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過去了，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幽靈，并沒有隱入歷史的荒塚。“他的學理到處流傳，這對他的骨灰倒是一種慰安。”（拜倫）漫步在故居的林蔭小道，我從內心點起崇敬的香燭，紀念這位志在求真的一代宗師。

和同時代人相比，陳寅恪先生的著作并不算多，但有很強的精神魅力。可以說，金明館的產品，史有詩心（想象力），詩有史筆（判斷力），耐人讀，耐人想，耐人叩寂寞以求音。三聯版的《陳寅恪集》，既是文集又是像集，精編精制，為讀者開啟了讀其書思其人的方便法門，功德無量。我是晚生后學，盡管讀過他的書，聽過他的課，但領悟甚淺，對其淵深的學理，無力闡發，徒嘆奈何。幸好老先生早已夫子自道，金玉之言，落地有聲。我就當個不才的“文抄生”吧，庶幾免交白卷，見笑大方。

按個人直觀的認知，陳寅恪先生的學理，包含理念和理路，抽象與具體兼而有之。早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他已經和盤托出了，照錄如后。其一，《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9年）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其二，《王靜安先生遺書序》（1934年）以三目概括治學之軌則：“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如果簡化上面的引文，似乎可以說：“脫俗求真”是一個理念，“互證、互補、互參”是三條理路。那么，陳寅恪的學理，就兼有導向性和可行性了。他的一家之言，足供大家共享，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從學術實踐來看，陳寅恪先生提出的兩項主張，即“預流”和“發覆”，猶如“彩鳳雙翼飛”，缺一不可。他在《敦煌劫余錄序》（1930年）中寫道：“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個著名的“預流”說，為“閉門造車”的陋儒敲起警鐘，有力地促進了“敦煌學”在我國的發展。他本人也身體力行，貢獻了一批相關論著，如《蓮花色尼出家姻緣跋》。至于在學術研究中應當發覆和如何發覆，則無論早年問世之作還是晚年撰寫的《柳如是別傳》，陳先生都現身說法，不同程度地顛覆俗見和舊說，產生了“于無聲處聽驚雷”的效應。像這樣雙向治學，非高手不能左右逢源。試問“預流”和“發覆”孰重孰輕，“雙翼”不是有主翼、輔翼之分么？比較而言，新材料的發現可遇不可求，治學之士不能停工待“料”，其工作的常規狀態只能是“溫故知新”，即從舊材料（傳世的史籍、詩文、碑銘、檔案）找新問題，對舊事物作新解釋，從而達到突破和超越，在“鉆故紙堆”中化腐為奇，這也同樣是“古今學術史之通義”。可惜，此義若明若晦，以致陳寅恪“發覆”名篇《支愍度學說考》雖創獲甚多卻不入時眼，似乎已被忘卻了。說到這里，不禁想起蘇軾《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詩》中的話：“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如果將這個“東坡問”套在陳寅恪身上，該作何解？看來，各顯神通是一回事，神理相通又是一回事，非我所宜插嘴，還是留待“后世相知”去解答吧。

陳寅恪先生是純正學人，遠離朝市，拒絕媚俗，一輩子讀書、教書、寫書，不負文化之托命。他的重大關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滯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現世功利。作為一代宗師，其脫俗求真的表現形式，難免“菩薩低眉”與“金剛怒目”共存，這是沒有什么可怪的。面對陳寅恪的精神史，切莫隨意浮想，作出非學人化的解釋。盡管他的某些撰述有沉痛的身世感，像清初陸崑曾說的那樣：“言之所及在古，心之所傷在今。”對此，后人“應具瞭解之同情”！

2019年8月18日，盛暑中寫于廣州中山大學。時距修讀《元白詩證史》，已六十三年矣。舉首回望，有感于學緣淺、教澤深，施多報少，愧對陳門，尤其愧對“文盲叟”的形象。現就記憶之所及，敬集先生佳句，于忌辰之日重溫“聞道”之言：

讀書不肯為人忙，自家公案自家參。從今飽吃南州飯，老來事業未荒唐。

（本文系作者2019年10月12日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主辦的“陳寅恪與近代中國的學術與思想——紀念陳寅恪先生逝世5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