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經過80年代的人來說，薩特是個邁不過去的名字。薩特的思想如此完美地滿足了開放時代的全部需求：迷茫而不失熱情，苦悶卻不乏行動，忠于自我，卻飽含人間情懷。

“人像一粒種子偶然地飄落到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本質可言，只有存在著。要想確立自己的本質，必須通過自己的行動來證明。人不是別的東西，而僅僅是他自己行動的結果。”薩特喚醒了一個漫長的青春期——“我”與“我們”是等價的，生而為人，理應為尋找自我而活著。

這既是一次重生，也是一次沉淪。因為在贏得生命尊嚴的同時，“我”還需獨自承擔起紅塵的折磨。當一代人傷痕累累地老去，回望走過的路時，恰好遭遇了這本《告別的儀式》，它由兩部分組成：其一講述了薩特的最后11年；其二是波伏娃與薩特的漫長對話，涉及了創(chuàng)作、生活和政治。

病痛纏身薩特的晚年如此糾結

透過《告別的儀式》這扇窗，驚訝地發(fā)現：薩特的晚年竟如此糾結，他努力扮演自己的角色，可面對角色中內置的沖突，又感到無所適從。在媒體面前，薩特會裝瀟灑，表示對自己的一生很滿意，感到了“幸福”；可在私下場合，他又常呈現出孩子式的脆弱。

擊垮薩特的，是不被他重視的肉體——比如失明（近乎全盲）。

1974年，69歲的薩特幾乎已經無法閱讀和寫作，這讓他陷入焦慮中。以至于“平時不愛生氣”的他聽別人提起看到了什么時，他會說：“別顯擺您的好眼睛了！”

黑暗讓薩特抑郁，他說：“我覺得生活日復一日，毫無變化……周而復始。”單調是生活的本相，薩特一直在用工作來回避它，可衰老將他逼入死角。在《告別的儀式》中，波伏娃試圖呈現出一個在自由與代價之間反復搖擺的薩特。

晚年薩特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醫(yī)生要他戒酒，但薩特無法控制自己——他幾次因醉酒而血壓飆升，甚至中風。可在旅行中，薩特卻“趁只有一個人的機會跑到餐車里喝了兩小瓶葡萄酒”，波伏娃問他為什么要這么干，薩特的回答是：“這樣很爽。”

過度飲酒讓薩特幾度口眼歪斜、無法行走，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喪失記憶，開始說胡話，薩特不得不適當控制酒量，只在睡前喝一點威士忌。波伏娃驚訝地發(fā)現，有幾天，薩特竟忘了這件事，當她提醒他時，薩特氣呼呼地說：“因為我老糊涂了。”

智慧如薩特，也會被騙子利用

薩特并不堅強，在與波伏娃的對話中，他談到自己初中時寫的小說均以游俠、英雄為題材，可到巴黎上大學后，他突然意識到，在英雄傳奇背后，還有更真實的人生，它多元而具體。并不是所有活著，都要以壯烈的毀滅來感染他人，并不是所有人生，都要與大詞建立密切聯系。生活并非舞臺，無需想象后人正坐在臺下，津津有味地等著被我們感動、接受我們的教育。

是的，活著應該追求永恒，但薩特關注的是：這永恒是“我”來定義的，還是別人定義的。他拒絕強加的永恒，只想獨自去探索。永恒無法抽象，它必須具體，必須來自真實的個體感受，“因為它從人的處境、文化和語言出發(fā)理解人，而不是將人視為空洞的概念”。

所以薩特如此曖昧，他愛波伏娃，卻擁有一大堆“女朋友”；他在各種聲明上簽字，卻又不肯加入任何組織；薩特希望擺脫歐洲知識分子的負面?zhèn)鹘y，以為保持憂傷就算站在無產階級的一邊，所以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可他又不愿留下“選擇某種立場”的印象……

這種“曖昧戰(zhàn)略”的結果未必美好，薩特被貼上革命家、猶太復國主義者、激進分子、墮落文人等標簽，不論他怎樣聲明，依然無法消除誤會。社會影響力綁架了薩特，以至于他晚年被秘書維克托愚弄。維克托傾向于神秘主義，需要薩特的名氣來兜售自己的私貨，他炮制了一篇神奇的與薩特對話錄，薩特居然予以配合。失去工作能力后，薩特意外發(fā)現，訪談使他又成了名人，他以為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價值，所以沉溺其中。

沒有人是命運的主人，包括薩特

與大多數現代人一樣，薩特也將個人價值定位在未來上，這就落入困境中——隨著生命老去，未來成了終結的代名詞，則當下的意義又是什么？68歲時，薩特反復地說：“我就要滿68歲了。”波伏娃問這有什么可嘮叨的，薩特的回答是：“因為我本以為我將要滿67歲了！”

薩特有時會用惡作劇的方式調侃衰老，當朋友親吻他時，他說：“我不知道您吻的是一塊墳墓還是一個活人。”薩特有時稱自己為“活死人”，當波伏娃談起畢加索活了91歲，假使薩特也能如此，那么他還將活24年。薩特的回答是：“24年，那也沒有多少啊。”

薩特用一種奇怪的方式來對待生命：他不肯放棄吸煙、喝酒等壞習慣，以為這樣才是自由的，可他又對朋友說，希望人們祝自己“長壽”。死欲望與生欲望如此強烈地纏繞在同一個人的生命中，波伏娃的解釋是：薩特熱愛生命，但他更熱愛工作，不讓任何時間冷場。薩特從青年時就大量使用“科利德蘭”（一種興奮劑），他用透支健康資本的方式，為當下賦予意義。所以波伏娃悲傷地寫道：“我已不完全相信這個假設了——一定程度上，它假定薩特是自己的命運的主人。”

沒有人會成為命運的主人，只是有些人會出于自尊，不肯承認這一點。

彌留之際，已無法睜開眼睛的薩特握著波伏娃的手，說：“我非常愛您，我親愛的海貍（薩特對波伏娃的昵稱）。”他們一生沒有組成正式的家庭，彼此尊重對方的自由。

他并非英雄，但度過了真實的人生

青春散盡，余溫仍在。孤獨地走在這個世界上，不被盛名所誘惑，不被各種漂亮的詞匯所左右，不因人間瑣碎的溫馨所停留。當他思想時，絕不因現實需要而放棄，絕不因為“我們”而放棄“我”。這樣的人生，就是完滿吧。可惜很少有人能像薩特這樣純粹，他并非英雄，但他度過了真實的人生。就像波伏娃寫的那樣：“他的死卻把我們分開了。我死了，我們也不會重聚。事情就是這樣。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這已經很美好了。”

本書一處細節(jié)令人垂淚。得知自己可能失明后，薩特開始早起。“接下來的幾天，我（波伏娃）早晨八點半左右起床時，薩特已在大露臺上了，一邊吃早飯一邊目光迷離地看著這個世界。”看是如此精彩，但為看而看時，又是如此沉痛。

對于受薩特點撥而發(fā)現自我的一代人來說，這本書是一座里程碑。經過漫長的告別儀式，一顆奔騰不息的心已經平靜，但“我”依然存在，它正等待著再一次被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