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年時間里，《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共推出了23期——我們從“一唱雄雞天下白”“敢教日月?lián)Q新天”的毛澤東詩詞開啟我們的文學記憶之旅，途中風景不斷變幻，經由激蕩人心的紅色經典，改革創(chuàng)新的新時期文學，百花齊放的新世紀文學，最終在抵達劉慈欣2010年完成出版的《三體》時暫告一段落——《三體》是關于未來的、宇宙的文學想象，這也意味著中國文學未來的開放性與無限可能性。

我們深知，這23部作品絕不可能囊括新中國燦若星河的文學經典，更不可能囊括每一位讀者難以磨滅的文學記憶。我們也深信，未來還將會有一部又一部文學作品載入國人的記憶。

從2010年至今，中國文學又走過了近十年光陰。十年間，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學界的成就有目共睹——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和第九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結束《新中國文學記憶》特刊之際，我們再請專家分別梳理近十年長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和散文領域的主要成就，以饗讀者。

近十年來，文學創(chuàng)作一方面在尋找新可能性，在變化中尋求新發(fā)展，另一方面，文學也有不變的東西，不變的是文學與現(xiàn)實密切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這個強大的傳統(tǒng)與百年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有關，與作家介入現(xiàn)實的情感要求有關，這同樣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學經驗的一部分。“中國經驗”不是一個流行的時尚概念，而是正在構成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不斷拓展的巨大的文學空間，不僅昭示了文學無限的可能性，更彰顯了它蓬勃強勁的生命力。

近十年來，我們經歷過兩次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這邊風景》、李佩甫的《生命冊》、金宇澄的《繁花》、蘇童的《黃雀記》和梁曉聲的《人世間》、徐懷中的《牽風記》、徐則臣的《北上》、陳彥的《主角》、李洱的《應物兄》，先后獲得第九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些作品，是近十年來文學的高端成果，因此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成就。對這些小說的評價，茅獎授獎詞給予了充分肯定，各種評論已經發(fā)表很多，這里不再贅述。茅獎每屆只評五部長篇小說，數(shù)量的限制，使很多優(yōu)秀的長篇小說不能獲獎，遺漏幾乎就是宿命性的。當然，獲獎是藝術成就的重要標志，但不是評價作品的唯一尺度。

縱觀近十年來的長篇小說，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水準，都更加紛繁和豐富。長篇小說最有影響力、成就最為突出的，還是鄉(xiāng)土文學。《創(chuàng)業(yè)史》《芙蓉鎮(zhèn)》《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白鹿原》等農村題材或新鄉(xiāng)土文學，成為當代文學成就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一傳統(tǒng)在近十年來理所當然地得到繼承，更讓深廣的鄉(xiāng)村社會生活內容得到空前廣闊的表達。其中引起很大反響的作品如關仁山的《麥河》、劉亮程的《鑿空》、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賈平凹的《帶燈》和《極花》、葛水平的《裸地》和《活水》、凡一平的《上嶺村的謀殺案》、格非的《望春風》、北村的《安慰書》、王兆軍的《把兄弟》、付秀瑩的《陌上》等，都是這一題材的重要作品。《麥河》以樂觀的姿態(tài)表達了對鄉(xiāng)村變革的期待，鸚鵡村在樂亭大鼓聲中其樂融融。《裸地》是葛水平的長篇處女作，小說講述了從清末民初到“土改”這一歷史時期山西省暴店鎮(zhèn)的移民史和蓋氏家族的興衰史。作品以一個家族的興衰和一個女人的命運變遷展示了太行山區(qū)的滄桑巨變，原生態(tài)地書寫了一個沒有方向感的農民的生命歷程，從一個側面表達了對生命內涵的理解。《活水》中的山神凹因申姓人家的到來有了人間氣息。作為精神飛地的山神廟，為山神凹人注入了天道揚善的價值觀，山神凹人便營造了一個有情有義的世界。世風代變，傳統(tǒng)觀念在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不斷瓦解，農民對土地依附根深蒂固，現(xiàn)代文明不可阻擋。“現(xiàn)代”帶來了進步和無限可能性，但也帶來了更復雜的未知性。小說以文學的方式表現(xiàn)了兩種文明的沖突，人物的生動性和細節(jié)的魅力動人心魄。《望春風》的寫作基本是“史傳”筆法，以寫人物為主。作家又不平均使用筆墨，這也正如《史記》的本紀、世家、列傳一樣。我們發(fā)現(xiàn)格非很難將他的鄉(xiāng)村結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他的記憶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書寫一個個鄉(xiāng)村人物，通過這些人物發(fā)現(xiàn)鄉(xiāng)村在今天的變化。因此，格非寫《望春風》，不是要解決鄉(xiāng)村中國變革的“問題”，他是要對他記憶中的鄉(xiāng)村做文學化的處理——努力寫出他的人物。這樣，《望春風》就有別于那些急切處理鄉(xiāng)村變革問題的作品。北村的《安慰書》既有現(xiàn)實關懷，又有審美理想；小說揭露了人性的貪嗔癡，也告知了貪嗔癡的因果報應。在小說講述方式上，北村延續(xù)了先鋒小說敘事的復雜和盎然興致。付秀瑩的《陌上》，以靜水流深的方式書寫了芳村緩慢而深刻的變化，她對鄉(xiāng)村生活場景和“風景”的書寫，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芳村終究不是過去的芳村，差序格局在芳村完全顛倒了。

近十年的長篇小說在抗戰(zhàn)這一重大題材上涌現(xiàn)了不少佳作。范穩(wěn)的《吾血吾土》、何頓的《黃埔四期》、宗璞的《北歸記》、胡學文的《血梅花》、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以不同的角度書寫了抗戰(zhàn)歷史。《北歸記》是《野葫蘆引》的收官之作，既是自敘傳也是大歷史。《人，或所有的士兵》，無論是觀念還是人物，都讓我們深感新奇和震驚。衡量和評價一部文學作品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它在文學史上為我們提供了哪些新的審美經驗，它是否塑造了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是否提供了新的價值觀。

賈平凹的《古爐》、吳亮的《朝霞》、肖亦農的《穹廬》、王安憶的《考工記》等，是對不同歷史內容的重新考量和書寫。《朝霞》是一部書寫革命時期的“歷史小說”，是一個先鋒文學批評家冒險的文體實驗，更是一個作家對一個歷史難題試圖做出個人闡釋的文學實踐。在《考工記》中，王安憶講述了另一個上海，人物傳奇與時代的風云際會躍然紙上。時代嬗變，人物成長，個中況味令人唏噓不已一言難盡。《穹廬》是一部史詩，是一部英雄傳奇，是一部宏偉的邊地書。《穹廬》有《江格爾》的文學血統(tǒng)，特別是布利亞特部族對祖國向往的章節(jié)或段落，動人心魄。它是一部充滿著濃郁的英雄主義色彩和愛國主義情懷的篇章。

新世情小說是近年來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學現(xiàn)象。在小說寫法日益求新的今天，一些作品敢于在形式上“回頭”，大膽啟用舊制，在舊小說的形式中表達對世道人心與日常生活和社會大變革的關系，這不僅使小說風生水起驚心動魄，而且深刻地表達了社會歷史內容。陳彥的《裝臺》、王松《爺?shù)臉s譽》等最有代表性。《裝臺》在正劇開戲之前，是處在藝術生產最末端的刁順子們在充滿人間煙火的環(huán)境中先期上演的人生大戲，這是表現(xiàn)窮苦人苦辣酸甜的戲。刁順子是近十年來較為成功的文學人物。《爺?shù)臉s譽》可以看作是家族小說，也可以看作是歷史小說；可以把它當作消遣娛樂的世情小說，也可以當作洞悉人性的嚴肅文學。“洞心戳目”，在新世情小說中得到了繼承并有新的發(fā)現(xiàn)。

近十年來的小說，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題材歸納的困難。我將這些難以歸納的作品概括為“邊緣題材”，作為臨時性的概念，只是為了評價的方便。這些作品有儲福金的《黑白·白之篇》、徐則臣的《耶路撒冷》、須一瓜的《太陽黑子》、東西《篡改的命》、嚴歌苓的《芳華》、石一楓的《借命而生》、張煒的《艾約堡秘史》、阿來的《云中記》等。通過上述簡短的描述，我們可以確信，長篇小說在近十年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當然，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顯然也存在問題。比如缺乏歷史感，這在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缺少成功的文學人物，是近十年來長篇小說最大的問題。我們可以記住很多小說，但我們很少能記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說就是要塑造文學人物的。缺少具有時代特征的青春形象，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大問題。文學沒有青春人物是不可想象的。從新文學肇始的“青年”“新青年”開始，百年中國文學一直矗立著青年形象。但近十年來，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有光彩的青春文學人物。重視并解決這樣幾個問題，我們未來的長篇小說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作者：孟繁華，系沈陽師范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