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書法為專業，卻又游離于書法圈之外，不希望別人稱她“書法家”。她擔心一味地強調技術至上、日漸脫離文化的書法，會變成平面幾何，徒具點面、空余虛殼，也擔心當今學者以鍵盤代替書寫，不再染翰，文人書卷氣會在書法中消亡。

人如其名，字如其人——形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孫鶴，再合適不過。

閑云野鶴，寧靜致遠。接觸過孫鶴教授的人都會驚嘆，她猶如從歷史中翩翩走來，帶著古典女子的風范，優雅、安靜、沉著，脫俗超凡。南京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莫礪鋒就曾感嘆她，“于舉世奔競，熙來攘往之時，一位天寒翠袖，自倚修竹者”。

孫鶴教授還是一位筆墨純熟的學者。她做文字學研究，追溯漢字形態的淵源與嬗變；她從事書法教學與研究，尤重清代劉熙載所論書法的“士氣”品味，于草書體會頗多，卻寫得清淡超然。

但，她并不希望別人稱她是“書法家”。

孫鶴看重學識，身處當世，尊奉的卻是1300年前唐代裴行儉的那則“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后文藝也”的傳統文人理念。

“縱觀中國歷史中書法的生成及發展，有一條明確的主線，這就是它生長于傳統文人之中，依靠傳統學問來滋養。當書法變得專業化和職業化時，開始更多地講究技巧與造型，與傳統學術的訓練與養成關涉不深，且漸行漸遠。”

孫鶴開始憂心忡忡。她擔心一味地強調技術至上、日漸脫離文化的書法，會變成平面幾何，徒具點面、空余虛殼；她擔心當今學者以鍵盤代替書寫，不再染翰，文人書卷氣會在書法中消亡。“當文人與書法如同井水和河水時，傷害的都是書法本身。”

常有一些書法活動，令她很吃驚。有幾次，應主辦方之約，要圍繞一些主題，揮毫潑墨以表露彼時心跡。孫鶴有感于彼時情景，自撰詩句以抒胸臆，而更多的人只是照抄已有的詩作。

“文人書法之所以品位獨特，重要原因在于其內容必有文人一己之情思，文必己出，不拾人牙慧，不鸚鵡學舌，不妄染翰墨。你看，歷代偉大的書法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文學家。”孫鶴列舉了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

一篇即興手稿，一篇亡者悼文，一篇自書詩文，卻成了書法史上的蓋世華章，原因何在？

“答案只有一個：情動難耐之刻，書于必書之時。”孫鶴回答得很篤定。

王羲之的《蘭亭序》書于逸氣滿懷、興味酣濃之時，其胸中快意與淡淡的傷感傾瀉淋漓；顏真卿的《祭侄文稿》書于滿腔悲憤、聲淚俱下之時，其胸中失去親人之痛與對叛匪逆賊之恨交織奔涌；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書于人生失意凄苦、生死難測之時，其胸中孤寂絕望的悲觀與難卜未來的抑郁，從深沉低吟到放聲傾訴，痛徹心扉。

“文人書法”，這個從傳統文化中凝練出的金科玉律，對于今天的書法界，依然適用，依然迫切。“‘文人書法’是國學素養的體現，其要素在于學人的人格理想、學識積淀、才華稟賦、精神境界的綜合與升華。如今正大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迫切需要復興‘文人書法’。”

孫鶴柔弱的外表下浸透著一股堅定。文人書法的缺失已然難返，她覺得現在所能做的，除了瞻仰前輩，目送落花流水之外，也還有另一種選擇——步踵先賢，勉力躬行。

采訪中，孫鶴不斷提起不久前的一次活動——鄭誦先先生墨跡展暨文人書法的現狀與思考學術研討會。而活動的背后，是一次溫暖的邂逅。

2017年的一天，學者董琨展示了鄭誦先寫給自己的手札墨跡原件，孫鶴當時就被震撼住了。這些札記，或長者累幅，或短者盈尺，尤其是有些書長言多，情真意深，灑灑落落。

孫鶴當即決定以中國政法大學漢字書法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的名義，聯合人文學院藝術教研室，舉辦一次專題展覽與研討，“一感其為人真誠，二感其為藝術求新，三感文人士大夫風范所存”。展覽現場令人動容：觀讀手札，學者和觀眾皆嘆服于鄭先生的從容與沉凝、謙遜與真誠。

讀書、寫字、彈琴，涵蓋了孫鶴所有的日常生活。治學之余，以書寄情；寫字之余，撫琴養性。她這樣解釋：“古琴和其他樂器不一樣，它更文人化，而且古琴是彈給自己聽。一旦坐在古琴前，就是在規范和約束自己，這是一個人自修內省的方式。”

孫鶴的個人書法展開幕式上，她的古琴老師——當代著名古琴家吳釗先生每每到場撫琴祝賀。高山流水，天籟清音，書法精神與古琴雅韻在這里匯聚、融合，一幅古代文人雅集之景徐徐鋪展。

在學校里，孫鶴的書法技法課、書法作品欣賞課很受學生歡迎。教室里經常要加桌子、加椅子。她盡自己的全部力量，滿足學生對藝術教育的需要，啟發他們對藝術的熱愛，以及對文化的向往。

有學者把孫鶴的人生況味、學術況味比作美國小說家保羅·加利科筆下的雪雁，它堅守在英格蘭北邊一個人跡罕至之地，“不走了——因為，這是它自己選擇的家”。孫鶴將自己的內心純化為如浴火后的雪蓮般干凈，以接近她所期許的崇高目標。

“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在倡導“文人書法”的道路上，孫鶴猶如一個行吟歌者，不遺余力地踐行著自己的理念，感染著越來越多有共同向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