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日前，廣東重大現(xiàn)實與歷史題材扶持項目簽約儀式暨全省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推進會在穗舉行，廣東進入了打造“文學重器”加速期這一信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廣東文學界如何以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為抓手，孕育出一批新時代嶺南文學代表作，推動廣東文學事業(yè)異軍突起，進一步實現(xiàn)繁榮發(fā)展、走在前列？著名文藝評論家、廣東財經(jīng)大學教授江冰應邀撰寫了評論文章，分享其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

眾所周知，長篇小說因其篇幅長、容量大、情節(jié)復雜、人物眾多、結構宏偉等特點，在各個文學體裁中一直備受重視，其中的優(yōu)秀作品更是被譽為“時代的百科全書”，文學界之“重器”。經(jīng)典的長篇小說中外皆有，例如中國文學的四大古典名著，《紅樓夢》堪稱藝術頂峰。再如外國文學巨匠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作品，其長篇小說多為鴻篇巨制，善于全方位地描寫人類現(xiàn)實社會，而且?guī)缀醵际恰扒迕魃虾訄D”式的全景描述，與中國的《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構成一種呼應。

自進入20世紀以來，長篇小說這一文體在世界范圍內(nèi)明顯呈現(xiàn)出“由高向低”“由大向小”“由寬向窄”的藝術發(fā)展趨勢，這一趨勢集中體現(xiàn)在所謂“小長篇”紛至沓來、精彩紛呈。在我的閱讀視野中，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就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案例。這部作品通過一個中年醫(yī)生的視角，以他與幾個女人的情感關系作為敘述表層，由此帶出了20世紀60年代東歐劇變的浩蕩歷史背景。同時，作品中還探討了個體生命的“輕與重”的問題，耐人尋味。卡夫卡的《城堡》幾乎就是一個人的精神漫游。在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中，同一個故事主題以不同形式講述了四遍，形成了極富個人色彩的復調(diào)敘事結構。海明威的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屬于自傳體，嚴格意義上來說，亦有別于古典文學的宏大結構。

回到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中的佼佼者，幾乎都是帶有鮮明地域和時代色彩、藝術個性獨樹一幟的佳作。賈平凹的長篇《秦腔》系列，基本上緊跟中國鄉(xiāng)鎮(zhèn)發(fā)展主線展開，敘述方式自成一派，洋溢著濃郁的陜南地域文化風情。韓少功的長篇一直在探索個人敘事風格，《馬橋詞典》就是一個標志性的產(chǎn)物。莫言的小說《豐乳肥臀》相對來說要寬闊一些，作品結構借鑒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生死輪回”，以一種變形、荒誕的手法，展示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蛻變以及中國農(nóng)民樂觀、堅韌的天性。劉震云的長篇則比較宏大開闊、人物眾多。女作家方方的長篇《武昌城》寫得氣魄雄偉，再現(xiàn)了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烽火歲月，以及人在戰(zhàn)爭中所經(jīng)歷的成長、毀滅和重生。其實，她的中篇小說給人的印象更深：表層鮮活生動，深層抽象深刻，寓意深遠。王安憶長篇小說亦頗為高產(chǎn)，《長恨歌》人物不多，借一個女主人公“錦繡煙塵”式的傳奇一生，描繪出一幅迷人又滄桑的都市長卷。近作《考工記》再一次將個人的命運乖蹇與上海的前世今生緊密相連，細膩地表現(xiàn)了人與城市之間千絲萬縷的精神聯(lián)系，表達一個文學家書寫歷史的雄心。王安憶巧妙地把握個人視覺，對上海城市歷史進行觀照，這種以小見大、一葉窺秋的方式，可謂細致入微、惟妙惟肖。

但無論長篇小說怎么變化，依然有自己一以貫之的文體特征。作家莫言曾經(jīng)言之鑿鑿地宣稱，要捍衛(wèi)長篇小說的尊嚴，即長度、密度、難度——可謂深得文體奧秘。參照上述中外長篇小說文體發(fā)展背景，廣東長篇小說要進一步實現(xiàn)突破，有兩個藝術空間亟待拓展和提升。

第一，講好廣東故事、中國故事，需要進一步重視藝術技巧。所謂“講好中國故事”并非易事，“講”是動詞，“好”為程度。寫作需要讀者，讀者正在發(fā)生變化，尤其青年讀者深受圖像時代與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影響。因此，作家需要有針對性地研究文本，認真思考傳播途徑方式的改變對文體帶來的影響，高度重視今日讀者的訴求。一部長篇小說如何才能取得良好的藝術效果？我以為要緊的就是注重語言藝術各方面的技巧。

例如，廣東作家張欣在長篇小說領域筆耕不斷，每隔二三年就有一部長篇面世。她的長篇之所以常年擁有一批穩(wěn)定讀者，除了以廣州生活為背景、以都市女性為主角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語言精致，故事結構精巧，人物刻畫傳神，充滿地道的嶺南生活氣息，文本始終保持著對于讀者的閱讀誘惑力。鮑十的《島紀事》也是具有小長篇架構，人物不多，情節(jié)不復雜，但表層敘事與深層敘事的交織把握得比較成功，在處理時代記憶方面，運用了西方現(xiàn)代派的一些手法，有其獨到之處。對于50后、60后作家來說，長篇小說作品是否具有較為濃厚的哲學意味，以及由具象向抽象升華的潛力，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考驗。《紅樓夢》之所以成為古典文學時代的巔峰之作，不僅因其行云流水、文采斐然的語言造詣，更因其在深層敘事中體現(xiàn)出了作者對于人類社會和個體生命的“現(xiàn)代性”追問，這使得作品具有了超越時空、經(jīng)久不衰的閱讀魅力。

再比如文本的節(jié)奏問題。目前廣東有一批長篇小說屬于鄉(xiāng)鎮(zhèn)生活類型，部分作品質(zhì)樸清新，飽含懷舊深情，但在語言文本上還存在著節(jié)奏滯遲、表現(xiàn)手法較為陳舊等問題，入戲比較慢，文筆相對有些拖沓。這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即作品的深度與激情。原本需要“長度、密度、深度”的長篇小說，若缺少足夠的復雜與深度、激情與變化，若作家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作才情不能進一步得到激發(fā)和釋放，是很難達到一定的藝術高度的。

第二，進一步凸顯地域文化個性，是廣東文學“走出去”的有效路徑。網(wǎng)絡作家阿菩的新作《十三行·崛起》，我將其視作廣東本土文學的一個重要突破。這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與廣州晚清歷史文化相關的重要事件、本土人物，適當運用粵語方言，增強了本土文化氣息。小說的謀篇、布局、造勢，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場，作品中對商道的闡釋和對商戰(zhàn)細節(jié)的經(jīng)營，乃至晚清羊城生活氛圍、潮汕閩南民俗的渲染，均可圈可點。然即便如此用心，仍稍嫌不足。我寧愿相信，阿菩只是小試牛刀，《十三行》續(xù)集還有錦繡文章，還可大展手腳。我以為，可用閑筆表達嶺南文化之容光煥發(fā)獨到之處，并水乳交融地帶入作品。

廣東的本土文化——從藝術、物象，到民俗、商道，再到信仰、精神，并非傳說中的“過不了珠江”，而是我們的作家、藝術家，包括評論家，能否有精彩的描述與傳達，從而征服廣大讀者。當然，作家必須要有高度的本土文化自覺，要以熱愛與自信作為前提。

再比如客家文化符號表達。“要問客家來何處，客家來自黃河邊；要問客家居何處，逢山有客客居山”。客家文化符號與遷徙相關，歷史上的客家先輩千里跋涉，遠道而來，風塵仆仆，疲憊不堪，背井離鄉(xiāng)，尋找新的家園，已是艱難，要在他鄉(xiāng)競爭中獲得生產(chǎn)資源、科舉機會、生存空間，又談何容易？這種生存狀態(tài)造就了大山圍屋這種極有審美價值和族群個性的生活環(huán)境與建筑，還有日常生活中的釀豆腐、鹽焗雞、醃面、土豬肉湯、客家娘酒……所有這些均可成為作家筆下審美升華、開掘鄉(xiāng)愁深層文化意義之載體。

總而言之，廣東本土文學在今天如何吸引年輕讀者，長篇小說的文本傳播和符號學傳播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課題。有人說：一個作家首先要拼生活，其次拼技巧，最后拼人生感悟。廣東的小說家大多對生活有著豐富的積累，對廣東社會有著長期的觀察，期望他們開闊視野，博采眾長，進一步把握處理好藝術作品表層敘事與深層敘事之間相輔相成的微妙關系，同時花大力氣反復琢磨文本藝術表達的多種方式，齊心協(xié)力，助推新時代的廣東文學更上一層樓，獲得更多讀者的關注和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