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7至18日，我有幸赴武夷山出席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和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第四次青年學者研討會”。此次會議，除陳思和副會長另有公干外，其他會長都親臨指導，顯示出學術前輩對于青年學人的關心，更流露出他們強烈的學術承傳的憂心：青年學人會往哪里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該如何發展下去？多位學術前輩在發言時，都不無陶醉地追憶起1985年在北京萬壽寺和1988年在北京市委黨校舉行的第一、二次青年學者研討會（當時叫“創新座談會”）。情不自禁的追憶更加坐實了他們的憂心——追憶正是對于那個黃金時代的確認和對于蕭索當下的自傷。那么，這種“閑坐說玄宗”式的感傷緣何而來，現代文學研究真的已經江河日下、應者寥寥了？我帶著這樣的狐疑聆聽了一天半的會議，最終悲哀地發現，前輩的憂心決非杞人之憂，這是一個分裂的學界，每個人都抓著自己的意義碎片或浮沫侃侃而談，沒有交集，沒有火花。缺少最基本的學術共識的學界，怎么可能有發展、有未來？于是，八零年代不得不成為我們對于“大道之行也”的永恒追憶，怎么說都不覺得夠。

我們如果把學界看成一個共同體的話，這個共同體能夠成立并健全發展的前提是學術共識（意義共契）的確立。共識就是對于一系列根基性問題的反思，比如，我們為什么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這樣的研究有什么意義，對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有什么樣的影響和貢獻？這個領域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我們該從什么地方“接著說”？需要強調的是，共識不是放在那里的、現成的因而就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共同體的每一分子的反思、辯駁和身體力行，因而也是生動的、實踐的。也就是說，我們的每一次學術行為都應是對于共識的有意識或下意識的踐行或質疑，而共識就在踐行或質疑的過程中葆有了自身的活力和有效性。沒有了共識，任何學術共同體和共同體內的學術活動都是無法想象的，遑論學界的健全發展？

八零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一度成為引領“思想解放”運動的“顯學”，就是因為大家都懷揣著鮮明的共識——打破由毛《新民主主義論》奠定的現代文學史觀，還一個現代文學究竟如何“現代”的歷史真相。正是在此共識支撐下，大家相互砥礪、辯難，取得斐然成果。僅以魯迅研究為例。八零年代魯迅研究以突破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舊框框為己任，取得長足進步，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錢理群《心靈的探尋》、汪暉《反抗絕望：魯迅的精神結構與〈吶喊〉〈彷徨〉研究》、王曉明《難以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后兩部著作出版于九零年代初期），一系列“標志性”成果構成了環環相續、步步推進的鎖鏈。這些成果的部分觀點可能已經過時，但它們都是后之來者“接著說”的起點。九零年代以后，共識斷裂的魯迅研究漸漸成為一條學術生產的流水線，每年源源不斷、不知疲倦地制造出大量標準化產品，極少“標志性”成果，往往是對前述成果的“照著說”，哪能讓人“接著說”。

沒有共識，沒有對于現代文學研究合法性的穿透性反思，學者們只能在原本就不夠寬闊的領域里劃出一小塊自留地精耕細作，而自留地之間往往是“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這是一個小國寡民的世界，哪里是什么共同體？于是，搞現代的可以不懂當代，做施蟄存的不管穆時英，研究小說的看不上詩歌，現代文學研究真的已經分裂、破碎和鼠目寸光到了無聊的程度。難怪丁帆副會長“舊話重提”，呼喚一種整體性研究的視野。自留地上的精耕細作還受到制度的保障和鼓勵，這也就是溫儒敏會長所說的學術研究“項目化”傾向。劃出一個小圈圈，申請到資助，做上幾年，再劃一塊，再申請，再做幾年，溫儒敏問：人生能有幾個幾年？精耕細作的結果，我稱之為知識和事實的增生。什么是知識和事實的增生？就是說現代文學研究不再關注中國人精神肌理的建構，不再試圖批判性、否定性地把握我們所置身的世界，甚至喪失了基本的審美能力，只能無節制地生產知識、鉤沉事實，比如魯迅某天做了什么，周作人“自壽詩”的來龍去脈，等等。知識和事實無疑是重要的，是我們進行判斷的前提，但是，當我們只能生產知識和事實，當知識和事實以異乎尋常的廣度和速度累積，那么，現代文學研究一定病了，這種病就是知識和事實的增生。骨質增生輕則引發酸脹疼痛，重則導致癱瘓和癡呆。患了知識和事實增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你疼嗎？一向放言無忌的凌宇副會長說，他的一位師弟才情四溢，后來卻漸漸走向了乾嘉學派，言下之意不無惋惜。那位學者的學術路徑是否是乾嘉學派的，對于乾嘉學派的諸多指責是否公允，我們姑且不論，我們最起碼可以看到，凌宇感到疼，一種知識和事實極度增生以后的難忍的疼，我猜測，他甚至有了隱憂：現代文學研究萬一癱瘓或癡呆了，怎么辦？

知識和事實的增生又和另一樁病象——知識分子專家化——互為因果。知識分子，一個多么烏托邦化的美妙概念，薩義德曾無比深情地描述過它：“我把知識分子刻畫成流亡者和邊緣人（exile and marginal），業余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1]也就是說，知識分子不應安守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做一個專家，而應跳出專業的牢籠，打量專業附著其上的整個時代的隱秘，而此一打量眼光必定帶上了專業的優勢，具有常人無可比擬的犀利，所以，知識分子既“在”又“不在”專業之內。要保持既“在”又“不在”的尷尬姿態，要時時承受“流亡”般的孤苦，知識分子心中必定內置著一種“神圣的幻景（sacred vision）”。沒有“幻景”的支撐，知識分子一定會扁平化、庸俗化為專家。當下的現代文學研究界沒有學術共識，更沒有“幻景”，當然就不會有知識分子，只剩下一大群煞有介事的專家。專家為了確認自己的身份，必須不斷地生產有關現代文學的知識或事實，借用阿多諾批評海德格爾的話，就是制造“本真的行話”。當學術研究成了“本真的行話”的操練，而且操練的嫻熟度和產量成了評價研究者成色的標尺，就不可能有知識分子出現，出現了，也會被當作異端清除掉。分裂的學界，正是孳生專家的溫床。由專家而不是知識分子組構起來的學界，一定是一塊“被管理”的循規蹈矩的領地。

當現代文學研究者非知識分子化，成了專家，就會導致程凱副研究員所說的現代文學研究的“禁欲主義”。薩義德說：“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眾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無論是“向”還是“為”，都標明了知識分子的及物性，或者說對于現世進行把捉和省思的欲望。如果說八零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還具有“向”或“為”公眾說話的能力和愿望的話，當下的專家則大抵喪失了及物性——行話的反復操練中哪有什么直面進而解剖現世的能力？因為“不能”，所以聰明的專家們會說，我們“不要”，把功利性從現代文學研究中剜掉吧，還現代文學研究的清凈。“禁欲主義”原來是因為自己原本就“陽痿”，這真是讓人心灰意冷的真實。有人可能會指責我聳人聽聞，其實我們可以屈指算算，龐大的現代文學研究隊伍里，還剩多少有能力對當下蕪雜變幻、處處是奇跡在在是陷阱的現實發言的公共知識分子？還有專家很荒誕地提出，把現代文學古典化，從而徹底抽離它的現實指向。他們沒有想過，現代文學之所以能夠獨立于古典文學成為一個學科，就是因為它強烈的現實性。更嚴重的是，“禁欲主義”的、靜態的現代文學研究還隱藏著重大的“狡計”。張一兵在精讀阿多諾時說：“一種哲學如果從來沒有打算直面現實，哪怕它再深刻再玄妙，都是某種現實意識形態的同謀。”[2]連哲學的玄思和抽象都離不開現實關照，更不用說原本就記載著鄉土中國現代性轉型過程中諸多創痛的現代文學了。當現代文學研究宣稱“禁欲”時，我可以肯定地說，專家們有意無意地成了晚期資本主義文明的邏輯的同謀——抹除掉任何非概念性、個別性和特殊性的東西，一切同一于資本主義戰無不勝的同一性。我更傾向于認為，同謀出于專家們的刻意，因為“通過使思想習慣于實證性可以得到社會權威的贊許”[3]。就這樣，自拘于資本主義同一性的我們，哪里來反思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能力？

喪失了現實指向性，陷溺進知識和事實的泥淖，純而又純、四分五裂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實在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我想，要是沒有學科制度讓現代文學研究每年生產出一大批標準化的教授、博士，這個學科的發展動力何在？會不會衰竭甚至死亡？空洞化、泡沫化、標準化的亂象叢生，大抵是因為學術共識的缺失，所以，我們需要反思我們的學術路徑，凝聚我們的學術共識——我們為什么要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究竟有什么用？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現代文學研究？讓這樣的“務虛”，成為我們重新出發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