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十余年的文學編輯生活里，圍繞文學和作品，《十月》雜志創始人之一、編輯家張守仁和作家們接觸漸深，成為摯友、諍友，情誼深厚。如在與汪曾祺先生的交集中，他感受到的是一顆赤誠諧趣的純粹文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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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多年的編輯生涯中，面對有幾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賞的份兒，他們的文本嚴謹得不能動一個字，比如鄧拓、孫犁、汪曾祺。

閻綱兄是資深老編輯，春節期間我向他祝賀乙酉新年吉祥時談起這種職業經歷，他對我說，他編葉圣陶、老舍的稿子，也是這樣的感受。

自從拜讀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記事》后，我多次央請汪老給《十月》寫稿。我發現，就是蘿卜白菜，他也寫得異常精彩。我曾編發過他的一篇散文《蘿卜》。他從從容容，娓娓道來，談及高郵家鄉的楊花蘿卜、蘿卜絲餅如何好吃。說北京人用小蘿卜片汆羊肉湯，味道如何鮮美。他說一位臺灣地區的女作家訪問他，他親自下廚，給她端出一道干貝燉蘿卜，吃得她贊不絕口。說天津人吃蘿卜要喝熱茶，這是當地風俗。寫到四川沙汀的小說《淘金記》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蘿卜，吃得一家人臉上油光發亮。還提到愛倫堡小說里寫幾個藝術家吃蘿卜蘸奶油，喝伏特加，別有風味。還寫到他在美國愛荷華中心附近韓國人開的菜鋪里買到幾個“心里美”蘿卜，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開嘎嘣脆的“心里美”差遠了。他隨隨便便地寫下去，我饒有興味地讀下去。一直讀到“日本人愛吃蘿卜，好像是煮熟蘸醬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遺憾，嫌它太短了。讀完了，欣賞完了，也就編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頓的享受。

其實，在旅游途中或到外地講學或開筆會，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無拘無束神聊，更來勁。

記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們在馮牧率領下，組團去云南采風。我們在下關市游了洱海，參觀了蝴蝶泉，參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團為我們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會，回到賓館脫衣就寢。汪先生靠在床欄上神秘又得意地對我說，他寫過幾篇論述烹飪的文章，是《中國烹飪》雜志的特約撰稿人。他說他愛吃蘇北家鄉的醉螃蟹、上海的黃田螺、北京天橋的豆汁、天津的燴海羊（燴海參、螃蟹、羊肉）、昆明的過橋米線和汽鍋雞。他吃過蛇、穿山甲、老鼠干巴（肉絲）、炸蝗蟲、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農嘗百草似的，什么東西都想嘗一嘗。他認為名廚必須有豐富的想象力，不能墨守成規，要不斷創新，做出新菜、新味來。照著菜譜做菜，絕沒有出息。比如油條，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間嵌入拌有榨菜、蔥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鍋里煎，撈出來就特別好吃。這種菜不妨叫作“夾餡回鍋油條”，對此他要申請專利權。他稱贊香港有道菜做得別致，用冷布包住鴨肝，濾掉筋頭和粗糙部分，把鴨肝汁放入打碎的雞蛋里，這樣蒸出來的雞蛋羹味道極佳。

話說到這里，老人家更來了興致，坐直了身子告訴我，他有一次細看五代顧閎中所繪《韓熙載夜宴圖》，想瞅清畫面案幾上的碗碟里放的究竟是什么食物。用放大鏡看，有一只碗里，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顏色鮮紅，似乎是擺著幾個帶蒂的柿子；其余許多碗碟里盛的是什么菜肴、瓜果，就怎么也看不清了。他遍覽《東京夢華錄》等著作，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他仔細研究過元朝菜譜《飲膳正要》。他還考察過天壇祈年殿里每個皇帝神位前案桌上的祭器里擺放的黍、稷、稻、粱、蔬菜、肉類、酒類、瓜果等供品，從而研究明、清皇帝們的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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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對于食文化有研究、有實踐、有理論、有創造，是個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說他老師沈從文在新中國成立后是衣文化、服飾文化的權威，那么汪曾祺無疑是一流的食文化專家。

有一年我在《十月》上給汪老簽發過一個短篇小說《露水》，才三千多字。寫的是從高郵到揚州往返行駛的運河輪船上兩個藝人做露水夫妻賣藝的底層生活。從小說看，汪先生對小曲、唱詞、胡琴、通俗節目、蘇北一帶平民百姓的習俗相當熟悉。語言干凈得像用水洗過似的。讀了以后，如含橄欖，余味悠長。

汪老一輩子重視民間文化。他當過《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的編輯，與酷愛民間文藝的趙樹理共事過，整理過評書《程咬金賣柴筢》，寫過關于民歌的論文《讀民歌札記》。他在20世紀80年代發表的《我和民間文學》中告誡青年作家：“我認為，一個作家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民族特點，離開學習民間文學是絕對不行的。”他的小說都是以平淡的文風寫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這方面，他繼承了“五四”前后平民文學的思潮，將目光轉向絕大多數民眾，就是實踐一種走向民間的布衣精神。他的眾多作品的表現對象大都是民間的能工巧匠以及在封建禮教壓迫下命運悲慘的婦女，對他們表示出一種同情、善良、溫婉的情懷。

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鄉講學，因他喜跟我聊天，又讓我跟他同住在一起。講學后傍晚出去散步，我看見湖邊青郁濃密的蘆葦蕩，對汪老說：我不是京劇迷，但對您執筆寫的《沙家浜·智斗》中阿慶嫂那段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特別欣賞，銘記不忘。汪先生手里夾著一支煙，湊到嘴邊吸了一口，笑道：“你對這段唱詞別看得太認真。我在那里故意搞了一組數字游戲。‘銅壺煮三江’，是受到蘇東坡詩詞的啟發。其中‘人一走，茶就涼’，也是數字概念，它表示零。”

他這樣一講，更使我吃了一驚。我說：“沒有詩詞修養、舊學功夫，是寫不出這段唱詞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樣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寬闊的湖面，回憶著遙遠的童年，說：我祖父汪嘉勛是清朝末年的拔貢，特別寵愛我。從小就督促我握筆描紅、背古文。到了小學五年級他親自給我講《論語》，叫我多練毛筆字。祖父說：“你要耐心，把基礎打好了，夠你受用一輩子呢。”我小學高年級、初中寫的作文，老是被老師批“甲上”，作為范文在班上朗讀。我十三歲那年寫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見了嘆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老爺子見我有了長進，就贈我他收藏的幾本名貴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硯。

這時候，夕陽西下，晚霞染天，映照得湖面、蘆葦都紅了，連汪老原本黧黑的額頭也紅了。我說：“您祖父寵愛您，得到了他嚴格的言傳身教。”汪先生說：“我父親汪菊生也多才多藝。”走回賓館的路上，汪老懷念起他的父親來了。他說：“我父親汪菊生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胡琴拉得很好。我在小學演戲時，還叫父親去給我們伴奏呢。我父親手很巧，會糊風箏，會扎荷花燈。早年在南京讀中學時，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在校足球隊踢過后衛，做過撐竿跳高選手，并在江蘇省運動會上拿過冠軍。母親楊氏得肺病去世，那年我才三歲。母親死后父親用各種色紙親手給亡母做冥衣。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衣服做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辨出羊皮、狐皮。我父親還喜畫畫。畫友中有一個鐵橋和尚，是高郵善因寺的方丈。父親畫過一陣工筆花卉，用筆似乎仿效吳昌碩……”

我想：汪曾祺文好、字好、詩好，兼擅丹青，被人稱為當代最后一位文人作家，這是因為天資聰穎的他從小就受到了書香門第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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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在《七十抒懷》中寫道：“悠悠七十猶耽酒，唯覺登山步履遲。書畫蕭蕭余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我和汪老多年接觸中，發覺他嗜酒嗜煙。我對他日常生活愛好的概括是：“每飯不離酒，香煙常在手。”

汪先生愛喝酒。他十幾歲就和父親對坐飲酒。父親抽煙時拿出兩支，一支給兒子，一支給自己，真可謂“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一年在泰山筆會上，他寫字贈送給東道主，請與會者葉夢弄點酒來陪他喝，他說只有喝了酒，字才寫得好。葉夢聽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寫一幅字。喝著喝著汪老就寫了一大摞字。因此葉夢認為，汪老的字里，飄著濃濃的酒香。

那次到云南旅游采風，不論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并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鑒別酒的產地和質量。一瓶威士忌端上來，他嘗一嘗，就能品出是法國的還是美國的產品。到了玉溪卷煙廠，攀登紅塔山時，汪先生崴了腳，從此腳上敷了草藥，纏裹了繃帶，拄杖跛行。于是我攙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間，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纏著紗布的腳上，“足飲”起來。我感到納悶，問他：“您為什么不僅嘴喝，還讓腳喝呢？”他笑道：“這樣可以殺菌。”

汪先生的喝酒史上，有一樁軼事：20世紀40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西南聯大，他喝得爛醉，像個醉漢似的，昏坐在路邊。沈從文那天晚上從一地方演講回來，看見前邊有個人影，以為是個從淪陷區來的難民，生了病，不能動彈。走近一看，原來是他的學生汪曾祺喝醉了。他連忙叫了兩個學生攙扶著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處，給汪曾祺灌了好多釅茶，他才清醒過來。

汪曾祺小說、散文寫得好，詩、書、畫亦佳，是個修養深厚的文人。

在聯大，汪曾祺特愛聽聞一多講《楚辭》和唐詩。聞一多以魏晉人王孝伯語“痛飲酒、熟讀《楚辭》，乃可為名士”作開篇。汪曾祺是否受了魏晉風度的影響呢？醉酒路旁是一種失態，我不好意思問他。

我記得游星云湖、撫仙湖那天晚上，汪先生喝了酒，面色紅紫，容光煥發，呈微醺狀。額上的皺紋也就展開了，談話就多起來了。高洪波、李林棟、李迪、高偉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間里聽汪曾祺聊文學創作。汪先生說，早年他寫的作品，在半年之內大都能背出來。《沙家浜》劇本在打字過程中，有一場戲的稿子丟失了，打字員急得團團轉。他安慰她，叫她放心，坐在打字機旁，從該場戲第一個字一直背到最后一個字。之所以能背，他說是由于文章有內在的韻律。他對在座的年輕作家們說：要隨時隨地注意用精確語言描寫生活現象。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單看見一輛宣傳交通安全的車子，聽到車上喇叭里說：“橫穿馬路，不要低頭猛跑。”這句話不能增減一字。西四一個家具店，有修理棕床、出售椅子的業務。營業員在店前寫道：“本店修理舊棕床、出售新椅子。”只加了“新”“舊”二字，就增添了文學意味……

汪曾祺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邀請作演講，題目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由此可見他對語言的重視。汪先生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的魅力首先在于語言。在他的小說中，你會看到這樣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燈在上海的夜空燃燒著。”“馬兒嚴肅地咀嚼著草料。”他覺得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還認為不能把語言和思想內容剝離開，語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樣，從果肉內容上剝下來。

在我看來，汪曾祺除了大學時代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現代派文學有過某種短暫的心儀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詩里就說過：“有何思想？實近儒家。”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你從他的許多小說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對佛學也頗有研究。

因此可以說，儒、釋、道文化是汪曾祺思想血脈的三個源頭。像汪曾祺這種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愛的老頭兒，只能孕育于特定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環境以及西南聯大那樣特別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這是中國文壇的遺憾，但這是屬于歷史的、無法彌補的遺憾。

（《名作家記》張守仁/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