會的畫卷。70年來，諸多初學作者和知名作家，以他們出類拔萃的智慧、膽識和藝術創造力，支撐裝點這一座高貴典雅的文學殿堂，經由文字描繪的形象畫圖，為國家、為時代展示并留存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現實生活優美而雄偉的面容身影和行進足跡。

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尤其是改革開放前夕，《人民文學》所發表的有分量、有特色的作品，曾被當作思想的啟蒙者和政治的風向標。1957年，對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爭相傳閱，議論紛紜。1977年，劉心武的《班主任》刊出，編輯部收到的讀者來信成百上千，紛紛表達讀后受到的啟發和鼓舞。那一時期，《人民文學》從業人員，從責任編輯到當值主編，明確認知，忠于職守，心靈默契不言而喻。我們奉獻給讀者的文學創作成果，應該是生活的情景，是社會的投影，是精神的結晶，是心靈的感應。為此，權衡作品藝術質量的輕重，才是稿件首選的前提和根基。這種心愿和實踐，作家和讀者應從刊物所發的作品中感應得到。

70年來，在相當范圍內和相應程度上，《人民文學》為我國的崢嶸歲月留下了壯麗的影像，為社會的壯闊發展提供了噴薄的能源。她曾撥動眾多讀者隱秘的心弦，她成為了文學知己親密的伙伴。她已經是了解社會面貌和生活狀態的見證，是觀賞中國歷史與現實的藝術畫卷。她是形象的社會檔案，是鮮明的生活鏡鑒，是親切的精神慰藉，是隱秘的心靈家園。值此創刊70周年，請信任她，愛護她，給她更多的支持、更大的援助。祝福她越辦越好，美輪美奐，繁花似錦，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