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兄：

自那次中華書局新書發布會一聚，暌違有年。你忙，建樹日多。盡管我稍有閑暇，總歸不宜無事相擾。不過，疏于音問而未失卻惦念，每寓目兄文字，必讀來興味盎然。

暑前偶然從網上見到大作《從陸小曼說到川端康成》，這才知曉，拙文《陸小曼何故如此》刊后，兄對如何看待日記改動的問題頗存異議。承蒙寬宥，大作只點拙文篇目而隱了署名。兄異議發于2015年，已經過去數年，舊事本該一笑置之。被文友鼓動，說這個題目還挺有意思，那就再談談吧。

大作說到川端康成，他編“全集”時重讀往昔日記，讀后付之一炬。作家焚毀自己文字，當然有他的緣由和權利，讀者應該理解，亦當予以尊重，縱然會十分惋惜。銷毀日記的何止川端康成一人，中外皆不乏其例。誠如兄所感嘆，陸小曼“假如早早把日記燒了，反倒不會受這一通指責”。偏偏這位才女并未仿效川端康成，反之，非但沒有銷毀日記，更經一番精心整理，公之于眾了。而且刊印稿較之原件作了大量改動：有刪，有改，有添；而且大段地添寫，整“日”地添寫，這和川端康成的付丙，便完全兩碼事。莫說付丙，只要不公開出版，哪怕外人見過秘件，總歸無由置喙。事情是，既然面世，就不同于深藏心底或篋底，它已然屬社會存在，歸為天下公器。既成公器，世人評評點點，乃情理中事。讀者，尤其是學者，知曉日記改動，豈能視而無睹。以陸小曼特殊身份，研究徐志摩以至研究與他相關的人物，無不視陸的日記為重要史料，每加引證。她這一改，自然給學界造成誤導，添了亂。有些研究中疑點，據她日記原文本不難釋疑，卻因一番改動倒愈加地迷離。學人為明示真相，出版了《陸小曼未刊日記墨跡》，提供對照，實在不為無事生非。

陸小曼日記“墨跡”本的出版，兄不以為意，尤不贊成與改動了的出版本校讀。出發點似在大文第一段的開宗明義：“議論別人時，也是將心比心，并不要求他什么都拿出來供外人去談。此之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兄大概忽略了，陸小曼公開日記純然出于自愿，并無外界壓力。陸小曼生前還有若干文字可能沒有“拿出來”，自然不會有人強求她公開。既然“拿出來”了，并作如此大的改動，那么校讀一番，乃學人分內本職，無涉強施于人。不然，學術豈不多余。若說將心比心，既要比之陸小曼，也不能無顧學人。一方掩飾歪曲了史實，一方復原真相，雙方水火，必欲擇其一，該比哪一方之心呢？

大文引證鄭板橋、錢鍾書、張愛玲諸位，他們都不愿別人鉤沉輯佚自己的作品，這同樣不能和陸小曼日記一概而論。他們的詩歌、小說，屬不受真人真事約束的創作文字，不僅內容允許虛構（小說尤需虛構），為求藝術完美，文字、情節大可一改再改，此為通識。日記則不然，此種文本所以受人另眼相看，正是讀它之前有了預設，不是虛構，不能虛構。所有以真實為前提的文體，如書信、報道等等，無不循此原則，不容文學創作似的事后修改以損其真實性。因而我仍固守愚見：“名人日記，一經公諸社會，便具文獻性，影響深遠，出版者應該自覺地負起歷史責任感。”兄對此申言：“不太贊同一味強調文獻性、歷史責任感云云而不顧及人之常情。”那么這話可否反過來說，一味顧及人之常情而忽略文獻性、歷史責任感，不也有過么？兄進而問道，“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日記〕，為什么不能修訂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面目全非”云云，絲毫不顧日記的史料文獻性質，或走了偏鋒。愿僅一時矯枉的感憤而已，不便較真解讀它了。

作家成為研究對象，成為公眾人物乃至歷史人物，他公開的文字就不只是自己的事。作家盡可任意地修改，學者亦盡可研究他如何地改。兄用力甚勤的兩位作家，周作人和張愛玲，哪一位幸免了他（她）生前忌憚的心病。拾遺輯佚，甄別勘誤，乃學界常事，是研究作家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類似史學的發掘文獻，說不上體諒與否。但愿發掘不要流于“盜墓”，旨在“考古”也。若強求放棄此種正常學術工作，反有點兒“強”施于人吧。兄提倡，于日記主人“多少有一點體諒與小心”，這般仁愛心腸可敬可佩，只是須留意被誤會成道德綁架學術。做人理當仁愛，做學問則又當別論。再說，作家需要學者仁愛，學者也需要自由的學術環境。作家不愿全裸出鏡，難免遮遮掩掩；學者求真，勢必探幽尋秘，唯恐不能把作家看個通體透明。雙方意愿對立，緣自他們社會角色的分別，欲兩邊無礙，無異矛與盾。舍作家意愿就學者本職，或是理性的選擇。其實談不到選不選，事實是作家無奈學者，無論是人為或人情，都攔不住的。

魯迅、許廣平魚雁往來結集為《兩地書》，付梓時魯迅也改動了。兄援引文豪，證明日記、書信可以改動仿佛非常有力。魯迅改得，陸小曼改不得么！不宜拿阿Q的邏輯說事。兩者依舊未可同日而語，陸小曼的改動，多處、大篇幅，甚至整篇；魯迅修改篇幅有限，大體保存了原貌。何況，“兩地書”往來到后期，寫信人已有日后出版它的意思。就此而言，看作書信體作品亦未嘗不可，有點近乎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就包含了一點點改動理由。兄于周作人研究碩果累累，在你引述的《周作人書信》序里，他不回避對于《兩地書》的微詞。在另一處，周作人話說得很重：“近又聞（魯迅）將刊行情書集，則幾乎喪失理性矣。”八十年代海嬰遵母囑，于許廣平身后出版了《兩地書》原信《魯迅景宋通信集》，聲明“沒有刪去一封、一段、一字”，連當年魯迅手稿里的筆誤、錯字，仍舊依誤依錯地排印。許氏母子精神委實令人崇敬。無疑，海嬰付梓的“通信集”，較之初版《兩地書》，更有助準確認識魯迅夫婦。

為了替陸小曼改動日記進一步辯解，兄又言：“日記和書信即便原封不動，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實。”意思好像是，它們本來未必絕對真實，改動改動何妨。出于書寫者種種心態，不很真實的日記、書信確實存在，或言不由衷，或所述有悖事情。但不能因此就給改動開綠燈。古人云，“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何苦為史料失真推波助瀾。說到底，哪怕全部真實的史料也不敢保證完全復原某段歷史本相。問題在，引證一則虛假史料，必定相應背離真實更遠了一步。兄曾經反感某部得到好評的傳記作品，指其“多半出于虛構”。陸小曼改動日記比之這部虛構的自傳，五十步與百步耳。

兄素來十分注重史料，致李君維信透露，你編印的《知堂回想錄》，據原稿校核香港先已出版的此著，發現港版“刪、改有兩三千處之多”，一一加以補正，堪為出版物范例。以兄在學界聲譽，我擔心尊作給那些肆意改動日記、書信的人鳴鑼開道，使他們在失真路上有恃無恐。這不為多慮。由陸小曼改動日記，聯想到現代文學史料的良莠不齊。業已發表、出版的日記，像陸小曼這么出格地刪削、改動、添加，畢竟少見。然而，本人、親屬、門生、同道、友好撰寫的自傳、回憶錄，紀念文章，這些紀實性文字，因社會環境制約，人際關系顧忌，個人情感左右，文字有所避諱，有所夸大，取舍失當，其失真程度不難想象。面對浩如煙海的史料，多多少少的失真，訂錯補正，去偽存真，是一項現代文學研究不可跳過的艱巨的學術工程。已見學人付出努力，不久前出版的《近代日記書信叢考》（張偉著）頗受歡迎。

至于陸小曼整理出版的日記似可看作“二度寫作”，二度便蘊含雙重信息。捉摸它改寫了什么，何以這么改寫，改寫造成何種影響，等等，探索這些問題，定能別出成果。那是一個有意味話題，留待另外討論。

寫得不短了，打住。言不盡興，詞不達意，徒喚奈何。祈不吝再予賜教。信奉兄數年前的郵箱，已棄用此郵箱的話，不能達覽，抱憾之至。順頌體著雙祺！

弟 學勇 上201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