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藝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了14卷的《從維熙文集》，但收錄的從維熙的書信不多，第14卷《文學織夢》有從維熙給賈大山、張賢亮、陳染的書信3通。華夏天禧·墨箋樓2017年4月23至30日舉辦的“康濯、涂光群等名家舊藏書信文獻專場”，有從維熙給康濯的書信1通，不見于《從維熙文集》，節(jié)錄如下：

康濯同志：

您好！

《芙蓉》叢刊來我家時，曾托他給您帶去一封信。并帶去孫犁同志給我短篇選集寫的序，這些想您已經(jīng)收到了。昨天，作協(xié)文學講習所第五期開學（我被指定為輔導(dǎo)員）會上，“中青”出版社王維玲同志告訴我，我的中篇集決定五月發(fā)排，因此要我馬上給您寫信，把《序》寫來。

這個中篇集共收入四個中篇，《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和《泥濘》。《大墻下的紅玉蘭》發(fā)表后共收到八百多封讀者來信，比較一致地贊揚了這篇東西。《中國文學》已譯成英法兩種文字（全文）發(fā)行歐洲。目前，南斯拉夫譯者左拉娜同志，已譯成塞爾維亞文，即將在南斯拉夫出版。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池上貞子女士，最近給我來信，正準備譯成日文。這是《大墻下的紅玉蘭》發(fā)表后的一個概況。供您寫序時參考。

《第十個彈孔》發(fā)表后，《河北日報》《沈陽日報》亦全文轉(zhuǎn)載。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彩色故事片，“八一”可以與觀眾見面。

《杜鵑聲聲》發(fā)表于《新苑》。第四個中篇《泥濘》即將在《花城》第五期（今年五月）刊發(fā)。我已經(jīng)給《花城》去了信，要他們把校樣給您寄去一份。如尚未等到，估計已經(jīng)等不及了……《花城》來信，對小說拍手叫好，林墉同志停了個人畫展，為我趕畫了二十幅插圖。這，大概就是這個中篇小說的全部內(nèi)容了。約廿四、五萬字的樣子。“中青”是當今年重點出版物來抓的。康濯同志您見信后，望能在百忙之中，在月底前把序?qū)憗怼Ｎ页环萁o《北京文藝》或《十月》先發(fā)一下。（書至少要到年底才能出）

……

等著您的來信。

您的序先在《北京文藝》發(fā)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望指示。

問勉思同志好！祝您

身體健康！

維熙四月十四日上午匆匆

《大墻下的紅玉蘭》，刊于《收獲》1979年第2期，《中國文學》（英、法文版）1980年第4期譯載，獲1977—1980年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評論二等獎。《第十個彈孔》，刊于《十月》1979年第1期，《河北日報》1979年12月17日至1980年1月20日轉(zhuǎn)載。《杜鵑聲聲》，刊于《新苑》1979年第2期。《泥濘》，刊于《花城》1980年第5期。此外，從維熙與梁劍華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大墻下的紅玉蘭》，刊于《電影新作》1979年第6期。從維熙與艾水合作的電影文學劇本《第十個彈孔》，刊于《花城》1979年第3期，由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攝成彩色故事片，獲1980年文化部頒發(fā)的優(yōu)秀故事片獎。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了從維熙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內(nèi)含《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泥濘》4部中篇小說，書前有康濯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康濯在《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文末注明“一九八零四月三十日于長沙”，由此可知從維熙給康濯的信寫于1980年4月14日上午。

康濯的《從維熙中篇小說集序》，刊于《北京文藝》1980年第8期。在康濯看來，這四部中篇小說“盡管讀者對這四部中篇的反應(yīng)各不相同，但總的都是受到歡迎之作”，“從維熙現(xiàn)實主義的白玉蘭和浪漫主義的紅玉蘭，是會開得更多、更美、更艷麗的”。康濯還就讀者對《大墻下的紅玉蘭》的“異議”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以《大墻下的紅玉蘭》為例，有的讀者以為作品結(jié)尾頗嫌倉促，這可能不無道理，但作為藝術(shù)偏愛，完全允許作者保持不變。有的讀者以為作品中葛翎在那一景況下竟去摘取玉蘭花，并終于獻出生命，此種情節(jié)對于公安干部葛翎來說則顯然不合理，而帶有盲目冒險的性質(zhì)這一看法盡管合乎推理，我卻認為礙難同意。因為在葛翎當時的景況下，堅定不移和千方百計地要悼念周總理，就不能不帶有冒險性質(zhì)，但卻同盲目毫不相干，反倒恰恰是高度自覺的表現(xiàn)。葛翎終于獻身而去，他鮮紅的熱血染透了自自的玉蘭花。……這一鮮明的、具體的而又賦有象征性的形象，是多么強烈、引人，使我們永記不忘！而正是在這里，不又透露了作者從生活出發(fā)刻意創(chuàng)新的、亳不顯得矯揉造作的、革命浪漫主義的精神和手法么！”

關(guān)于從維熙與康濯的交游，從維熙在《一月的悲愴—文祭師友康濯》一文中有詳細的回憶，其中提到，“1953年時，我還是個年僅20歲的文學青年。新年伊始，我突然接到康濯同志一封來信，他信中說看到我發(fā)表在《天津日報》文藝周刊上的小說《七月雨》，想邀我去談?wù)劇Ｖ两襁€依稀記得，我讀這封來信時的誠惶誠恐的心情，這不是寫過名篇《我的兩家房東》的康濯同志的手跡嗎？一個聲名遐邇的作家、何以召見一個無名小卒？……我崇敬他，不僅僅是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他心窩藏有對年輕文學苗苗的厚愛。我和劉紹棠，是經(jīng)他推薦參加中國作協(xié)的。他對青年人的作品絕少挑剔，而是助其火焰的燃燒。在50年代文學星空中，文翁為數(shù)不少；但能主動充當伯樂并引兒馬蛋子馳騁文壇者，康濯同志是少數(shù)功績斐然中的一個。”

另外，關(guān)于《大墻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和《泥濘》這四部中篇小說，從維熙在1981年7月23日給木令耆（劉年玲）的信中坦言，“我的中篇小說，如《大墻下的紅玉蘭》、《泥濘》、《第十個彈孔〉、《杜鵑聲聲》，以及最近在《收獲》上發(fā)表的中篇《遺落海灘上的腳印》和即將在《芙蓉》和《東方》上發(fā)表的中篇小遠去的白帆》、《菊》等，都是悲劇性題材，而且小說內(nèi)容都寫了嚴酷的歷史生活真實（都是勞改隊中的各種人物），但字里行充滿了希冀和追求，就像您讀《泥濘》的開篇中作者自白詩那樣：‘把苦酒—潑在我們的身后；把甘露—灑在我們的前頭’”。關(guān)于《大墻下的紅玉蘭》，從維熙在1979年6月給孫犁的信中提到，“小說發(fā)表之后，收到了許多同志來信，比較一致地贊譽了這篇東西，這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和支持。荒煤同志讀完小說后，立刻打電話給‘北影’；‘北影’同志馬上給我往‘北影’（當時我在‘西影’改劇本）打來長途電話，表示愿意從小說直接分鏡頭拍攝《大墻下的紅玉蘭》。使我深受感動的是，許多讀了小說的同志，為葛翎這個人物默然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