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長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很早就愛上了文學，沒有任何朋友，也沒有什么文學的圈子。上高中時，我一位同學知道我愛好文學，很神秘地說要送我書。我將信將疑，翻山越嶺十多公里到他家。他從床下拉出一個木頭箱子，百寶箱一樣，有近十本中國現代作家作品集，其中就有《馮至詩文選》。我一讀感到很驚訝，每一句都寫到我心里去，就像我自己要寫的東西他早就寫出來了，而且寫得這么好，帶著一種令人戰栗的力量。在我中學時代，整整三年，我反復讀馮至，比如周末回家的路上，眼看四下無人，我便掏出《馮至詩文選》，放聲背誦。回想我的青春時代，就是馮至的詩和其他人的詩，在鄉村寂寞的公路上回蕩。馮至早期的詩歌帶著寂寞、憂郁、深沉的抒情性，他的長篇敘事詩也帶著很深沉的抒情音調，它們伴隨了我的青春時代。

這是我和馮至的因緣，可以說他是第一個喚醒了我的詩人，對我具有最初的啟蒙意義。我也慶幸在我的中學時代我就遇上了馮至。

我是1977級大學生，后來通過高考進入大學。武漢大學中文系那一屆60多個學生，將近一半都寫詩，大家懷著巨大的饑餓感撲向了文學。那是一個富有詩歌沖動、精神訴求的年代，恰好在那個饑餓的年代，馮至再次來到了我們中間。

這次我們讀的是馮至翻譯的里爾克，從袁可嘉等人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讀到的。我們那一代，人手一冊這本書，是一次重要的現代主義的洗禮。所以我們與里爾克的相遇是通過馮至，是與“馮至的里爾克”相遇。馮至的里爾克也可以說是兩個詩歌靈魂的融合。比如馮至翻譯的里爾克《秋日》，我一讀，就感到我自己的未來都展現在我的面前。偉大的詩人提供的不單是幾首好詩，而且是對我們的一生都極其重要的東西。上世紀80年代有個說法叫“詩歌精神”，從馮至翻譯的里爾克那里，我們真正體會到何謂“詩歌精神”。

二

馮至翻譯的里爾克的詩論，對我也太重要，促使我還有很多人詩歌觀的轉變。以前我們愛好文學，但我們讀得太龐雜，我們的詩歌觀基本上還是浪漫主義的抒情。上世紀80年代最響亮的一句話也叫“思考與抒情”。但里爾克說“詩歌不能寫得太早，我們要采集人生的精華與要義，才能寫出那么十行好詩。詩不是情感，情感太多了，詩是經驗。為了一首詩，我們必須觀看，只觀看還不行，還要忘記，還要等著它回來，成為我身內的血、我們的目光、我們的姿態，在一個稀有的罕見的時刻脫穎而出”。這還是我當時記住的一些話。我很受震撼，從此我知道我該寫什么樣的詩了。馮至翻譯的里爾克促使我本人和我們那一代人，把我們的創作重新建立在一個更深刻的基礎上。

三

《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我上大學時只讀了第一封信，但對我非常重要。里爾克非常誠懇地和一位年輕詩人對話，把他最深刻的經驗跟他分享，他說你不要問我，要問你自己，怎么問？要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問，我必須寫嗎？你要從你自己那里挖出一個深的答復。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就承擔起你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命運，承擔起它的重負和偉大。這都是我當年背誦的，很多東西我后來忘掉了，但是這些話永遠在我的生命中回響，給當時的我，一個剛剛走上文學道路的年輕詩人，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第一封信還有很多內容，比如里爾克告誡說“不要寫愛情詩”，我就聽了。那時候包括我的一些同學都寫愛情詩，很酸的、老套的那種，我本來就不喜歡，讀到里爾克說不要寫愛情詩，太好了，從此我就身體力行。“不要寫愛情詩”并不是說不需要愛，但要更內在，進入更深沉、廣大的生命領域。

里爾克可以說是我們需要終生來閱讀的詩人。有些詩人我是不允許別人在我面前說他們壞話的，可以說我的壞話，但不要說我熱愛的這些詩人的壞話。中國現代詩人中，我最熱愛的詩人，一位是馮至，另外一位就是穆旦。尤其是穆旦，在我看來不僅是悲劇性的、也是圣徒般的詩人。

回到馮至翻譯的里爾克，里爾克需要我們終生去閱讀，也是難以為我們所窮盡的詩人。里爾克早期的詩也受過浪漫主義影響，比較感傷、空泛，所以羅丹告誡里爾克，你要去學會觀察事物，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教導，他聽從了，后來他寫出了《豹》，學會了觀看。不僅是學會觀看“物”，像海德格爾哲學性地所表述的那樣，一個詩人還要“進入大地”。但這還不夠，我覺得里爾克后期還有一次轉變，那就是“把大地提升為心靈”，這是一個更艱巨的歷程。

馮至不僅經歷和里爾克非常接近，精神上也非常契合。比如他對藝術的真誠、虔誠等。新詩誕生時出現了很多詩人，像徐志摩、郭沫若等等，魯迅為何偏偏鐘愛馮至？馮至非常低調，他從來沒有提及魯迅評價他是“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情詩人”，他很謙卑，因為他知道什么才是偉大的藝術，有更高的尺度在那里。所以他第二本詩集出版后，他干脆把他的詩歌創作放下來了，他可能還沒準備好，還要深化自己，沉默、忍耐就是一切。所以他一封一封地翻譯里爾克的十封信。馮至并不是一個職業翻譯家，他完全為了他個人的愛、心靈的需要來翻譯，非常投入。我重讀《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時，可以感覺到每一句、每一個字詞都帶著馮至先生深刻的共鳴和體溫，這是其他翻譯家無法達到的。你讀他的信，你感覺里爾克就坐在你旁邊，對你談話，那種感覺，那種聲調，那種親密感、誠懇感等等。馮至在他留學海德堡期間就深受里爾克的影響，他要準備好自己，直到有一個豁然貫通的時刻到來。現在看來馮至是幸運的，他終于等到這樣的時刻，1941年，一下子寫出了27首十四行，完成了他創作風格的轉變。這27首十四行與他早期的青春抒情完全不一樣了，他的創作建立在了一個更深刻更堅實的基礎上，他也由此完成了對存在的敞開，充實而有光輝。

馮至還寫有兩篇關于里爾克的重要文章，一是1936年寫的一篇《里爾克——詩人十周年忌日作》。讀了里爾克，馮至就感到他研究的德國18世紀的浪漫派也有問題，這些詩人在那個年代后來都停止了，他們只有青年，而沒有中年，更不用說白發的完成。但里爾克的中年有一個意志產生，在馮至中年，顯然也有一個意志的產生，沒有從生命中產生的這個意志，就不可能有他后來的十四行詩集的誕生。

另一篇是1943年他在昆明寫的《工作而等待》。這篇文章是從卞之琳翻譯的奧登開始談起，后來更多談到里爾克。卞之琳翻譯的奧登也是獻給里爾克的一首詩，因為奧登在中國戰場感到非常絕望沮喪，他把目光投向了遙遠的瑞士的穆佐城堡，在那，里爾克工作而等待，經過了十年的沉默，最后一舉完成了自己。奧登創造了一個神話，以藝術家個人的信念對抗歷史的暴力，這對當時穆旦、馮至、卞之琳他們都非常有激勵。馮至在這篇文章中還引了一句里爾克的詩，這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銘：“他們要開花，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這叫作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這對我一生都無比重要，甚至我在今天還這樣要求自己：“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四

馮至的十四行集出來之后，朱自清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詩與哲理》，他非常稱贊馮至，從哲理的角度來讀。我不是特別認同這樣一個角度。十四行集當然可以上升到哲學的角度來解讀，但是哲理詩并不是馮至的目標，馮至的目標就是那種里爾克式的“存在之詩”，這才是馮至的目標。為什么歌德、里爾克和歐洲的其他哲學家，包括丹麥的克爾凱郭爾，對馮至非常重要？他們的影響，是對生命全身心的震蕩、深化，也是照亮和提升。早年我讀馮至的《蛇》，感到很驚異，尤其蛇這個大膽新奇的比喻。寂寞從來是中國古詩的一個主題，但是用一條安靜無言的蛇來比喻自己深深的寂寞，中國文學史馮至是第一。蛻變的隱喻，這正是從歌德那里來，馮至從歌德那里得到了很多東西，學到了生命的哲學，比如生命就是一場蛻變，要經過生生死死才能脫穎而出。他的十四行詩充滿了這種隱喻，蠶、蛇、樹木，生長成熟等等。

有一次，我陪日本漢學家佐藤普美子女士一起去拜謁馮至先生的墓地，在香山南邊一個墓園。馮至這么杰出的現代詩人，他的墓碑上根本沒有“詩人”這個字眼，就是“馮至教授”。這讓我深受震動，他把詩和詩人看得非常神圣，他不想輕易就擔當起詩人之名。現在看來，這種精神貫穿了馮至先生的一生。

就這本書信集本身而言，《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可以說是一部人生和藝術的啟示錄，每讀一遍都會受到一些啟示和感悟，甚至每一句都耐人尋味。有時候你要停下來，因為每一句都值得反復思量。這是一個豐富的人生和藝術的啟示錄，不單是人生，也不單是藝術，兩者完全不可分離。

里爾克的對象就是一個年輕詩人，帶著人生和藝術的很多困惑，向他求教，把他視為一個朋友或者精神導師，但是里爾克沒有導師的感覺，非常誠懇地一起來分享對人生、對藝術的經驗。我們看到現在有些年輕人，包括學院里面的，都把一些時髦名詞掛在嘴上，像口頭禪一樣。當學徒可能都是這樣，但是要跨越、走出這個學徒期。人生和藝術是不可分離的，這也是馮至和里爾克的一個交會點。

馮至的詩歌道路，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求真，是追求真、追求信仰。這可能也來自歌德，歌德自傳就叫《詩與真》，這是一個更重要、更根本的命題，涉及人生，也涉及藝術，沒有這個真，你的藝術是無法成立的，在歷史上是站不住的，不可能。我們現在有些方面很混亂，追求表面的東西。但里爾克講，要在自己的內心挖出一個深的答復。你面對你自己了嗎？如果沒有挖出一個深的答復，你的藝術是免談的，是站不住的。你不考慮地基的問題，再蓋高樓有什么意義？8月份我和一些青年詩人也談到這個問題，年輕的詩人都很有技巧，講究修辭，但有些根本的東西可能被他們忽視了。我引了策蘭的一句話，“只有真實的手寫真實的詩”，你再有技巧，但不是一只真實的手寫的，會有生命力嗎？我這么一說他們可能受到一些震動。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歌德、里爾克、策蘭、馮至一直在告訴我們：要用真實的手來寫真實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