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駱駝祥子》這部老舍的代表作能否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內(nèi)部曾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支持出版的是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反對者以時任副社長王任叔為主，之后馮雪峰、樓適夷都參與了意見。這個爭論牽扯了如此多的人和如此多的意見，在當時應該是很罕見的。長久以來，這些爭論并不為人所知。

我們詳細閱讀《駱駝祥子》的書稿檔案后，才真切了解當時爭論的激烈，也才真切了解出版社與作者老舍的溝通過程，這些呈現(xiàn)出了1955年版《駱駝祥子》出版的真實歷程。

1952年12月，第一編輯室主任方白就提出希望出版《駱駝祥子》，可以讓老舍做詳細修改。但這一提議并未得到支持。時任副社長王任叔得知此事，當即給社長馮雪峰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出版。經(jīng)過兩年多時間，1954年方白再次提出此事。1954年7月5日，方白提交了《駱駝祥子》審稿意見。7月7日，王任叔看到審稿意見后反應很激烈，他再次提出不同意出版《駱駝祥子》，即使是老舍同意修改也不行，他因此與方白發(fā)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王任叔在方白的審稿意見上寫下了大段不同意出版的理由。僅僅過了一天，方白于7月8日再次寫了一大段他可以出版的理由，可見其反應之激烈。見到方白文字后，王任叔于7月12日全面寫了自己意見，并批示“交一編室方白、牛汀、周延、陶建基四同志討論”。7月15日，方白、牛汀等四人討論后提出討論結果。最后，經(jīng)過馮雪峰、樓適夷、王任叔等人商量，決定還是出版，但要求老舍必須做詳細的修改。

查閱他們認真撰寫的審稿意見，可以看出他們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老舍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駱駝祥子》的思想傾向問題。在方白看來，“它雖然沒有指出勞動人民奮斗的方向，但已顯明地否定了單純地依靠個人力量在重重迫害下的孤軍作戰(zhàn)的道路，也否定了所謂要強、上進的個人主義打算。在內(nèi)容方面，它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以及屬于市民階層中個人勞動者在這黑暗中掙扎與被吞沒的悲劇”；“老舍的初期作品缺點很多，但作者并沒有向更壞的方面發(fā)展，在逐漸克服其無聊的幽默與玩世不恭態(tài)度，逐漸加強其對勞動人民的同情的過程中，這部長篇可認為作者在一九四九年前的全部作品中的最高成就。”

王任叔認為老舍的“創(chuàng)作思想有濃厚的小市民的頹廢思想”，老舍“沒有自己的道路，連駱駝祥子——一個勞動人民也完全給以否定的”。他在給馮雪峰的信中提出，老舍“是以小市民的‘悲天憫人’的精神來描寫城市貧民而博得讀者的歡迎的”，“這種‘悲天憫人’的精神，或使人消失了是非觀點，或使人消失斗志”。

二、祥子的描寫問題。王任叔認為，老舍并沒有把祥子這個人物寫好，“寫一個勞動人民，一味隨著社會黑暗勢力，往下墮落，一點沒有振作和掙扎的勇氣，這是歪曲勞動人民形象的”。而在方白看來，老舍本人出身市民階層，熟悉小市民，所以他就寫“小市民中個人勞動者”，祥子“不是產(chǎn)業(yè)工人，也不是農(nóng)民隊伍中的一份子，很難走上集體行動的道路也是自然的”。他們關于祥子形象的意見，最終向老舍提出修改意見，重點是對祥子最后墮落的結局進行刪改。把最后一章半內(nèi)容作了刪除，方白在給老舍的信中要求：“自290頁12行起，至結尾，把祥子寫的墮落不堪，看了令人不舒服，不如刪去。其實寫到本頁十一行，也能結束了。”——老舍最終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刪去了祥子最終墮落的結尾。這等于是刪去了一章半的內(nèi)容，也認為“中止”了祥子的墮落，讓祥子成為一個正面形象，這也有利于對工農(nóng)形象的塑造。

三、對舊社會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態(tài)度問題。在《駱駝祥子》里，老舍對曹先生和阮明的描寫并非是正面的，從中這很容易讓人看出老舍本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和評價。他寫到曹先生時，并不認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因為思想激烈，而被考試沒有及格的學生舉報“在青年中宣傳過激的思想”，老舍對曹先生的描寫帶了一些諷刺，“他知道自己的那點社會主義是怎樣的不徹底，也曉得自己那點傳統(tǒng)的美術愛好是怎樣的妨礙著激烈的行動。可笑，居然落了革命的導師的稱號！”“寒假是肅清學校的好機會，偵探們開始忙著調查與逮捕。曹先生已有好幾次覺得身后有人跟著。身后的人影使他由嬉笑改為嚴肅。他須想一想了：為造聲譽，這是個好機會；下幾天獄比放個炸彈省事，穩(wěn)當，而有同樣的價值。下獄是作要人的一個資格。可是，他不肯。他不肯將計就計的為自己造成虛假的聲譽。憑著良心，他恨自己不能成個戰(zhàn)士；憑著良心，他也不肯作冒牌的戰(zhàn)士。”對阮明的描寫也是如此，寫阮明既然被退學，就要拉個教員陪綁，而且“若是能由這回事而打入一個新團體去，也總比沒事可作強一些”。阮明在做了革命者的“官”后，“頗享受了一些他以前看作應該打倒的事”，“他穿上華美的洋服，去嫖，去賭，甚至于吸上口鴉片”；而且寫他做革命者是“受了津貼”的。阮明后來參加了組織洋車夫工作，與落魄后的祥子結識，祥子為了得到金錢并且可以像阮明那樣享受，于是把阮明給出賣了。

王任叔在抗戰(zhàn)期間第一次讀《駱駝祥子》時就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老舍“一方面鞭打舊社會惡勢力（可是并沒擊中要害），另一方面也譏笑新生的、和舊社會相對抗的思想和勢力”。即使他看到了刪節(jié)本，他個人意見仍然是反對的，“現(xiàn)在的版本，似乎都刪去了。但也可以看出當時老舍對革命的態(tài)度”。

方白在審稿意見中提到，他跟老舍溝通修改《駱駝祥子》，老舍是以1951年出版的改訂本《駱駝祥子》為底本又加以修改的。老舍親自將稿子交來，并當面說明他修改的兩個重點：第一是“把祥子被阮明收買，而又出賣阮明的一段刪去，同時，在143頁也刪了些不適當?shù)恼f明。第二處修改是“把某些關于女人的議論刪去，讓這文字更干凈些”。老舍還向方白提出，如果出版社還有修改意見，“他愿意考慮”。

出版社收到修改稿后，1954年8月31日，出版社再次向老舍提出需要對曹先生、阮明的形象進行修改。根據(jù)出版社的意見，老舍最終把諷刺意味全部刪掉，對曹先生并不徹底的革命思想的諷刺也全部刪掉。而且，老舍再次把涉及阮明的地方全部刪除，包括他舉報曹先生的部分；最后祥子出賣他，他最終被處死的段落全部刪除。做了這樣的刪除之后，阮明這個人物從《駱駝祥子》里已經(jīng)徹底消失。刪除之后的文本，政治態(tài)度明顯溫和很多。

四、《駱駝祥子》的文學史地位問題。方白看來，《駱駝祥子》暴露了舊社會的黑暗，“其意義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正相似，藝術價值也較之并不遜色”，在第二次審稿意見中他再次強調，“在我黨作家中，他的地位并不低于巴金、曹禺，在統(tǒng)戰(zhàn)工作這一角度上看，黨對他是很重視的”；而且對于老舍而言，方白認為這是老舍1949年前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善于運用口語，在文學語言的創(chuàng)造上是有相當貢獻的。這是他的作品在同時期的其他作品中最為顯著的特色，這部長篇也表現(xiàn)了這一特色，而有更為成熟的表現(xiàn)”。在審稿意見中，方白將《駱駝祥子》與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相提并論的問題，王任叔并不認同，他認為“《家》與《雷雨》對舊社會的抗議和控訴是有力的，巴金鼓勵青年追求光明的熱情是高的，《雷雨》就是像繁漪那樣人物，也表現(xiàn)出對舊社會的掙扎，而‘駱駝祥子’這個與世沉浮的人物，卻是很少有這種東西”。王任叔同時指出《駱駝祥子》的藝術缺陷，“老舍的語言熟練，完全應該肯定，可是也因為老舍有這個優(yōu)點，在寫人物時，很少用描寫和刻畫的方法，更多用說明和敘述的方法。顯然，后一種方法，對人物形象性的塑造是有欠缺的。”

以“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的問題。王任叔一開始是反對出版《駱駝祥子》，但鑒于方白已向老舍約稿，所以他與副總編輯樓適夷商量，如果要出就用作家出版社名義，“使它在讀者群眾中去受考驗”。而編輯方白則堅持要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來出版。在出版社內(nèi)部經(jīng)歷了艱難的內(nèi)部爭論之后，《駱駝祥子》能夠最終出版，而且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名義出版，不得不說是一個“奇跡”。這一方面要得益于當時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老舍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方白在審稿意見中專門提到，“作者政治傾向還是好的，從抗日的開始，作者逐漸向進步力量靠近，堅持以職業(yè)作家生活下來，并在新中國成立后欣然回國，熱心創(chuàng)作，不計一切，其一貫的正派作風與努力勞動，都是值得肯定的”。對于這一點，也是王任叔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除了上述地方做了重要修改之外，老舍還對很多其他地方進行修改，如刪去涉及性方面的描寫。祥子與虎妞第一次茍合時的文字，刪去了整整一段。此外，祥子對夏太太的性幻想白面口袋的描寫也予以刪去。同時，刪去小福子被蹂躪部分的描寫。在初版本中，老舍在涉性方面的描寫很多，而且在他看來，過度的性生活讓車夫身體虛弱甚至垮掉，祥子的垮掉與虎妞的勾引和過度的性欲是有一定關系的。在新的話語規(guī)范下，這樣的理解對底層人民顯然是不合適的。這方面的處理，讓整個文本變得“潔凈”，“這種潔化的修改同50、60年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修改一樣，共同助成了新中國文學的潔化敘事規(guī)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