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艾略特

喬治·愛略特是最早被翻譯并介紹至中國的英國女作家之一，自1907年至今已經歷110余年。1907年，第4期《中國新女界雜志》刊發了國內第一篇有關愛略特的文章，題為《英國小說家愛麗阿脫女士傳》，簡單介紹了愛略特的生平，在文末對其高度評價說：“愛麗阿脫其人哉，則其可為吾國之人所馨香而頂禮者又豈徒女界宜然哉。”愛略特本人雖從未到訪過中國，卻并非不了解中國。近百年來，愛略特在中國擁有越來越多的閱讀者和研究者。今年正值愛略特200周年誕辰，我們何不從她的作品入手，來解密她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一、愛略特作品中的中國

愛略特與中國，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不容忽視的篇章。愛略特曾在《現代拯救，拯救，拯救》一文中表達了她對中國的關心。該文來自她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西奧弗拉斯特斯·薩奇的印象》中的最后一章，其重要性不容小覷。文中，作者借薩奇之口這樣談中國：

“我沒有義務像對待同胞一樣對待中國人，但我有義務不用鴉片來毒害他們。我決不以世界主義為借口來毀滅和掠奪他們的勞動成果，并強迫他們接受我的意志。在他們以和平的游客身份出現在倫敦大街上時，我絕不會因為他們服飾和宗教信仰與我相異而侮辱他們。……我們缺乏的就是這種認識：任何別的民族都同樣合法地擁有民族情感。我們應該明白，缺乏這種情感，就喪失了最大的福祉。”

主人公的姓，一看就和亞里士多德的得意門生西奧弗拉斯特斯密切相關。后者為古希臘哲學家和植物學家。其所著《人物志》尤為有名，開創了西方“性格速寫”的先河。只是在愛略特筆下，西奧弗拉斯特斯不再是什么德高望重的哲學家，他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名字叫“薩奇”的牧師。事實上，“薩奇”這個名字就頗為搞怪，它出于音譯，語義相當于中文“某個”，因此西奧弗拉斯特斯·薩奇就是“某個西奧弗拉斯特斯”的意思。可見，愛略特想假借“某西奧弗拉斯特斯”之口，以“性格速寫”為文體，通過嬉笑怒罵，對所見所感直抒胸臆。這自然也包括了上述引文中涉及的英國對中國所犯下的一連串暴行：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1860年火燒圓明園，以及侮辱赴英旅行的華人。1868年，英國出臺了《藥房法案》，正式將鴉片歸類為毒品。因此，愛略特在這篇1879年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既然英國早在10年前就將鴉片視為毒品，那么，其向中國出口鴉片的目的豈不是為了“毒害”他們嗎？愛略特還在文中反復抨擊英國對內故步自封，對外卻以“世界主義”之名實現帝國擴張的野心，并強調“任何民族都同樣合法地擁有民族情感”，以期喚起英國人對其他民族（包括中國人）的同理心。上述嚴肅的申訴通過“某個西奧弗拉斯特斯”之口道出，在搞笑之余，頗為反諷。

同樣嚴肅的批判也出現在愛略特書信集中。劉易斯（愛略特的愛人）在寫給其出版商約翰·布萊克伍德的信中，稱他和愛略特正在閱讀俄理范的《額爾金伯爵出使中國、東瀛見聞錄（1857-1859）》。劉易斯表示，他和愛略特“對英國人在有關中國人的爭議中表現出來的對情感和權利的無端漠視，頗有微詞”。談到這個第八代額爾金伯爵（1811—1863），就不得不提他在中國的斑斑劣跡。此人曾歷任對華全權專使，《中英天津條約》《中英北京條約》都是其“政績”。該書作者俄理范曾作為私人秘書陪同額爾金出使中國和日本。他本想歌頌額爾金伯爵的“豐功偉績”，卻一不小心激起了包括愛略特、劉易斯在內的英國知識分子的義憤。

當然，在愛略特的作品中，不乏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和獵奇心態。在《知識的看門狗》一文中，通過刻畫“彭姆”這個人物，愛略特嘲諷了英國人的文化守舊心態。在書中，西奧弗拉斯特斯打趣彭姆道：“無論我告訴他中國人吃狗肉，澳大利亞鴨子穿毛皮大衣，還是在某些地方人們用吐舌頭表示致敬，他都會說：‘就是那么回事，先生’。”彭姆似懂非懂，卻不懂裝懂，儼然一副將其他文化拒之門外的樣子，因此，愛略特稱其為“看門狗”。作為其他文化的象征，愛略特舉了“中國人愛食狗肉”為例。這就像其他國家的人講英國菜，一說就是土豆和炸魚，顯然是以偏概全，刻板而又固化。同樣的例子并不少見。在小說《丹尼爾·德隆達》中，德隆達的母親在描述女性困境時，稱女人的心必須要小得像“中國婦女的小腳”一樣，只有這樣，才能專心相夫教子。

事實上，包括愛略特在內的英國知識分子并非沒有注意到上述刻板印象的局限之處。上文中提到的出版商布萊克伍德曾于1858年5月23日寫信給劉易斯，提到了一位即將動身前往中國的暢銷書作家艾伯特·史密斯，并認為史密斯此行一定會更新英國同胞對中國的認知。后來史密斯回國后，確實籌備了一場名為“中國”的演出。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俄理范寫的游記，還是史密斯的“中國秀”，它們都反映了英國人對中國的好奇和想象。在這方面，愛略特也不例外。當然，愛略特對中國的想象還源自其他作品。

二、愛略特中國觀的思想來源和對中國作家的影響

愛略特對中國的想象很可能源于歐洲啟蒙時期的“中國熱”。更確切地說，是源于斯賓諾莎、歌德和卡萊爾的作品。在17和18世紀，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其一，模仿中國的工藝風格，崇尚東方趣味；其二，大量出版傳教士的中國游記或回憶錄，并翻譯中國經典（主要是孔孟哲學）；其三，產生了許多假中國人之名，或以想象中的理想中國為對照，諷喻英國時政的作品。這當中，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啟蒙運動者汲取精神養料的寶貴源泉之一。

以17世紀近代德國啟蒙運動的奠基者斯賓諾莎為例。他與萊布尼茨交往密切，據說兩人曾于1676年熱烈討論中國古代哲學。萊布尼茨被德籍華裔學者夏瑞春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1669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探討中國的文章。1697年，《中國近事》出版，里面收集了大量關于中國的報道、通信和文獻材料等。受萊布尼茨影響，斯賓諾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宗教思想頗有興趣，并因此對基督教正統論產生懷疑。值得一提的是，愛略特是斯賓諾莎最重要的兩本著作《神學政治論》和《倫理學》的英譯者，她稱自己的翻譯是“對斯賓諾莎生活和思想體系的真實呈現”，這當中自然包括斯賓諾莎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討論與思考。

與此同時，與劉易斯的交往也加深了愛略特對中國文學的了解。為了撰寫《歌德的生平與作品》，1854年8月2日，劉易斯攜愛略特來到魏瑪，并在此居住三個多月。同年10月19日，在寫給卡萊爾的信中，劉易斯提到他已在魏瑪找到大量第一手資料，這當中包括歌德的私人信件。有意思的是，5年后，在愛略特寫給威廉·布萊克伍德的信里，她提到歌德早期信件里有一個拼寫錯誤。可見愛略特也曾在兩人逗留魏瑪時期閱讀過歌德的書信。1855年10月，《歌德的生平與作品》出版。在出版前后，愛略特多次向朋友推薦這本傳記，還在寫給好友亨內爾的信中，稱這是一本“充滿情感、思想和信息的書”。顯然，從收集資料到付梓出版，愛略特始終參與其中，對該書，或者說，對歌德的一生并不陌生。以此看來，愛略特很難不注意到歌德與中國文學的關系。我們知道，歌德晚年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強烈的好奇心。他在1813年11月10日給友人克內貝爾的信里就談到他已努力讀完所有能找到的有關中國的書。1827年，他還創作了組詩《中德四季晨昏雜詠》，該組詩最初起名《中國的四季》，里面包括十四首頗具中國格調的抒情詩。

到了19世紀，歐洲的“中國熱”明顯降溫，但“切爾西的賢哲”卡萊爾依然孜孜不倦地談論著中國。他對中國皇帝和思想政治的歌頌散見于他的各類著作中，比如《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跡》與《文明的憂思》。卡萊爾對儒家政治贊譽有加，甚至把中國皇帝比作理想的英雄。愛略特曾在《威斯敏斯特評論報》上多次發表有關卡萊爾的評論文章，是其最忠實的擁躉之一。當論及卡萊爾時，她直言：“這個時代最出類拔萃或思想最活躍的人當中，幾乎沒有一人不曾受過卡萊爾作品的點化。”她本人也自然包括在內。由此，我們不妨揣測，卡萊爾對中國的熱情與談論也為愛略特對中國的想象提供了渠道。

說到愛略特與中國，還不能不提她對梁實秋的影響。梁實秋（1903-1987）是國內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第一人。但鮮為人知的是，他還為愛略特作品的漢譯作出過卓越的貢獻。1932年，梁實秋翻譯的《織工馬南傳》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他在譯本序中寫道，“哀利奧特（即愛略特）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恐怕本書還是第一部罷”。實際上，他的譯本并非第一部，但他翻譯的《織工馬南傳》確實流傳較廣，讓愛略特迅速進入了中國讀者的視野。他還表示，自己最贊賞愛略特對人性的描寫，就這點而言，愛略特比狄更斯更加深刻。無獨有偶，梁實秋又在1945年翻譯了愛略特的一則短篇故事《牧師情史》，而在其編著的《英國文學史》中，梁實秋不僅認真評論了愛略特的小說，還數次援引愛略特作品中的段落。有學者認為，梁實秋對愛略特的欣賞，是因為“愛略特在創作時煞費苦心，作品真切表現人生，都符合梁實秋人性論的文學傳統”。實際上，在筆者看來，正是愛略特作品中所推崇的同情共感能力與中國人的精神格外契合。在《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一書中，辜鴻銘曾指出“典型的中國人給諸位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而這種溫良是同情與智慧相結合的產物。他強調中國人的溫良源于同情心，而之所以具有這種強大的同情力量，又是因為他們過的完全是“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情感的生活”。同樣地，“同情”也是愛略特在作品中反復提倡的品質。譬如，在1859年7月5日寄給查爾斯·布雷的信里，愛略特寫道：“如果藝術不能引發人類的同情心，它將毫無教育意義。”

同樣，正是基于對“同情心”的重視，愛略特才會在百年前為中國發聲，而梁實秋才會將她抬到比狄更斯更高的位置。也正是基于對“同情心”的重視，我們值得在愛略特200周年誕辰之際重談愛略特。

（作者：何暢，系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