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藏《上海年鑒（1852）》，影印本已由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推出（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年鑒（1852）》中刊載的當時西方人繪制的最詳細上海地圖

1850年，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北華捷報》。1851年，北華捷報社刊印了《上海年鑒（1852）》。這是上海歷史上的第一本年鑒，也是已知中國內地的第一本年鑒。《上海年鑒（1852）》內容豐富，極具史料價值，為當時外僑了解上海提供了權威的指南，它的誕生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上海是中國年鑒重鎮，據《民國時期總書目》記載，民國時期共出版過各類年鑒約280余種，為我們研究近現代上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

年鑒作為一種文字體裁，在西方社會有著悠久的歷史。將西方年鑒文化帶入中國的是英國人。1843年，上海開埠。1850年，英國商人在上海創辦《北 華 捷 報》（North-China Herald）。1851年12月，北華捷報社刊印了《上海年鑒（1852）》（Shanghae Almanac for 1852 and Commercial Guide）。這是上海歷史上的第一本年鑒，也是已知中國內地的第一本年鑒。

2013年，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振鶴教授在紀念瑞典藏書家羅聞達先生的文章 《人生不可能有常》（見2013年9月9日《文匯學人》）中提及：上海圖書館收購羅氏藏書中有一冊1854年版的《上海年鑒》，為我們復原上海開埠初期的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除保存有1854年《上海年鑒》外，還藏有1860—1862年的《上海年鑒》。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重印了這冊珍貴的《上海年鑒（1854）》，并出版專題研究文集。

《上海年鑒（1854）》是北華捷報社所刊印年鑒的第三冊，第一冊，即《上海年鑒（1852）》，尚未在世界各大公共圖書館見藏。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年鑒工作處沈思睿副調研員在網上發現，2015年7月Alexander Historical Auctions拍賣圖錄和成交記錄中有一冊《上海年鑒（1852）》。2016年末，該年鑒又見于北京的一次拍賣活動，并由上海圖書館拍下收藏。至此，這本上海最早的年鑒終于回到了上海。

周振鶴教授在近期舉行的《上海年鑒（1852）》首發座談會上談及：西方人一直非常關心上海，在開埠初期，整個上海還沒有多少西方人的時候，他們已經想到要編一本年鑒來反映上海的情況。同時，他也提出希望：將來如果有機會，最好能買到一本善本入藏。他認為這并非不可能之事，將來拍賣市場上完全有可能出現機會。

周振鶴教授近幾十年來反復強調近代文獻的重要性，提倡要注重近代文獻的搜集。他指出，宋元本的價值已經廣為人知，國內圖書館也很重視古籍善本的收藏，因此幾千年前的書還能在圖書館里看到，相反，近代文獻的缺失卻非常嚴重，像《上海年鑒（1852）》，距今200年不到，但公立圖書館里已經難覓其蹤。他指出，上海這座城市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可以說，上海之所以成為“大上海”，完全是因為近代化的緣故，因此尤其要重視上海近代文獻的搜集。

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繼2016年影印出版《上海年鑒（1854）》之后，再次與上海圖書館合作，邀請上海師范大學周育民教授翻譯，推出了影印本《上海年鑒（1852）》（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年鑒（1852）》記錄上海的氣象觀測數據、中國通商五口岸外僑名錄、洋行名錄、港口章程、中國對外貿易關稅稅率、中國的民俗風情，以及《中英江寧條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條款》等，內容豐富，極具史料價值，為當時外僑了解上海提供了權威的指南。它的誕生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該年鑒具有西方年鑒的基本屬性

縱觀西方年鑒史可知，年鑒是由天文歷書演變而來，19世紀中期，由于統計資料年鑒的誕生，年鑒擺脫了長期以記載天文歷法、占星預測為主的固有形象，逐漸轉變為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之上、以收錄有益知識為主、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從此，現代意義上的年鑒產生。其間，最具代表性的年鑒當屬英國的 《英國年鑒》（British Almanack，創 始 于1828年）、《惠 特 克 年 鑒》（Whitaker’s Almanac,創 始 于1869年），美國的《世界年鑒》（The World Almanac,創 始 于1868年）、《德克薩斯年鑒》（The Texas Almanac,創 始 于1857年）等。在這些年鑒中，有日歷、天文觀測記錄、氣象記錄和各種知識、信息，出版年鑒的目的在于傳播科學知識，提高民眾的認知水平。

北華捷報社出版的《上海年鑒（1852）》，正 是 仿效了西方年鑒的這種體裁樣式，記錄了1852年日食、月食出現的時間，并提供涉及天主教節日、紀念日的日歷歷表。從1848年初起，天主教會在徐家匯、倫敦布道會在英租界分別設立氣象觀測站，對上海的氣溫、風向、雨量等進行觀測，逐漸積累起了有關上海氣候的一些基本數據，依據當時上海這方面客觀歷史條件，形成了“氣象測量記錄摘要”。此外，《上海年鑒（1852）》還包含數篇文獻，如《徐光啟記略》《論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對歐洲天文學的推介》《中國的婚俗》《江南鄉試》《中國格言》《略述中國人的科學——算術》等，這些知識為當時旅居上海的外僑提供了了解上海、乃至一窺中國情形的鑰匙。

二、記載中國的風土人情

《論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對歐洲天文學的推介》和《略述中國人的科學——算術》是兩篇有關中國科學發展史的重要文章。前者回顧了從利瑪竇以來一直到晚近阮元對于這段歷史的評論，勾勒了耶穌會士推介歐洲天文學成就的概貌。后者肯定了元代以前中國人在算學方面的重要成就，認為進入明代，算學處于低潮期，“十七世紀耶穌會士的到來，他們新近的、完善的論理在中國科學處于歷史上最不利的時期取得了優勢”。《關于中國內地的通信》和《南京的旅行》是兩篇游記。前篇介紹由上海到蘇州的路線和景點，后篇介紹由蘇州到南京的路線和景點。作者記錄下沿路許多村莊、城鎮中的人們生活、生產、運輸、交易和民情風俗。《中國的婚俗》和《元宵燈會》是兩篇有關中國民情風俗的介紹。前篇記載從媒人提親、算雙方生辰八字，到下聘禮、迎娶新娘的整個男女雙方締結婚姻的過程。后篇介紹元宵燈的各種樣式、燈會的起源、元宵吃糯米圓子的習俗。

這些內容從多個角度記錄和介紹了當時中國的風土人情，因此，這本年鑒不啻為外僑了解這個東方國家的重要指南。

三、記載上海開埠初期的重要信息

《上海年鑒1852》保留了上海開埠初期的許多重要信息。它所提供的 《上海口岸1840—1850年氣候觀測均值一覽表》和《氣象測量記錄摘要》是上海歷史上第一份連續的、系統的氣象統計史料。雖然，英國早在19世紀初期就開始系統地觀測天象，但直到1861年才有了第一份全國性天氣預報的發布。

《上海年鑒1852》還提供了開埠以來外國僑民在上海租界的人口統計、機構行號等資料。在這些資料中，外國僑民在上海的職業、身份和地位清晰可辨。此外，該年鑒中還包含了有關上海港區的水文資料，主要是為便利外國船只進港、出港使用。《揚子江航行須知》一文，清晰地提示了外國船只如何由嵊泗列島進入長江口，然后進入黃浦江的操作要點。

該年鑒中還刊載了當時西方人繪制的最詳細上海地圖，北至吳淞江虹口到曹家渡一線，南至白蓮涇到龍華一線，東至黃浦江陸家嘴，西至徐家匯、法華鎮，包括了境內重要的河道、步道、橋梁、寺廟以及其他地理信息，地名均分別用中英文標注，也解決了中國讀者閱讀早期外人對于上海敘述的許多難點。

《徐光啟記略》一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它記載了作者親自考察過的一些遺跡，包括城內徐光啟的故居與祠堂、晚年居住過的“雙園”以及徐家匯徐家老宅的情況。徐光啟在上海的活動，在今天上海史、中西交流史等方向上的研究，均占有一席之地，年鑒中的記載對今天的徐光啟研究亦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018年1月13日，黃浦區光啟南路在市政道路改造拆除舊房過程中，發現兩根古牌坊石柱，經初步考證，是“閣老坊”或者“太卿坊”。據《上海年鑒（1852）》中《徐光啟記略》一文記載：

到上海縣城去游覽，在狹窄的街道東游西逛，穿南行北，在城中附近多半可以看到一個大石坊，上面刻著“閣老坊”三個大字。……由牌坊沿通向南城門的街道直行過半，在路的西側一段鋪面間立有不易注意的“太卿坊”，鐫刻的字有些破損，坊的挑梁上刻有“明相國徐文定公祠”。

四、反映早期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初步認識

通過文獻中各篇文章對中國的介紹，可以窺見開埠初期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初步認識。在 《略述中國人的科學——算術》一文中，作者駁斥了一些西方人貶低中國人在算學方面能力的觀點，認為中國人比西方人早5個世紀便已經運用多項式方程運算，開方術也是由中國人獨立發明的，并指出“如果中國人以更大自由與西方交流，將會促進雙方的取長補短，激發他們的科學研究精神”。在《江南鄉試》中，作者認為“中國已立于文明和文化國家之列”，“大批人從早年就花精力學習豐富而廣泛的著作，在某些方面與歐洲人學習經典語言是相同的”，以至于“使我們不能輕看他們，把他們視為只是一批過著粗俗骯臟生活的群氓”。在《論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對歐洲天文學的推介》中，作者認為中國人“在學習寫作詩賦和八股文方面花去了太多精力，無心關心科學”。在《揚子江航行須知》中，作者認為當地測量官員的航行須知是模糊不清的，建議每艘前往上海的船只應配備1843年英國海軍部的航海圖。

本書作為早期西人在中國編纂的年鑒，具有文獻學價值，兼具實用價值和史料價值。上海是中國最具開放性的城市，中西文化在此相匯交流、融合生長，不斷挖掘上海城市的歷史史料，給今天的城市管理以借鑒，這正是重視早期年鑒史料的翻譯和出版工作的意義所在。

此次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 組 織《上 海 年 鑒（1852）》的翻譯整理出版，是繼《上海年鑒（1854）》影 印 出 版 后，又 一次對歷史文獻的開發利用。上海是中國年鑒的發源地，也是中國年鑒重鎮。據《民國時期總書目》記載，民國時期共出版過各類年鑒約280余種，1913年上海神州編譯社出版的《世界年鑒》被視為第一部中國人自己編纂的年鑒。192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年鑒（第一回）》，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由中國人編寫的第一本英文版《中國年鑒》，分別于1933年和1935年始編的《申報年鑒》《上海市年鑒》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民國時期成為中國年鑒事業的蓬勃發展期，為我們研究近現代上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來源。年鑒誕生于西方社會，《上海年鑒（1852）》的翻譯出版，也呈 現了年鑒文化西學東漸的軌跡。《上 海 年 鑒（1852）》在 年 鑒 史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是年鑒在上海的起點，并深刻影響民國時期年鑒文獻的發展，值得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