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谷孫先生曾說：“發現莎士比亞是個永不停歇的進程。”朱生豪、梁實秋、卞之琳、孫大雨、方平、辜正坤……翻譯莎士比亞同樣是個永不停歇的進程。

11月3日，第21期“光啟·望道·思南”讀書會以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為主題，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會議中心舉辦。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計劃出版的“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總計38部，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執行主編傅光明計劃用十余年時間以一己之力完成的翻譯工程。目前已經上市的九本是第一輯（《羅密歐與朱麗葉》《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奧賽羅》）與第二輯（《李爾王》《麥克白》《第十二夜》《皆大歡喜》《仲夏夜之夢》）。

傅光明是蕭乾弟子，著有《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老舍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書信世界里的趙清閣與老舍》《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亞的戲劇世界》《戲夢一莎翁:莎士比亞的喜劇世界》等，譯有《古韻》《我的童話人生：安徒生自傳》《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此次會議由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創新團隊、光啟國際學者中心、探索與爭鳴雜志聯合主辦。

11月3日，第21期“光啟·望道·思南”讀書會以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全集》為主題，在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攝

要了解莎士比亞，必須回到他那個時代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問題。”

“凡是過去，皆為序曲。”

“愛所有人，信任少數人，不負任何人。”

……

這些莎士比亞經典之句，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然而，這些臺詞從何而來？源于哪一幕劇情？能認真說上一二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傅光明看來，這其實是一種好玩的“莎士比亞現象”。“那些我們熟悉的臺詞，在不知不覺中和我們的生活體驗發生碰撞和聯系。我們對那些經典之句的使用已遠遠超過劇本，語境可以與劇情沒有任何關系。”

“但當我們翻譯、研究莎士比亞，卻不能離開文本，不能離開莎士比亞那個時代。”傅光明說，因為莎士比亞最初寫劇，首先是為了在舞臺上演出，而不是專門為讀者寫的。若要真正理解莎士比亞的劇作，一定要了解那個時代的宗教、歷史、文化等等背景因素。

他舉例，《哈姆雷特》開場不久有兩個守夜值崗的士兵，被問及有什么情況，其中一個回答說非常安靜，“靜得連一只老鼠的聲音都沒有”。

“施蟄存先生曾就這句翻譯和傅雷先生有過爭辯。法國作家紀德將這句話譯成法文時，譯為‘靜得連一只貓的聲音都聽不見’。把老鼠改成了貓。這是可取的嗎？施蟄存先生認為不可取，傅雷先生則不然，認為這是一種妙譯。施蟄存先生反問，那照你的意思，翻譯成中文的話豈不可以變成‘鴉雀無聲’？傅雷先生說對。”

傅光明表示，在這一翻譯上他認同施蟄存先生。“因為如果翻譯成‘鴉雀無聲’，你就會想到鴉和雀，不會想到老鼠。可我們回到文本所處的時代，那時英國經常發生鼠疫，老鼠在房間里穿梭、偷食。所以這里的翻譯不能變成貓，更不能變成鴉、雀。應該要努力還原出莎士比亞時代的情景。”

傅光明與莎士比亞雕像

此前有四種《莎士比亞全集》

莎士比亞不會說中文，每一位中文譯者都是替他說中文的人。

中國的莎士比亞接受史可上溯至19世紀末。1921年6月，田漢翻譯的《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至三場發表，莎士比亞作品正式登陸中國。1930年代，梁實秋朱生豪兩位后世公認的著名譯者先后開始莎劇翻譯。

“此前，我們市面上以‘莎士比亞全集’行世的譯本有4種。最早是朱生豪的譯本，也最深入人心。從時間來說，朱生豪、梁實秋都可以說是舊譯。”傅光明說，此后很久又出現了兩套新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一是方平主譯，一是辜正坤主譯。這兩套全集都是詩體翻譯，且均為“團隊作戰”。

在閱讀前人譯作時，傅光明發現通行許久的莎劇的中譯文已有許多不大適合現代閱讀。比如，有的舊的詩體譯本，為凸顯莎劇的經典性，過于追求文字的典雅精美，反而使語言變得古奧晦澀。

傅光明認為，莎士比亞戲劇有一個漫長的被經典化、甚至圣化的過程。“莎士比亞平均不到半年寫一部戲，他是為演出而寫。在他那個時代，他是一個煙火氣十足的劇作家。而且，他的戲，尤其早中期的戲，大都是寫給下層平民看的。”

也因此，傅光明在文體選擇上遵循朱、梁二位譯者，采用詩體譯詩、散體譯散。不過在“散體譯散”時，他特別在意能否譯出散文詩的韻致，讓語言具有一種詩的內在張力。也有時，對有的詩體段落，他并未嚴格遵循原詩的隔行押韻，而是一韻到底，用符合中文閱讀習慣的韻腳“化”過來。

此外，傅光明格外注意避免翻譯中的一種“歸化”現象。“其實，不僅舊版莎譯，近年來有的新版莎譯也有這種情形。”比如，把英國國王的自稱“我”（we）譯成中國皇帝的自稱“朕”、把“王后”（Queen）譯成“娘娘”、把國王對大臣的稱呼譯成“愛卿”，“諸如此類，我覺得別扭。既然如此，那為何不把國王對王后的稱謂‘我的王后’（my Queen）稱作 ‘愛妃’呢？”

“在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出版方面，梁實秋是迄今為止唯一一位以一己之力譯完全部莎劇之人。假如我能如愿將全部莎劇新譯完成，那我會是第二位這樣的人。”傅光明笑言，目前他還不敢把這話說滿，“梁實秋先生對自己翻譯莎士比亞有個謙遜的幽默說法，譯莎，一因創作才華不夠退而求其次，二須得活得長久。”

目前已經上市的“新譯莎士比亞全集”有九本

導言+注釋，是新譯的兩大特色

與會學者認為，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全集》最有價值之處有兩點。一是每部作品都有一篇深入細致的長篇導讀，二是譯者在譯稿中添加了大量注釋，幫助讀者理解作品的隱含意義和時代背景。

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直言，在今天這樣一個碎片化且容易浮躁的時代，要堅持以一己之力翻譯完全部莎劇，是特別艱難的事。他看了傅光明寫的每一部莎劇的導言，深有感觸：“他沒有一句空話，沒有一句神采飛揚的評論式的話。他這五六萬字到十萬字的導讀內容全部是考證。他沒有說‘我認為莎士比亞怎么樣’，而是把大量莎劇里的情節、細節整合起來，同時向中國讀者介紹莎士比亞時代的整個英格蘭文學的狀況，指出莎劇的每一個細節的形成。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看了這些介紹，我們回到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會發現莎士比亞不是獨一無二的，那個時代不是只有莎士比亞，整個英格蘭文學、戲劇都很不得了。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也是這樣的。比如《水滸傳》，都是說書人一點一點匯集起來，才最后形成了《水滸傳》。”

陳思和認為，通過考證、研究、翻譯，傅光明已經成為莎士比亞研究領域的專家：“等他完成了所有的莎劇翻譯，他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談莎士比亞，是當之無愧的，是有代表性的。”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對傅光明新譯《莎士比亞全集》表示“佩服又期待”。“一個人一生能做多少事？對傅光明來講，他的前半生獻給了蕭乾和老舍，尤其是老舍。他的后半生則要獻給莎士比亞。”

陳子善稱，二十世紀以來，翻譯莎士比亞成為中國文學翻譯界的大事，先有朱生豪、梁實秋，后面還有很多人。而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真正把莎士比亞全部譯完的，梁實秋是第一人。

“有的譯者是只翻不說的，但傅光明在翻譯前還對劇本的方方面面作了考證和梳理。梁實秋也是這樣。由于各方面條件的限制，梁實秋那個時候肯定看不到很多東西。今天傅光明的考證可以更具體、更詳細、更全面。這是很花功夫的，不僅要翻譯，還要進入研究的層次。所以我們期待，傅光明不僅是莎士比亞翻譯家，也會成為一個莎士比亞研究家。”

一個時代應有一個時代的莎士比亞譯本

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認為，實際上，任何翻譯都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的，“甚至于傅雷先生，他的翻譯也不是完美的，比如我發現他在很大程度上把高老頭這個人物變成了‘中國老頭’。草嬰先生翻的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錯，但是我更喜歡周揚的版本，草嬰譯本里把托爾斯泰的長句式變成了短句，這當然也是一種風格，但離原文風格就遠了。”

王宏圖說，原文和譯文的關系，在音樂中就像作曲家和演奏家。“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的演奏。盡管當時的語言或許是最完美的，但是隨著時代變遷、語言變化，我們會有不滿足感，所以每個時代對翻譯都有新的渴求。”

傅光明也坦言道：“任何一個中譯本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對于莎士比亞的閱讀和研究永遠在路上，我們永遠要在開放的情境之下對莎士比亞進行閱讀、闡釋、研究。所以一個時代才應有一個時代的新譯本、新闡釋、新研究。”

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楊揚表示，上戲每年都會排莎士比亞劇本。他看了學生們的表演，不由地思考“如何處理莎劇的戲劇性和文學性的關系”。

“文學性固然重要，但我們現在也需從表演的角度進行思考。因為以前戲劇注重文本和劇場，現在可能更注重觀眾和舞臺效果。我一到上戲，很多人說你是搞文學的，文學跟我們戲劇不一樣。我看了以后確實有差異。由不同的演員、不同的導演來演繹，同一出戲的效果完全不一樣。”

因此楊揚認為，到了新世紀，翻譯莎士比亞要將文本與表演結合起來考慮。“今天做翻譯的話，我覺得還要把表演史這方面的內容吸納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