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很多小說都未完待續，《美國》和《城堡》沒有結尾，《審判》雖有結尾卻還有尚未插入的章節。難道是因為卡夫卡厭倦了這些作品，注意力轉向其他創作了嗎？或是他失去了創作靈感？疾病使他無法完成寫作？

J.希利斯·米勒在《共同體的焚毀》中給出了另一種解答：作品的戛然而止或許是卡夫卡刻意為之——因為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被極為不公地迫害致死，如同一個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暗黑隱喻。就像《審判》的開頭：“一定是有人中傷約瑟夫·K，因為這天早上，他沒做錯任何事，就被逮捕了”。這與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下生活的處境似乎有某種暗合：他們在隔離區生活，坐火車去接受遴選，然后不幸地排在通向毒氣室的隊伍中，徑直走向死亡盡頭。

卡夫卡這些小說還有一個顯著特征——它們都未完待續，與他的很多其他作品都不同，這一點也可以說進一步表明了這些小說預示了奧斯維辛。無論是《美國》《審判》，還是《城堡》，都沒有寫完。多虧馬克斯·布洛德沒有遵照卡夫卡的要求，沒有在未經閱讀的情況下就燒毀手稿，我們才能擁有這三部小說中已有的篇章和片段。《美國》和《城堡》沒有結尾，而《審判》雖有結尾，但伴隨著這個結尾的，還有許多文本暗示，表明故事結束前還要插入許多尚未寫出的章節，這些章節很有可能會推延結局的到來。

為什么會這樣？卡夫卡對上述還未完成的小說心生厭倦，注意力轉向其他創作了嗎？他覺得寫得不好？致命的疾病讓他無法寫下去？他失去了創作靈感？這些解釋看起來都不可信，因為在他沒能寫完這三部偉大小說期間，他卻寫出了許多精湛的短篇小說、寓言、悖論和箴言，即使這些短小的作品或許會因為未能明確揭示某種意義而被看成失敗的創作。它們的意義就在于它們沒法指明意義。卡夫卡的寫作幾乎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正如他所說，他的生命是寫作，且只有寫作：“我的一切都是文學，我不能也不愿成為任何別的東西。”

我認為卡夫卡這些尚未完成的小說，印證了米什萊的箴言，每個時代都夢想著下一個時代。卡夫卡的小說離奇地預告了奧斯維辛。他的小說以夢魘般的不祥惡兆，預言了猶太人在納粹政權下生活的處境，他們在隔離區生活，坐火車去接受遴選，然后不幸地排在通向毒氣室的隊伍中，徑直走向死亡。

我的觀點是卡夫卡刻意抵制，不愿寫完，因為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都被極為不公地迫害致死。讓人無法理解的官僚制冷酷無情地運轉，技術機器嫻熟配合,死亡得以發生。無辜的伊拉克人，只不過在某次“掃蕩”中出現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或者被某人誣陷告發，就會發現自己置身于布什治下的阿布格萊布、關塔那摩或某個海外秘密監獄，在那里經歷無止境的關押、刑訊和折磨。他們被剝奪了人身保護權（habeas corpus），被剝奪了在由他們同胞組成的陪審團前接受公正快捷的審判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和控方對峙的權利。這種權利侵害直到巴拉克·奧巴馬總統任下的2011年也絕沒有得到整頓。這些不幸的感受也許和我們能夠想象出的《審判》開頭處約瑟夫·K的心理感受并無二致：“一定是有人中傷約瑟夫·K，因為這天早上，他沒做錯任何事，就被逮捕了”。

全面細讀卡夫卡的作品，將每部作品中預示奧斯維辛的地方一一列出，這么做雖不無可能，但卻是一個大工程。我已經指出了這種研究的開展方向，下面再補充幾點。

為什么卡夫卡這么多作品都以動物生活來展現人類生活呢？比如，《地洞》《致某科學院的報告》（“A Report to an Academy”）、《新律師》（“The New Lawyer”）、《變形記》（“The Metamorphosis”）、《家長的擔憂》（“The Worry of the Father of the Family”）、《豺狗與阿拉伯人》（“Jackals and Arabs”）、《雜種》（“A Crossbreed”）、《女歌手約瑟菲妮或耗子民族》（“Josefine，the Singer or The Mouse People”）和《一條狗的研究》（“Researches of a Dog”），這些小說都不是現代版的伊索寓言。它們以文本的方式表明，人的生命——或者以更好的措辭“赤裸生命”（bare life）——在某些情況下僅僅只能被表述為某種動物生命的形式。這些小說并不是放大的象征或比喻，比如，不會是“格雷戈爾·薩姆沙的生活如同一只蟑螂”這樣的象征或比喻。如果存在這種意義，讀者就能夠從喻體中還原出本體來。然而，情況不是這樣。這些故事延伸性地表達了修辭學家所謂的“詞語誤用”（catachreses）。它們所要表達的東西，尚無文字稱謂，因此除了用卡夫卡的表達方式外，別無他法。以“山臉”（face of a mountain）這一表述為例，沒有其他的表達方式來命名山的這一特征，盡管它也并非指真正的臉。這一短語以一種介于可能和不可能之間的措辭形式，兼具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格雷戈爾是一只蟑螂，讀者成了那只挖地洞的動物，而納粹將猶太人喚作“害蟲”（vermin），這是一種直接指稱，而不是一種殘酷的修辭方法。在這種指稱之下，作為害蟲，猶太人必須被消滅。阿特·斯皮格曼的《鼠族》精彩地揭示了這種變形，我將在第五章討論這部作品。

這些奇怪的變形，還以更細微的方式出現在卡夫卡作品中時時隱現的多語言雙關中。例如，他在許多作品中用自己的名字作模糊的雙關，既指卡夫卡（Kafka）這個家庭姓氏，也指捷克語中的kavka，意為“寒鴉”。卡夫卡的父親經營著一家零售商店，賣些男男女女的花哨商品和配飾，他用寒鴉作店徽。另一個例子是奧德拉代克（Odradek）這個名字，含有強烈的斯拉夫語和其他語言的意味，在《家長的擔憂》中指那個極為怪誕的動物機器的混合體，它讓這個家庭的家長焦慮萬分。奧德拉代克為從人到動物再到機器的漸變譜系中又增添了一項。這個鏈式結構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聚合體，混合了人、動物和機器，這正是我們今天越來越明顯的存在方式。借用讓·呂克·南希的表述，這就是包羅萬象的“生態科技”（ecotechnical）領域。

卡夫卡精通德語、捷克語和意第緒語，對于知曉這三門語言的人來說，卡夫卡作品表現出巴別語（Babelian）的特征，這一點尤其明顯。熟知幾門語言就得成為一個雜交品種——就像卡夫卡筆下的那只貓羊（kitten lamb），它使那則小故事既攪人心神又讓人無限感動——然而成為一個雜交品種，實際上無法精通任何語言。卡夫卡和他筆下那些無論是人、動物，還是人動物混合體的主人公，都總是帶有局外人般感受的雜交品種。他們甚至無法融入自身。《美國》中的卡爾·羅斯曼就是這樣，他應聘時說自己名叫內格羅（Negro），而在美國，對待一個“內格羅”的方式往往表現得他或她好像是而實際上又不是美國人，在卡夫卡的意義上，“內格羅”就是雜交品種貓羊，是一種奇怪的動物。

卡爾為自己挑的這個名字可能也預示著他到達俄克拉荷馬劇院后的命運。根據《下落不明的人》的譯者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mann）為該書所作的導言，卡夫卡的資料本中“有一張照片，標為‘俄克拉荷馬田園生活’，拍攝的是白人圍著一個被私刑處死的黑人，白人臉上都掛著笑”。

在《下落不明的人》的結尾處，卡夫卡選擇俄克拉荷馬作為劇院所在地，讓卡爾·羅斯曼乘火車趕去，卡夫卡的這一安排讓人將這部小說與他那張俄克拉荷馬的私刑照片聯系起來，可能有著不祥的意義。像我一樣，霍夫曼也注意到了羅斯曼的火車旅程預示了火車拖猶太人去奧斯維辛的過程。我會再回到這一聯系，并且不免淺薄地認為我或許是最先論述這種聯系的人。霍夫曼只是附帶著提了一下兩者間的類比，并沒有像我即將要做的這樣去徹底探究細節。

一個人成為雜交品種，受困于不同語言的混亂（babble）狀態，這不僅預示著納粹會像鏟除害蟲一樣滅絕猶太人，還象征著被關在集中營的人的額外痛楚。他們周圍的猶太人來自歐洲各地，犯人們語言不同，常常不能在談話時讓對方理解自己。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份材料上有一長串國名，記錄了這些犯人的國家，有的犯人還不是猶太人，而是政治犯、吉卜賽人、同性戀以及其他被納粹迫害的人。凱爾泰斯筆下的主人公久爾考見證了這種作為局外人的痛苦。反諷的是，當他說意第緒語的獄友拒絕視他為猶太人時，他反而悖論式地重新感受到了做猶太人的感覺：“‘你不是猶太人，你是個外族小子’……那天，我感覺到，對于那種時不時橫亙在我們中間的窘迫，那種讓人渾身發怵的尷尬，我在國內的時候就已熟悉。那種感受就好像我有什么不大對勁，就好像我不大夠得上理想的標準，簡而言之，就好像我是那么個猶太人——我得承認，身處集中營，在一群猶太人中間，有這種感覺的確相當古怪”（凱爾泰斯，139—140）。卡夫卡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我和猶太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我和自己都沒什么共同的地方，我該安靜地待在角落里，能呼吸就滿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