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憑借小說集《解說疾病的人》成為“普利策文學獎”史上最年輕得主，此后，她的名字就和后殖民、族裔文學、移民文學等緊密聯系在一起。2003年，裘帕·拉希莉首部長篇《同名人》出版（同名電影2006年上映）。沉寂十年以后，第二部長篇《低地》（2013）問世，旋即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和英國曼布克獎。

從移民/族裔文學的范疇看，她和“英國移民三雄”（奈保爾、魯西迪、石黑一雄）等屬于同道；如果將書寫語言（英文）和創作語境視為最大公約數，又可以將她和哈金、李翊云等歸入美國移民文學的譜系。然而，無論我們以何種標簽將裘帕·拉希莉歸之麾下，都難免犯錯。裘帕·拉希莉是一位對文學有著清醒認識的小說家，她不斷地“穿越邊界”，在敘述“低地”的同時，也構筑起了一塊文學“高地”。

1

《同名人》的敘事起于1968年。

有心的讀者必然會聯想到“全球1968”,當時的世界到處都掀起了一陣革命旋風，反對階級分化和貧富差距，追求平等……這個特殊的年份成為全球政治氣候轉變的風向標。無獨有偶，到了《低地》，原本只是背景的時間走向了故事前景：“納薩爾巴里運動”、“聯合陣線政府”、革命、暴力、平等、民主……《同名人》中沒有涉及的廣闊的歷史，被裘帕·拉希莉的目光逡巡著、注視著。

身處歷史漩渦中的兄弟倆蘇巴什和烏達安自幼生活在貧困、骯臟的“低地”，面對革命的發生，兄弟二人采取了迥異的態度：弟弟烏達安向往革命，對托利俱樂部（英國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筑物）恨之入骨。他對革命的向往，對反抗剝削制度、推翻統治階級、建立一個平等公正社會的理想，只有置于196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印巴分治以后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下方可得到解釋；與此相對，蘇巴什更像《同名人》中的艾修克，他保守、務實，對烏達安的行為，充滿了困惑，最終他赴笈美國，遠離了“低地”。

納薩爾巴里運動是印度共產黨人在1967年發動的農民武裝斗爭，受其感召，烏達安的“反文化”傾向也愈演愈烈。對他而言，能否取得學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變國家的不平等和落后，不管采用什么樣的手段。他與高麗相愛，在極端主義思想的侵染下，竟利用高麗為他監督警察，并最終將一名警察秘密殺害。

這也導致烏達安被警察拘捕，烏達安的父親、母親，還有新婚的妻子高麗，親眼目睹子彈打穿烏達安的身體。烏達安因此成為這場革命的犧牲品：“那血不僅僅屬于警察，也成了烏達安的一部分。以至于當警察躺在巷子里死去的時候，他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開始消退，不可逆轉。”得知弟弟被殺害的消息，已在美國求學的哥哥蘇巴什不得不返回加爾各答，最后以婚姻的方式，保護了高麗，將懷有身孕的她帶到美國。

裘帕·拉希莉在很短的篇幅內，就勾勒出一幅廣闊的社會圖景。兄弟倆背道而馳的人生選擇、高麗的獨立性，都為后文的敘事埋下了伏筆。相比《同名人》大量繁復、細致的“互文”，《低地》顯得更為克制。后者不論敘事語言還是場景、細節的描寫，都比《同名人》有了長足的長進。這次，沒有巨細靡遺的心理呈現，也沒有對人物身處的環境作細描。所有的一切，都以相對冷靜、客觀的語調細細道來。

2

當高麗隨著蘇巴什抵達美國開始新生活時，這部小說才真正拉開序幕。也就是說，重要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發生后掀起的滔天巨浪，即所謂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所言的“革命的第二天”的問題：“革命觀念仍然給一些人施了催眠術。但真正的問題出現于‘革命后一天’。那時，世俗世界將再次闖入意識領域，面對難以駕馭的由物質刺激引起的欲望和將權力傳給后代的欲望，道德只是抽象觀念。”渺小卑微的個體如何應對革命的創傷？這才是裘帕·拉希莉所聚焦和思索的問題。

在《低地》中，無論是高麗、蘇巴什，還是高麗的女兒貝拉，他們的關系從一開始就處在扭結、錯位的狀態：烏達安雖然死了，但他的幽靈無處不在；蘇巴什渴望和高麗重組家庭，但他知道，自己不過是烏達安的“替代品”；而高麗在丈夫死后，囿于精神和心靈的創傷，一直無法坦然接受新的婚姻。她內心的一部分，永遠留在了烏達安死去的1971年（也即納薩爾巴里運動被鎮壓的那年）：“她是她的罪行唯一的原告，唯一的守護者。由烏達安保護，被調查員忽視，讓蘇巴什帶走。正是在遺忘的行為中被判刑，因釋放而受到懲罰。”也就是說，在烏達安死后，高麗意識到自己是他的共謀，然而，烏達安卻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了她，使她免于災難。時過境遷，即便換了新環境，高麗仍舊無法釋懷。她對哲學的熱愛，對獨立生活的渴望，最終使她拋棄了家庭，在完成博士學業后，獨自前往加州生活，從此杳無音訊——給女兒貝拉留下了無法挽回的精神傷害。

貝拉在母親缺席的情況下長大成人，她的人生追求和家庭、婚姻關系無關，大學畢業后，她四處游走，輾轉不同的牧場和社區工作，過著一種游牧民族般的生活。她一輩子都生活在一個殘酷的“謊言”當中，為了保護貝拉，蘇巴什和高麗掩蓋了烏達安是其生父的真相。他們制造的謊言是革命、歷史、家庭、兄弟情義和無可奈何的愛的產物，當貝拉意外懷孕并決定將嬰兒生下來時，蘇巴什意識到，如果不戳破這個謊言，那么傷害將遺傳至下一代，“他取代了烏達安，變成了她的父親。但是他不能以同樣鬼鬼祟祟的方式成為一個祖父”，可對貝拉而言，“她一生都被騙了。然而這個謊言拒絕容納真相。她的父親仍然是她的父親，即使他告訴他他不是。即使他告訴他烏達安才是。”

3

這個時候，我們才發現隱藏在《同名人》和《低地》存在的延續性：命運的輪回和重演。高麗對叔本華和尼采的循環時間異常著迷，“在英語里，過去的是單邊的；而在孟加拉語里，昨天對應的單詞，kal也用于明天。在孟加拉語中，你需要一個形容詞，或者依靠動詞的時態，來區分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事情”，“在印度哲學中，三個時態——過去，現在，未來——據說同時存在于上帝那里。上帝是永恒的，但時間被人格化為死亡之神。”對高麗而言，她的所有選擇，都是一種重置時間，遺忘過去的努力，“有了孩子，時間就會重置。我們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

但遺憾的是，時間筆直向前，發生過的永遠無法更改。這也使得《低地》在探討命運、家庭關系的同時有了更深刻的哲學思考。這是小說內含的敘事線索，時間為這部小說織就了一張“巨網”：《低地》八個篇章的敘事，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視角的轉換，敘事人利用小說人物各自的限制性視角推動情節，而不像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因此，不同的時間、故事片段、人物與人物的關系，構成了巨型的時間迷宮，只有讀到最后，我們才能得知故事的真相。這是《低地》更為成熟之處，沒有《同名人》那么明晰的敘事指向，它所營造的“迷宮”和懸念，吸引讀者一路追逐，并最終抵至故事的核心。

對裘帕·拉希莉而言，“低地”在小說中不僅僅是革命暴力的發生地，也是烏達安被逮捕的地方。當雨季來臨的時候，雨水就會從高處流向低處，這是對低地作為表層的地理空間的意義，而延伸開來，低地還是一個敘事的裝置，讀《低地》的過程當中，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所有的敘事最后都像水流一樣流向低地，不管人物命運最后走向如何，最終都會回到這里，比如高麗，故事的結尾，她最后回到了加爾各答，回到了低地，試圖尋回過去。小說里很多人的命運都從這里出發，而敘事不管如何分叉，最終都會歸結到低地。因此，“低地”至少有三重功能：一個敘事的裝置，一個地緣政治空間，一種歷史革命的象征。裘帕·拉希莉遠離印度，卻時刻心系著那片熱土。通過對時間的追尋和重構，借助《同名人》和《低地》這兩部小說，裘帕·拉希莉完成了一次偉大的奧德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