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作家C.P.斯諾活躍于上世紀40-70年代，是一個老派小說家，或者說是一個與幾十年來的現代主義實驗無緣，而是用老老實實的風格講老老實實故事的人。一定程度上因為科學家和高級公務員的背景，斯諾對于上世紀20-30年代現代主義過于狂野的形式實驗有點矯枉過正，這多少解釋了他的小說為何未能長久居于“一線”位置。

斯諾二戰前就已任教于劍橋大學，后來，還在炮聲正隆的時候，就已開始了《陌生人與親兄弟》系列小說的創作，戰后接著往下寫。該系列由十一部故事組成，描寫了英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至上世紀60年代末的社會、政治和道德狀況，講述了這一宏大背景中的教師、學者、政客、官僚、律師、科學家和諸多其他職業人士的故事。整部系列都以劉易斯·愛略特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愛略特不同程度地涉入所有故事的情節發展，同時也是其中三部小說的主人公。全系列中公認最重要的作品是《院長》《新人》和《富人的良心》。愛略特在一定程度上是斯諾本人的寫照。他出生和成長在一個邊遠小城的下層中產階級家庭，靠自己的才華和勤奮當上了律師，然后又當了大學法律講師、劍橋某學院的研究員，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當上了高級公務員。斯諾本人是物理學家，不是律師，但他筆下的人物與他本人的對應關系相當明顯。不過《陌生人與親兄弟》系列遠非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式的自傳；主人公愛略特也并非斯諾本人，而只是斯諾的立場、觀念和感情的隱蔽的代言人，在故事中的作用主要為事件的觀察者和評論者。

《院長》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劍橋大學的一個學院里（總共有36個學院），院長奄奄一息，需要從資深教師中選出一人接替他的職位。于是，在動機、意圖和行事方式各不相同的資深教師中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權力爭奪戰。與其說是這出于對學院的關心，還不如說出于當事人赤祼祼的私欲和私利。他們拉幫結派，不斷變換立場，進行分化組合，與后來靈長類專家們所觀察到的黑猩猩群體表現一模一樣。克里斯特爾原本是支持其朋友、院長候選人杰哥的，但在投票的時候，卻把他關鍵的一票投給了另一個候選人克羅福德。不過，杰哥也并非完全對得起克里斯特爾，因為在克里斯特爾與溫斯洛的一次沖突中，杰哥出乎意料地顯示出所謂道德勇氣，竟然“大義滅親”，支持了宿敵溫斯洛，從而大大傷害了朋友克里斯特爾。對于克里斯特爾為學院爭取到的一大筆捐款，杰哥也沒有表示應有的欣賞。問題是，克里斯特爾把關鍵的一票握在自己手中，就不啻把整個局勢捏在自己手心里了。當他宣布為學院爭取到那筆巨額捐款時，虛榮心更是得到了莫大的滿足。從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國大學中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的膨脹。當然，《院長》并非單純講了一個學院里選舉院長的故事，而是具有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內涵，完全可以看作冷戰初期國際政治局勢的一個縮影。當時，人們常談的話題是西班牙的國內戰爭和貌似即將爆發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正好說明了這一點。這部小說的藝術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愛略特或斯諾本人的道德不可知論立場。他只是對激烈的權力斗爭作超然冷峻的觀察和報道，時而加一點分析和評論，完全不作誰是誰非的道德判斷。另外，斯諾對20世紀人文學與科學的關系的關注，也反映在這部小說中。在八年后發表并在劍橋大學乃至整個英國知識界引起激烈爭論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一書中，他對人文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作了更為集中的討論。

2007年6月的一天，我來到位于牛津市中心貝利歐爾學院吃午飯。該學院的院廳（既是舉行宗教儀式和其他活動的地方，也是學生和教師用餐之處）比劍橋大學一般學院的院廳大一些，學生餐位也比劍橋大學一般學院多一些，但保養得并不好，更糟糕的是，還有一股明顯的異味。但它卻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這個廳呈長方形，廳頂或天花板為拱形結構，離地板高達十來米。廚房方向離地板2.5米左右高的墻上有一個七八米長的廳內陽臺，是舉行禱告儀式時唱詩班所在的位置。實際上，這是一般牛津、劍橋院廳的標準配置。但廳里三面墻上赫然掛著十幾幅歷任院長的大幅肖像，尺寸均約100厘米乘60厘米，邊框材質優良，裝飾精美，狀態頗佳。

及至此刻，我終于弄明白，為什么作為科學家和公務員的斯諾，會寫出《院長》這部諷刺小說來；為什么在小說中，劍橋大學中的人為了院長一職會斗得你死我活。既然一當上院長，就能將其大幅肖像秀到院廳墻上，讓一屆又一屆青年學子瞻仰崇拜，那么為了當院長，為了這墻上的“不朽”而明爭暗搶，鉤心斗角，背后捅刀子，無所不用其極，就不難理解了。這當然不是我國學界近年來熱烈討論的“大學精神”，但至少可以視為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的一個傳統吧。也許牛津大學因相對保守，所以晚至2007年，院廳墻壁上仍能看到這種大幅畫像，在不那么保守的劍橋大學，院廳墻上盡管不能說已絕對不掛院長像了，但已不常見。在劍橋大學逗留的那半年期間，雖然沒能逐一到各學院內部游覽，去過的學院卻不在少數，包括頂尖的國王學院、三一學院和圣約翰學院，但并沒有看到歷屆院長的大幅肖像高高懸掛在舉行重要儀式、學生教師每天用餐的院廳的墻上。

相比之下，歷史上中國的儒家并不在意這種形式上的不朽。他們固然會追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但至少不會自戀到要讓本人的形象永為人知。看來，牛津仍保留著并非健康的舊習，那種東方式的無我情懷還有待培養。這背后有文藝復興以來便一直活躍、后來越來越活躍的個體主義思維在起作用。個體主義無可非議，是現代性、現代精神的一個核心內涵。但是比起靠個人努力在經濟、社會、科學探索乃至其他方方面面作出貢獻從而獲得不朽，利用權力使自己形象得以長久展示畢竟不那么光彩。這或許是總體而言，院長肖像已不太常見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阮煒，系湖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