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這部描繪人類苦難的偉大小說中，先知一般地描繪出了未來的命運圖景——

電腦進行數學運算，記住歷史事件，下棋，把著作從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它在迅速解答數學題的能力上優于人，它的記憶力是無可比擬的。

按人的模樣制造機器人所創造的進步有無極限？似乎沒有這種極限。

可以設想未來許多世紀和幾千年后的機器。它將聽音樂，鑒定繪畫作品，親自作畫、作曲、寫詩。

回憶童年……幸福的淚水……別離的痛苦……對自由的熱愛……對病狗崽的憐憫……多疑……母親的溫柔……死的念頭……悲傷……友誼……對弱者的愛憐……意外的希望……幸福的猜想……憂郁……無緣無故的喜悅……驟然的慌亂……

一切的一切，機器都將再現！

這段話穿插在作者對納粹集中營的描述和反思中間，如有千鈞之重，似乎暗含了這樣的類比——納粹帶來的苦難，印刻在二十世紀人類痛苦的脊梁上；而未來人工智能與機器世界帶來的苦難，是否會是納粹世界的新版本呢？

我們不難發現，這是很多敘事作品曾描繪過的圖景，從《弗蘭肯斯坦》到王晉康的《類人》，從好萊塢電影到中國網絡小說，類似“腦機接口”“人造人”“機器人統治人類”“人類植入體內程序”等說法，已經成為一種現代性敘事母題。從形式上講，這是一種古老的敘事類別，可稱之為“危機敘事”或“恐懼敘事”，敘事中的主人公是人類自己，敘事中的敵人則不斷演變，由野獸演變為犯罪分子，由犯罪分子演變為階級異己分子，由階級異己分子演變為非我族類，由非我族類變成機器人和人造人。在故事中，總是有華夏就要有蠻夷，有“超級英雄”就要有“滅霸”，它們難以分割，成為敘事快感的天然來源。從人類學角度講，這也是古老恐懼的技術賦形。

這樣的敘述、懷疑和憂慮，彌漫在通俗文化之中，成為貨幣一樣的中介，大家彼此交換，便意味著處于同一文化共同體中，分享著同樣的情感結構。去小學邊遛彎散步時，會常見到一些活在拉康所謂“想象界”里的小朋友，手舞足蹈，念念有詞：“受死吧，機器人！”“你們無法毀滅地球的！”“其實我也是個機器人。”“哦，原來你也是機器人。”……從童書和動畫片開始，能指世界中的二元對立與危機敘事就已經出現，而作為對立一方的機器人，在童年幻象里替代了白骨精和哥斯拉的位置，大眾媒介替代教育機構，完成了“人工智能教育”的從娃娃抓起。

自人工智能問題引發關注以來，我們似乎已經習慣把它與危機聯系在一起。而人工智能與文學“雜交”后，這樣的恐懼、警惕和反對，也在文學語境中出現。比如微軟小冰的詩歌作品，引起媒體和大眾的廣泛關注，也引來了眾多文學從業者的批評。一位著名詩人便曾說過：“這部詩集提供了一本不好的詩的范例。冷酷、無心，修辭的空轉，東一句西一句隨意組合，意象缺乏內在邏輯，軟語浮詞，令人生厭的油腔滑調，原材料來自平庸之句。”而在類似的聲音中，這樣的話語尤其響亮——“壞的詩都有某種機器人詩的風格，沒有靈性。”這似乎是相關批評的總綱，人有靈性，機器無靈性，靈性是分界線，由于沒有靈性，機器永遠創作不出優秀的文學作品。“靈性”因此成了一個用來批評人工智能寫作的關鍵詞。

不過，有哪位計算機科學家或程序員曾宣稱過，在當前階段，人工智能可以完全替代人類創作，計算機可以取代莎士比亞和魯迅嗎？當人們發現，這個被口誅筆伐的技術烏托邦論者并不存在，會有種擂臺上突然失去了對手的窘迫和尷尬。許多文學從業者批判的對象，只是一個假想敵，幻覺中的反派。因此，這樣的討論本身也變得如科幻小說一般。

當然，這種批判并非沒有價值。構建幻影并與幻影搏斗，本就是文學的任務，也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奧威爾寫的是一個幻影，赫胥黎寫的也是一個幻影，歷經歲月洗禮，他們的作品仍給人無窮啟迪。但是，遵循認識真理的基本邏輯，需要問：在批判人工智能之前，我們搞清楚它在做什么了嗎？認清它給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帶來的種種可能性了嗎？在很多人心目中，阿多諾對爵士樂的批判，乃是某種典范，姑且不討論他對爵士樂的褒貶，阿多諾對其歷史、樂理、調性及與古典樂關系的了解，足以顯示這位批判理論代表人物的認真與真誠。

出于對人文學術和自然科學相同的熱愛，筆者選擇人工智能與文學作為博士論文課題，頭昏腦漲地埋在一堆有關機器學習、概率統計、自然語言處理、腦科學的中英文資料里。作為潛入計算機界的文學臥底，讀了半吊子數學的哲學發燒友，現在可以向組織匯報如下一些觀察——

觀點A：目前的計算機寫作程序還在草創初期，尚有局限，并不完美，仍在東奔西竄、四處探索，卻沒安營扎寨、量化生產，暫時創作不出藝術水準冠絕古今的小說和詩歌，也無法保證創作的標準化。（此處我同意文學研究者的觀點，不過計算機從業者也持同樣的觀點，雙方并不矛盾。）而在其他文本生成領域，人工智能已經開始展現出卓越的潛力，例如新聞生成，足以假亂真，寫出不錯的報道，而且已被廣泛采用。

具體到人工智能的分支，自然語言處理（NLP）到底在做什么呢？簡而言之，第一，它是將人類語言數字化，從字符變為數字，接著進行統計，通過“詞向量”的形式，使文字得以表達呈現；第二，人工神經網絡通過不斷訓練縮小處理的誤差，完善算法，提高輸出結果的準確率。然而具體到某一類型的文學作品，目前往往總量豐富，卓越之作卻并不多，影響到數據采集的完備性。

觀點B：“機器寫作能還是不能？”是個充滿誘惑的問題，但是，它的提問方法本身就是個問題。因為，這不是“能與不能”的二分問題，而是卡爾納普所說的“確證度”問題。不妨假想一條函數線，橫軸上1代表能創作出類似莎士比亞戲劇的名著，0則代表不能，那么科學家和工程師們的艱辛努力，是讓機器寫作從0走向1的過程。目前機器寫作正越來越趨近于那個1，雖道路艱辛，但未來可期。若無三體人、比克大魔王等外力影響，趨勢幾乎不會停止，必將繼續向前。例如，人工神經網絡層數更深、上下文處理也更優秀的“BERT模型”，便被認為具有突破性。

觀點C：計算機技術對文學研究的幫助之大，甚至可能超過結構主義、精神分析等各類二十世紀流行過的研究范式。今天再翻開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驚嘆于他的博聞強記、妙語連珠之外，也會發現，錢先生采用的似乎是某種“大數據”式的研究方法。這種認識模型與數理統計異曲同工，也就是說，當材料和證據積土成山之后，真理已不言自明，無需拿起喇叭大喊。《談藝錄》中品評李賀詩，言及“長吉愛用泣涕字”，而在袁行霈、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唐代部分，介紹李白詩歌風格時，特地談及李白愛用藍和白兩種顏色，這些研究都已經是在進行一種詞頻統計工作。當然，對于人工智能，詞頻統計還只是基礎性工作。目前，NLTK程序已可以計算作家的詞匯復雜度，構建句法依存關系，更加數字化地觀察作家的語言風格；TenlorFlow可以利用詞向量訓練來進行文本情感分析與文本相似度分析，挖掘作家的意見與傾向；基于人工神經網絡模型的翻譯程序，也早已應用到了各色文學文本的翻譯中。

目前文學與人工智能的結合，除了上述應用于文學研究領域的詞頻統計、句法依存分析、情感分析等數據收集和建模分析之外，在創作領域，則出現了提供自動起名、人設生成、劇情靈感提示、描寫參考等服務的網絡小說創作輔助平臺“玄派網”，可以進行相關文本糅合與生成的“大作家”寫作軟件等，能對創作特別是類型文學和網絡小說創作提供技術性幫助。

在我看來，計算主義與文學宇宙之間進行的是一場有關語言本質和文學本性的深刻對話，而非膚淺對抗，在未來，它們勢必會進行更深刻的融合。在一切都處于加速進程的當代文明中，這不只是一個爭論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怎樣的研究更有助于發現真理，從而服務于人類未來的問題。對抗可能有意思，對話可能無聊，但當前階段，對話無疑是首要的，在對話之前，搞明白“對手”在做什么是重要的。否則，文學界和相關學術界的所有辯難，都可能變成一種類似科幻小說的假想，或者不自覺地用反對的聲音，增添“人工智能”這一話題的媒體熱度，乃至搜索引擎中的網頁數量。

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科學家赫伯特·西蒙預測，人工智能將在二十年內替代一切人類工作，事實證明他錯了，人工智能的發展前景遠沒有那么樂觀；八十年代，著名哲學家休伯特·德雷福斯認為，在弈棋領域，機器無法擊敗人類，事實證明他錯了；二十一世紀，又有論者認為，人工智能不可能在即時戰略游戲領域擊敗人類，如今在《星際爭霸2》這款即時戰略游戲中，計算機已達成統治級別的勝出，人類又錯了。預測未來是辛苦的事，噱頭大于內容，同理，恐懼未來也是辛苦的事，情緒大于推理。當然，若我們不關心對錯，而是關心價值，關心能否保留文學作為人類心智獨特維度的美學與倫理價值，那么，這場爭論便又回到曾經的“詩與科學之爭”中了，那場數個世紀的爭論留下彌足珍貴的資源，值得每位關心人工智能與人文社科之關系的朋友溫習。

十七、十八世紀，思想界群星璀璨，諸多震撼人心的觀念應運而生。在眾神喧嘩的背景下，有兩種觀念超前于時代，當時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漸漸隱藏到歷史地表之下。多年以后，人工智能的技術進步日新月異，人工智能給人文知識界帶來的影響日漸增強，人們追溯式地指認思想祖先，才想起這段歷史殘片，于是開始鉤沉。拉美特里提出“人是機器”，而萊布尼茨則說“一切皆可計算”，一定程度上，這兩個說法也是今天諸多爭鳴和討論的總命題。你有過自己變成機器的體驗嗎，你有過覺得自己被編制在一張數字和計算的大網中的體驗嗎？如果有過，那么萊布尼茨和拉美特里的很多思考，都會再次綻放思想的光芒。

二十世紀，兩位著名德國哲人，海德格爾和阿多諾，都非常警惕技術，《世界圖像的時代》和《文化工業述要》兩篇雄文，至今回聲嘹亮。不過同時代，本雅明對電影技術解放性的認識卻提供了另一種聲音。二十世紀法國思想家西蒙棟對機器的思考仍有啟發，心理學家雅各布·莫雷諾的社會原子理論也值得重溫。不過，我認為更值得重視的，是美國心靈哲學積攢下來的成果。之所以說文學與人工智能是“熟悉的陌生人”，也與此有關。

人工智能已經開始文學創作與語言處理的實踐，文學界也很早就開始了對人工智能的評論和警惕，彼此交集不少，不過，它們真的熟悉對方嗎？事實上，這兩套宏大的話語體系仍處于一種彼此隔絕的狀態中，這也是諸多議論顯得有些自說自話的原因所在。人工智能哲學家丹內特不僅精通哲學，也精通生物學和進化心理學，另一位代表人物博登有計算心理學的專業知識，分析哲學領域大名鼎鼎的普特南，則是數學專業出身。在他們的思想體系中，充滿著人文哲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往理性和對話精神。我認為，我們的起步，也要從這樣的交往和對話開始。

對話能帶來什么呢？某些自然科學從業者對人文學科常有一種“無意義幻覺”，傾向于認為：人文學科的邏輯性欠缺，無非是知識儲備和記憶，再加點風花雪月的抒情，可以輕易掌握。某些人文學科從業者對自然科學則常有一種“魔鬼幻覺”，傾向于認為：自然科學構建了抽象的體系大廈，讓技術理性彌漫現代社會，造成了曾經的道德共同體和價值的崩潰，造成了虛無主義和娛樂至死的惡果。有鑒于此，對話應能幫助我們避免很多徒勞的工作，更靠近真相，確信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對于現代社會會有相輔相成的效果，正如那個曾經的偉大預言所說：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終將是一門學科。

具體到文學領域，通過人工智能，可以引入一個他者視域，讓計算機替代部分機械勞作，而在利用現代技術提高效率的同時，更清晰地發現在一次次融合之后，計算機所真正無法替代的部分，從而了悟文學的本質與其最珍貴的價值到底是什么。

常想起茅盾《子夜》里描述高老太爺進城的情景，借用精神分析的觀念，不妨認為，他的恐懼并不在于眼前世界的真實存在，并不在于有什么跳出來勾他的魂或要他老命，而在于，他與眼前的世界，彼此都一無所知。

（耿弘明，1991年生于河北。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人工智能寫作、網絡文化和西方文論。已發表論文及隨筆十余篇。本文原刊于《中華文學選刊》2019年11期，經授權在澎湃新聞網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