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結束后的文學作品中，“傷痕文學”是一批作家發(fā)出對那段時期人們身心靈受到不公對待的集體反應。其中一類因描寫監(jiān)獄大墻之內、揭露“四人幫”橫行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有識之士被勞改的文學作品，以從維熙發(fā)表在1979年的中篇小說《大墻下的紅玉蘭》為代表，被文學批評界稱為“大墻內小說”或“大墻文學”。

《大墻下的紅玉蘭》敘述了主人公葛翎在“日蝕”年代同林彪、“四人幫”一伙的倒行逆施英勇抗爭、血灑大墻的悲劇故事。雖然小說的情節(jié)充滿了悲劇色彩，然而，通篇小說卻洋溢著激奮、慷慨、壯美的情調。這篇作品刊于《收獲》1979年第2期，是從維熙的代表作品，也是改變他命運的作品。

筆者在與從老訪談時曾聽他講過多次其發(fā)表背后的秘辛。寫作這部作品時，從維熙在山西剛剛被調到文聯(lián)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熬夜寫出了這部書稿。那時前途一切都還未清楚，文學的方向更是無從把握，但他憑借一股勇氣在一個偏遠的郵局將手稿鄭重地寄向上海，寄給他信任的老前輩巴金。這是一種期望，也是一次豪賭，因為他甚至都不能確定手稿是否能順利到達《收獲》編輯部。所幸它安全抵達，并在眾多投稿中被巴老一眼看中，當即決定作為最近一期雜志的頭條發(fā)表。

那期《收獲》開印時只有幾萬份，但意外脫銷，不斷加印，最終賣了九十萬本，同時也承擔著巨大的壓力。從維熙在《我的黑白人生》一書中寫到這段往事：小說的發(fā)表如一石擊水，掀起了驚濤駭浪。一時之間，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那年夏天，他收到了讀者上千封來信，大部分都在贊譽他的勇氣和誠實。這是當時中國文學處境的真實寫照。

后來他的小說便都有著相似的題材選擇——描寫在他成為“右派”后的二十年間在勞動改造時的所見所聞。他雖不在監(jiān)獄，但實際同監(jiān)獄的犯人們一起勞動，熟悉監(jiān)獄和勞改隊的情況。他在這一時期的大部分作品如《第十個彈孔》、《燃燒的記憶》、《泥濘》、《遺落在海灘上的腳印》、《遠去的白帆》、《雪落黃河靜無聲》、《斷橋》、《風淚眼》等，都是描寫受難的知識分子在監(jiān)獄和勞改農場的遭遇。這些小說的意義在于觸及到了此前從未涉及的“禁區(qū)”，有評論稱他為“大墻之內寫法制而涉及冤獄的開先河者”，故而從維熙也獲得了“大墻文學之父”之稱。

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也毫不客氣地提出了從維熙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的局限。他看來，從維熙的這些悲情浪漫小說，繼承的是傳統(tǒng)戲曲、小說的歷史觀，即把歷史運動，看做是善惡、忠奸的政治勢力之間的較量。“文革”的歷史曲折，其間有正直者蒙冤受屈，人物被處理為某種道德“符號”，著力刻畫“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復雜的生活現(xiàn)象被條理化為兩種對立的道德體現(xiàn)者的沖突。這種道德化的歷史觀，制約了從維熙小說的藝術形態(tài)。從維熙自己也曾說，到今天回過頭再來看《大墻下的紅玉蘭》這部作品，“還留有五十年代文筆的痕跡，這是我不滿意的地方”。從維熙在《文匯報》上發(fā)表的《自審與自戀》一文中對這篇“大墻文學”的開篇之作公開反思，并進行自我的內心掃描。

實際上從維熙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便開始發(fā)表作品，曾是《北京日報》文藝部編輯。從維熙是河北玉田縣人，1950年，從維熙考入北京師范學校，同年發(fā)表了處女作。畢業(yè)后他被分配到海淀區(qū)青龍橋，做小學語文教師。在做語文教師的半年中，他每日上完課便全新投入創(chuàng)作，將作品寄到各個報社。也因此，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個伯樂——在《天津日報》主持《文藝周刊》的知名作家孫犁。孫犁安排整版發(fā)表了從維熙的小說，同時，他的投稿也在《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等見報。

詩人晏明當時在《北京日報》文藝部做編輯，看到從維熙的作品后，千方百計要把他調到報社。時任報社副總編輯的周游因賞識他的文學才華，也幫了忙，可以說，這兩人是從維熙遇到的第二個伯樂。從維熙一紙調令來到《北京日報》文藝部做編輯后不久，便主動申請要求做記者，他想深入生活，跑遍東西南北，了解社會民情。1953年，從維熙主動要求去跟隨采訪北京青年志愿墾荒隊，為報社采寫通訊文章，這次經(jīng)歷成為他1983年出版的《北國草》故事的前身。

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停止創(chuàng)作之前，從維熙已經(jīng)出版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南河春曉》三本小說（集），這三部書讓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拿到了7800元稿費。同時期他的好友、作家劉紹棠曾用2400元稿費買下一間中南海旁光明胡同的三合院，可見這是一筆不小的稿費，也正是這筆錢，支撐了他勞改后二十年家中老小的生活。這二十年，從維熙在延慶挖過鐵礦，在津北種過水稻，在山西磚窯燒磚、礦山下井挖煤……

后期的創(chuàng)作中，從維熙開始轉向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了“昨夜潮聲系列”：《人與馬的詠嘆》、《挖火者》、《浪人王臻》、《昨夜螢火》。紀實文學作品中比較有影響力的一部是《走向混沌》三部曲。這部作品以從維熙的親身經(jīng)歷為主線，用不加任何雕飾的筆觸，記錄了二十多年的苦難歷程，也記錄了與他同時代、同命運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和軌跡。這部作品雖無宣傳，但不斷再版加印，發(fā)行百萬冊，姜文與史可還特地到他家拜訪，探討將其改編成影視劇的可能。

從維熙曾說：“有人愿意回憶幸福，有人愿意咀嚼苦難，我屬于后者。”確實，總體看來，從維熙的作品大多是描寫苦難的，正如他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所說：“我六十多部作品中，唯一能找到童年影子的，就是《裸雪》，這是唯一一部反映我純真夢想的作品，除此外大部分作品都是中國歷史的血色真實，是我們正在前行的艱難足跡。”

從維熙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走向混沌》第一版的序言中就表示，他的作品在那個年代獲得過許多獎勵和掌聲，但是否是經(jīng)典，是需要后人、需要時間去決定，而他只是把自己所經(jīng)歷的歷史真實地、盡力地寫出來，就沒有愧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