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都讀過哪些書？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幾乎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首先，史鐵生的藏書目前還沒有像魯迅藏書、巴金藏書那樣捐獻給公共圖書館或博物館，我們還無從了解他曾經擁有哪些書，讀了哪些書。其次，他很低調，極少對外宣稱自己讀過什么書，受到哪些名家的影響。有些作家喜歡談論哪些作家影響過自己，特別是西方作家，如卡夫卡、馬爾克斯、川端康成、卡爾維諾等等，有如一個招牌；但史鐵生似乎從未談起過，他倒是常在各種場合與讀者分享讀某書的體會。最初，只有從他的一些散文、隨筆所透露的只言片語中，我們才可能了解他曾經讀過哪些書，以及哪些書曾對他的寫作產生過影響。

爬梳：早期讀書的蛛絲馬跡

不能不提到他的《我與地壇》。這篇作品最初寫于1989年5月5日，兩年后在《上海文學》發表。它的名氣很大，大家都很熟悉，其中談思、談想、談觀察、談感悟比較多，具體談到讀書的地方似乎很少，其中第二節淡淡寫到了“我在園中讀書”，再有就是第七節曾經提道：“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祭壇邊的路燈下看書。”至于讀的、看的是什么書，他沒有說。

十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壇》一文中也曾提道：“記得我在那園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兒呆坐，張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嘆，在那兒睡了又醒，醒了看幾頁書……”其中還提到，那時他已讀了羅蘭·巴特的《寫作的零度》，于是，史鐵生寫道：“這題目先就吸引了我，這五個字，已經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寫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點，寫作由之出發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難，寫作之終于的尋求，即靈魂最初的眺望。”他還認為，所謂回歸“零度”，就是“重新過問生命的意義”。生命本無意義，“一個生命的誕生，便是一次對意義的要求”。

這當然都是后話，是史鐵生的閱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悄然發生變化后的恍然大悟。不過，他早期的閱讀與那個時代的許多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在《隨筆十三》這篇作品中他承認：“我最早喜歡起小說來，是因為《牛虻》。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某一天午睡醒來頗有些空虛無聊的感受，在家中藏書寥寥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來讀，不想就從午后讀到天黑，再讀到半夜。那就是《牛虻》。這書我讀了總有十幾遍，仿佛與書中的幾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對他們的形象有了竊自的描繪。”

再看《幾回回夢里回延安》，他寫道：“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首詩就是賀敬之的《回延安》，收在他的詩集《放歌集》中。

他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中也提道：“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那是他第一次住進醫院，還祈盼著早日出院哪。但實際情況卻越來越糟，前景極為不妙，為此，護士長特意安排他住進了高干病房的“單間”，和一個局長住在一起。不久，為了他又將樓梯間開辟成真正的單間，理由便是“這孩子愛讀書”。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深情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

在《輕輕地走與輕輕地來》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徐志摩的詩句：輕輕地我走了，正如我輕輕地來。說明他也讀過徐志摩的詩。在《文革記愧》中，他提到了楊絳的《干校六記》，并引起他的一些聯想，他還說：“馬列的書讀得本來不算少。”《毛選》當然也讀過。從孫立哲等人的回憶錄中，我們也能發現史鐵生早期讀書的蛛絲馬跡。

變化：深入的哲思

變化大約發生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1989年，史鐵生娶陳希米為妻，這件事對于史鐵生后期閱讀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私人大事排行榜》作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加斯東·巴什拉的《夢想的詩學》，他說，關于夢想的意義，沒有誰比他說得更好。加斯東·巴什拉是法國哲學家，他的這本書恰在當年由三聯書店作為“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的一種出版。史鐵生則在當年的作品中就提到了這本書和作者的觀點。其中，史鐵生還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陀氏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說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地下室人的長篇獨白，探討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歷史的非理性，第二部分寫主人公與妓女麗莎相識的經過。如果考慮到《務虛筆記》曾于1996年出版，我們能否說，陀氏的小說對于史鐵生有一種“文本的啟示性”？

再來看作于1989年的《安樂死斷想》，這是史鐵生作品中難得一見的讀書筆記。書并不大，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1988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五角叢書的一種，作者楚東平，對當時世界上有關安樂死的情況做了盡可能詳盡的介紹。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不僅引起了史鐵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這個問題，恰恰說明了生死問題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在另一篇作品《神位 官位 心位》中，他提到了劉小楓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說，這本書“令我茅塞頓開”。所謂頓開，即由此得到啟發，對人與上帝、與神、與佛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對靈魂、信仰、天堂也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談到自己所理解的那書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終極答案或終極結果來證明的，而是由終極發問和終極關懷來證明的，面對不盡苦難的不盡發問，便是神的顯現，因為恰是這不盡的發問與關懷，可以使人的心魂趨向神圣，使人對生命取了嶄新的態度，使人崇尚慈愛的理想。”他也說到了佛：“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義，佛并不是一個名詞，并不是一個實體，佛的本義是覺悟，是一個動詞，是行為，而不是絕頂的一處寶座。”接下來他在《無答之問與無果之行》一文中對這個問題繼續進行了探討，并對六祖慧能那首偈語提出了質疑。他指出：“‘本來無一物’的前提可謂徹底，因而‘何處染塵埃’的邏輯無懈可擊，但那徹底的前提卻難成立，因為此處之‘物’顯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對它的輕視，而是就神秀的‘身為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而言，是對人之存在的視而不見，甚至是對人之心靈的價值取消。”這是史鐵生一貫的看法，雖然他一直沒放棄對上帝、神佛、靈魂、信仰、天堂等等看上去虛無縹緲的東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張以虛無的態度對待人生，所謂“解脫”和“得大自在”，在他看來則意味著逃跑。

所以，他在《給楊曉敏的信》中寫道：“在這樣的絕境上，我還是相信西緒福斯（西西弗）的歡樂之路是最好的救贖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夠大功告成而入極樂世界，他于絕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瑤臺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間。”他這里提到的“西緒福斯”，是《圣經》中的人物，而這種見解卻來自法國哲學家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他在《給李健鳴的信》中再次提到西緒福斯，他表示：“我越來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懲罰，是原罪。對懲罰之地的最恰當的態度，是把它看成錘煉之地。既是錘煉之地，便有了一種猜想——靈魂曾經不在這里，靈魂也不止于這里，我們是途經這里！”

閱讀：了解作家的“隱秘小路”

這種對于生命的思考，就一個作家而言，最終還是要落實在寫作上。在《無病之病》一文中，他從一位名叫圖姆斯的哲學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經驗，所著《病患的意義》一書中，找到了自己“想說而無能說出的話”，詩人帕斯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詩是對生活的糾正。”他對此加以發揮道：“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如此說來，寫作既是對人生苦難的發問與關懷，也是對生命意義的闡發和建構。他在蘇州大學以《宿命的寫作》為題所做的講演，也涉及到這個問題，在這里，他提到了俄羅斯思想家弗蘭克《生命的意義》一書，他說他無法全面轉述弗氏偉大精妙的思想，而只能表達他的理解：生命的意義不是被給予的，而是被提出的，這是其一；生命的意義本不在向外的尋取，而在內在的建立，這是其二。所以他說，他的寫作與文學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現實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

以上只是從史鐵生生前發表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零零散散的印象和思緒。近讀新出版的《史鐵生全集》，其中所收與讀書有關的部分，如“碎片集”、“讀書卡片”、“頁邊筆記”等，透露了更多的史鐵生生前閱讀的信息。這些信息有如一條隱秘的小路，直通他的心靈深處，是探索史鐵生內心秘密和精神成長史的珍貴材料。有人說，一個人讀什么書是最私密的事。誠如是，編者將其最隱秘的世界公之于眾，不僅需要非凡的勇氣，更需有超凡的見識，對于深化史鐵生的研究則功莫大焉。就作家全集的編纂來說，也是開創性的，以我的孤陋寡聞，還從未見過將隨手寫在所讀之書空白處的“筆記”編入全集的，但其價值則不言而喻，正是這種瞬間的思緒，流動著的意識，透露了史鐵生精神成長的秘密。史鐵生所以為史鐵生，將由他的閱讀來證明。

史鐵生的閱讀，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發生明顯改變，如果說早期閱讀更偏重于文學、藝術的話，那么，后期閱讀則多與思想、精神、宗教有關。這種變化自然體現在他的寫作中。如果我們以1996年出版的《務虛筆記》劃線，早期寫作以《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隊的故事》、《命若琴弦》為代表，偏重于感性和經驗，而后期寫作以《務虛筆記》（1996年）、《病隙碎筆》（2002年），以及《我的丁一之旅》（2005年）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的、思辨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