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虛構與真實——中外作家交流研討會在魯迅文學院舉行

11月12日，由魯迅文學院主辦的“敘述：虛構與真實——中外作家交流研討會”在京舉行，這是魯迅文學院第五屆國際寫作計劃開始以來的第一次作家對話活動。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魯迅文學院院長吉狄馬加出席研討并致辭，參加第五屆國際寫作計劃的7位外國作家與4位中國作家、詩人和文學工作者代表圍繞想象與虛構、虛構與真實、非虛構寫作等話題展開交流。研討會由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徐可主持。

作家的寫作是站在鏡子對面

吉狄馬加致辭

吉狄馬加在致辭談了自己對于研討主題的理解。他認為，不管對于小說還是其他文體而言，敘述都是很重要的，都會面對虛構、真實、想象的問題。無論是從人的主體性還是對客觀世界的反映來說，寫作者所呈現的生活都反映了個人的經歷或集體的經歷。從更大的方面來說，沒有具體的人類生活，就沒有人類整體的文學和想象，偉大的生活的真實永遠要超越膚淺的想象和膚淺的敘述，是文學最重要的來源。他還談到想象的重要性，認為正如阿根廷小說家科塔薩爾所說，想象是文學最重要的基礎。他舉例說，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經典小說是對時代和歷史的真實反映，托爾斯泰是俄羅斯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者。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在當時，也有很多歷史學家用寫史的方式記錄時代，他們的作品并沒有成為偉大的文學作品，從這個意義而言，真正偉大的作家在呈現他的時代的時候，一定有虛構和想象，否則其作品就不會真正成為認識時代、揭示時代真相的文學產物。由此而言，文學作品一定是想象、虛構和真實相融合的特殊產物。吉狄馬加還以博爾赫斯為例說明想象、虛構與真實的復雜關系。博爾赫斯從來沒有到過中國，但他在作品中多次寫到中國。在創作談中，博爾赫斯說是他的想象，而他關于中國想象的來源于圖書館。吉狄馬加認為，博爾赫斯從圖書館所看到的關于中國的文字，對他來說可能就是真實的，雖然這個真實可能是經過轉換的真實。“我認為，一個作家在呈現生活的時候，就相當于站在鏡子的對面，而鏡子所反射出的影像其實就是生活，那是一種折射，而不是絕對的真實。或者可以說，作家所呈現的生活是他所看見的生活的影子，而這個影子所包含的是另外一種真實”，吉狄馬加這樣概括道。

中國作協外聯部副主任李錦琦認為，文學的虛構脫離不開藝術的真實。他總結了中國古代和西方對于藝術真實的不同理解，認為藝術的真實不是對真實的照搬，而是所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藝術真實并不完全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它也和審美活動以及接受心理有關。文學從根本上要保持和社會生活的聯系，創作主體具有真切的人生體驗和真摯的情感態度，以及文學的虛構與想象要滿足讀者的接受心理，是藝術真實構成的三要素。

對新加坡詩人、小說家吳耀宗來說，“敘述”、“虛構”和“真實”這三個概念并不對等。他認為，“敘述”是整體的語言思維表述，包含了文本的種種，如風格、結構、邏輯、象征系統等等；“虛構”則如亞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樣，是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情；而“真實”則近乎柏拉圖的真理世界。雖然可能流于偏頗，但吳耀宗說，這比較符合自己的寫作習性，“寫作的時候, 我更常使用‘虛構’或稱‘跳躍的想象’,旨在深入剔透地體現‘真實’,前者是敘述的方法,而后者則是敘述的目的”。

“大部分科幻小說并不會展現充滿希望的未來，而是討論我們所生活的當下，討論當下的現實世界?！表n國作家金仁淑最近閱讀了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她說，雖然科幻小說比現實小說少了幾分真實，卻能傳遞給我們更多的東西，所傳遞的信息層次也更加豐富?！斑@也正是科幻小說讓我們的思考向更深層次進行擴展的原因吧。”

非虛構寫作：應現實發展而生

研討會現場

來自荷蘭的歷史學家、小說家達安?赫爾瑪?范?沃斯是帶著一部未完成的非虛構作品來參加此次國際寫作計劃的，他認為虛構文學和非虛構文學的區別在于，非虛構作家對真理、事實和現實負有義務；虛構或小說家對自己的想象力負有義務，他有義務盡可能地誠實、真實和始終如一、盡其所能地滿足自己作為小說家的想象。

當沃斯問到中國非虛構文學的創作情況時，《詩刊》主編助理、評論家霍俊明介紹說，近年來，現實經驗和文學敘述之間的關系在中國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中國從2010年開始出現非虛構寫作的熱潮，在作者的層面，非虛構的作者大體上已經不再是精英化和專業化的職業作家，而更多來自于民間的，甚至大眾化寫作；其次，現實使得文學的邊界發生了非常大變化，非虛構強調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真實性和現實感。這種真實性和現實感主要源于敘述者都是親歷者和在場者，但這同時也出現了過度消費現實的弊端。他認為，無論虛構還是非虛構，在作家的文本想象力和現實之間應該存在一個非常復雜的關系。

《世界文學》編輯葉麗賢也介紹了《世界文學》雜志對于非虛構文學作品的重視，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世界文學》就刊發過了“新新聞主義”代表人物湯姆?沃爾夫的作品，以及杜魯門?卡波特和喬治?普林普頓的對談：《一部非虛構小說背后的故事》。在1994年第二期《世界文學》上有刊登了中國學者朱世達論述“新新聞主義”和小說寫作藝術的文章，作者深入探討了在湯姆?沃爾夫的小說《浮華煙云》中發揮效用的“新新聞主義”原則。2018年湯姆?沃爾夫去世后，《世界文學》又刊發作品紀念這位“新新聞主義者”，同時刊發中國評論家對于沃爾夫的可從寫實小說中借鑒的四種技巧的論述，該文作者認為，中國社會空前的快速變化和復雜性召喚新一代“文學秘書”出現，以忠實、全面、細致而深刻的方式把這一切記錄下來。這就是今天我們仍然需要關注“新新聞義”的原因。

“我們通常喜歡在虛構和非虛構兩者誰更接近真實的問題上較勁，實際上二者并沒有明確的界限。”《人民文學》編輯、青年作家趙依說，普魯斯特在病榻上靠著回憶寫成《追憶似水年華》，那些回憶中就自然包含著“真實”的因子；又如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提出，當水手不再作為唯一能夠提供遠方經驗的人，他的故事是否還能引發興趣，或者說他是否還有資格講故事。她總結人們能在非虛構作品中看到虛構的原因是：個人在今天已經幾乎不可能占據唯一的真實或完全異質的經驗，而現實的復雜性也倒逼作家的想象力，以想象的準確去創作一種文學的真實。這種“文學的真實”中虛構和非虛構兩者并存，更像是一種敘述的真實、內部的真實，以及作品內在邏輯、情感、氣息的真實，這種內部的真實與外部現實存在精神性和人文性的同一性。

“真實”的必要和“虛擬”的必要

中外作家展開交流

荷蘭漢學家、翻譯家施露不久前剛剛將三毛的作品翻譯成荷蘭語，她從翻譯中遇到的問題談起，說明真相和事實的重要。施露說，雖然三毛聲稱作品都是取材于自己的經歷，但她并不總是寫一些真實的生活。當然對于譯者來說，哪些是真實或虛構的并不重要，譯者面對的只是文本。但她認為作為翻譯，搞清楚真實事件不無裨益。她輾轉考察了三毛作品中的眾多人名，比如三毛在撒哈拉最好的朋友“古卡”，經過查證，施露發現三毛的讀者曾在撒哈拉遇到這個年輕女孩，她寫下了一個阿拉伯語名字，發音是“蓋加”。這讓施露很驚訝，三毛的作品里竟然寫了那么多實實在在的人和事。

“敘事本身就是一種尋找相互認同的方式”，烏克蘭詩人、兒童文學作家、評論家哈林娜?克魯克說，我們敘述，是為了讓世界理解我們；同樣也是在了解我們自己。在她看來，文學世界里的每一個故事都可以用不同方式敘述，每一個線性文本都可以解讀為超文本……實現的途徑就是想象，“想象攜手思考，就可以創造或構建全新的作品，呈現眾所周知的世界經驗”。

俄羅斯詩人、翻譯家古列維奇?塔蒂亞娜?亞歷山大羅芙娜認為，“虛擬世界”這個術語不僅可以應用于數字視覺藝術領域，還可能發生在你的生活中，或者你所寫的人物的生活中。討論虛擬世界的敘事類型時，她列舉了三種情況。其中之一是讀者成為敘述的一部分，在她曾參與的與一戰有關的項目中，參與者頭戴VR頭盔，穿越代表參戰國的九個虛擬房間時，耳邊會響起真正的參戰者描寫戰爭體驗的詩歌,眼前呈現的則是參戰畫家繪制的正在進行的戰爭場面，每一個參與者都會恍然產生錯覺：自己也是年輕的參戰者，完全沒有覺悟或主動性要去參加戰爭。她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把詩歌作者的真實生活、心中的英雄事跡和項目參與者糅合在一起，借助虛擬手段打破了時空界限——虛擬變成敘述的總和“我們”。

希臘作家卡特琳娜?穆里基現在還記得外婆給自己講述童話故事時的神情，“她凝視著，好像在做白日夢”，聽童話讓穆里基第一次接觸到什么是敘述，“每一段敘述都是一次特別的旅行——我靈魂的漫游——變成別人看不見、我卻看得見摸得著的形象”，這也讓她最終踏上了兒童文學創作道路。而相較于30多歲才用上電腦的穆里基來說，現在的孩子們從嬰兒期就熟悉電腦、平板電腦和其他數字設備，他們對童話和故事的了解，更多地是通過數字圖片，而不是通過敘述。虛擬的數字圖像取代了外婆，成為帶領孫輩們進入幻想世界的橋梁。穆里基認為，這些數字敘事盡管也有其藝術價值，但不能被稱為文學；它在娛樂領域和教育領域都呈現出生動的效果，但也給青少年帶來了上癮、詞匯量減少和暴力傾向增加的負面影響。對此，她提出，可以將傳統的敘事模式與數字技術很好地連接或交替，在不損害思想、文化和傳統所傳遞和維護的價值的前提下，將語言這座神奇的橋梁將每一位“祖母”和她的孫輩聯系在一起，并教會他們去夢想、去創造、去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