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就是一種“關系”的敘事。動物小說,看起來是寫動物,實質上仍然是寫人與動物(或自然)的關系,因為小說中的動物都被賦予了人的心性,如麥爾維爾的《白鯨》。內心獨白類的小說,同樣也是表達人與自我的關系,如伍爾芙的《墻上的斑點》。可以說,如果徹底拒絕“關系”問題,作家就沒有辦法設計情節;而沒有情節的必要發展,最終也就無法形成故事。

“關系”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小說必須通過各種“關系”所構成的張力,來推動整個敘事的發展。沒有必要的張力設置,情節內部將無法形成人物行動的基本場域,很多可能性的事件也就難以順勢而出。即使是一部看似沒有任何沖突的小說,也都需要精心營構“關系”。譬如汪曾祺的短篇《鑒賞家》,看起來只是講述畫家季匋民和水果小販葉三之間的故事,但作家對季匋民和葉三之間關系的處理上,仍然費足了功夫。季匋民是小城頗有名氣的畫家,性格怪異,極不合群;葉三則是個水果小販,為人質樸,勤勞,和善。這兩個人,無論身份還是學識,都截然不同,換言之,是兩個不同階層的人。然而,葉三送水果到季家時,卻憑借自己豐厚的生活閱歷,常常對季氏的畫作進行精準的評價。通過觀畫、評畫、贈畫,兩人之間形成了奇妙的互動狀態,并最終成為藝術乃至靈魂上的知音。季匋民死后,其畫作價值大增,而擁有大量季氏畫作的葉三,雖不富有,卻從不為所動,最終焚畫入土。可以說,汪曾祺的智慧就在于,他緊緊圍繞繪畫問題,讓兩個人的關系由遠及近、由表及里,最后在互賞互拜中,呈現了精神操守上的彼此共振。

小說中的“關系”,表面上看,只是一個敘事技術問題,但內部卻隱藏著作家的獨特眼力。因為小說中的“關系”,通常都暗含了各種復雜的、經驗性的內在準則。這些準則,就是我們常常談及的倫理,即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關系時,人們應該遵循的基本規范。這些規范的外在表現是人的言語和行為,背后卻是人的觀念以及由觀念支配的情感。為什么《鑒賞家》耐人尋味?關鍵就在于,汪曾祺讓季匋民和葉三這兩個不同身份的人物,由觀畫、評畫、贈畫,逐漸建立了深厚的倫理情誼。這種情誼,超越了世俗的功利欲望,也消解了現實的身份差異,聚合成“靈魂的知音”。因此,葉三死后的焚畫要求,多少寄寓了作家對“情義無價”之類倫理觀的標舉。

小說中的“關系”,之所以隱藏著各種現實生存的倫理問題,這是由倫理的基本屬性所決定的。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就說道,所謂“倫理”,就是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種種“關系”,“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人生且將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如此則知,人生實存于各種關系之上。此種種關系,即是種種倫理。倫者,倫偶,正指人們彼此之相與。相與之間,關系遂生……是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他還進一步指出:“所謂倫理者無他義,就是要認清楚人生相關系之理,而于彼此相關系中,互以對方為重而已。”既然小說是一種借助“關系”的敘事來展示人類生活及其可能性狀態的藝術,那么,這種“關系”也就必然承載了人類面對的各種倫理問題,兩者之間,并不復雜。我們甚至可以說,在小說中,“關系”和倫理,其實就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真正復雜且值得我們深究的是,小說中的“關系”,并非明確地對應某種特定的倫理,而是恰恰相反,呈現出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蔓延性。用符號學的話來說,“關系”只是能指,它的所指,即倫理內涵,則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經常碰到的情況是,不同作品中的人物關系有時頗為相似,但它們所負載的倫理內涵卻不盡相同,而且某些人物關系中還潛藏著多種相互糾纏的倫理問題,讓人三言兩語,很難說清。譬如,在很多家族類小說中,通常都會存在著父子(或祖孫)關系,而且這種關系大多是小說敘事的張力主線,但在不同的作品中,這種父子(或祖孫)關系所指涉的倫理問題卻不盡相同,也導致作品的審美內涵完全不同。像巴金的《家》中,高老太爺與覺新、覺民、覺慧之間,都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代際沖突,這種沖突主要體現為血緣倫理內部的舊觀念與新思潮之間的抵牾,展示了傳統孝道倫理與現代自由倫理的糾纏,并最終演化為人物各自不同的命運。陳忠實的《白鹿原》中,白嘉軒與白孝文的父子關系,雖然也體現了代際上的文化沖突,但這種沖突內部,隱含了傳統宗法倫理與現代政治倫理的對抗,同時也折射了族群倫理與個體人性的沖突,由此傳達了族群宗法倫理、現代政治倫理與人性自然欲求之間的復雜纏斗。《平凡的世界》里,孫玉厚與孫少安、孫少平的父子關系,則在相互體恤中始終彰顯著傳統血緣倫理的可貴,使作品的內蘊直接指向貧窮凄苦的生存與命運。如果我們再看看那些愛情小說,也同樣如此。像《紅樓夢》里的寶玉和黛玉、魯迅《傷逝》里的子君和涓生、張愛玲《傾城之戀》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蘇、王小波《黃金時代》里的王二和陳清揚等,他們都不乏男歡女愛,但在這種情愛關系中所折射出來的倫理指向,都又各不相同,并使小說的審美內涵各有所異。

我以為,審視小說中的“關系”所指涉的倫理問題,無疑是我們理解小說的重要路徑。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小說中的每種“關系”背后,都承載了一些別有意味的倫理內涵,而且這些倫理內涵,正是作家所要傳達的生存困境或人性難題。只有立足于“關系”,并從中發掘其所指涉的倫理問題,我們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洞悉其內在的審美價值。客觀上看,很多小說在表達人類生活及其可能性狀態時,都將倫理問題放在一種被質詢和被審視的位置上,大到家國倫理、族群倫理、俠義倫理、職業倫理,小到家庭倫理、性別倫理、血緣倫理。但是,如何通過小說中的“關系”,有效探析其中所承載的倫理內涵及其復雜意蘊,則需要思想和智慧的雙重交鋒。就我個人的思考而言,小說中的“關系”在承載倫理問題時,通常存在著幾種較為普遍的敘事范式。

首先是倫理與倫理之間的沖突和對抗。這種沖突的形成,主要是依賴于人物所承擔的不同角色。眾所周知,人的每種角色都承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及其倫理職責,這是人作為一種社會和文化存在的本質屬性。同時,每個社會中的人都會承擔多重角色,即使在家庭內部,也是如此。因此,當一個人面對其他人時,他們的關系其實已經被先在地賦予了特定的倫理指向,譬如丈夫面對妻子,職員面對同事。在此,我們不妨以約翰·威廉斯的《斯通納》為例,看看這種關系背后所指涉的倫理內涵,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思考。《斯通納》是一部沒有什么劇烈沖突的長篇小說,只是敘述了一位普通知識分子的灰色人生。有人盛贊它是一部敘事澄澈而節制的絕妙之作,也有人稱頌它是一部有關失敗者的感傷之歌。這些評價無疑都很中肯。但我感受最深的,還是它極為鮮活地呈現了人生最普遍的生存境況:忍受。忍受什么?表面上看,是命運;而實質上,卻是倫理。斯通納是一位沒有什么野心的平庸之人,從農家子弟一路求學苦讀,最終成為一位無所作為的助理教授。斯通納的最大痛苦,就在于他試圖與這個世界建立起各種正常的倫理關系,但最后都以失敗告終,為此他不得不忍受各種倫理無窮無盡的折磨。這才是小說讓人難以忘懷的地方,也是敘事最為核心的內驅之力——事實上,這部小說的敘事發展,就是依靠斯通納在各種倫理關系中窮掙苦扎來推動的。作為一個平凡的人,斯通納是冷漠的,但這種冷漠不是基于他的孤傲,而是源自他的卑微,尤其是家庭的貧困和親戚的疏離,使他自幼便飽受世態炎涼,所以,面對富家千金的妻子伊迪絲,他只有無奈地屈從;他想努力做一個好父親,卻因妻子的強勢干涉而破產;面對勞曼克斯的排擠和打壓,他只有忍受和退讓;即使與年輕的凱瑟琳相愛甚歡,他也無力做出應有的承諾……無論置身于何種倫理之中,斯通納都是以忍受開始,以失敗告終。如果我們再看看茅盾《子夜》中的吳蓀甫、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等,辨析一下他們坎坷曲折的命運,大到民族正義、封建綱常,小到婚姻忠誠、血緣親情,其內核無一不是倫理的難題。正是這些不同角色所承載的不同倫理聚集于同一人物身上,才使他們在面對人生的各種抉擇時顧此失彼,東奔西突,演繹出各種繁復而又滄桑的生命景觀。

這種不同倫理之間的博弈與對抗,可以將人物自然地推向自我分裂的生存狀態,從而有效呈現人物內心繁雜的精神面貌。如巴金《寒夜》中的汪文宣,既是兒子,又是丈夫,還是單位小職員。當汪母與曾樹生產生沖突時,他就不得不卷入孝道倫理與婚姻倫理的沖突之中;他渴望通過努力工作來養家糊口,然而在職場倫理中又飽受屈辱,進而導致他對妻子心生愧疚。作家正是通過各種日常倫理的折磨,揭示了汪文宣無助而又無望的生存境況。魯迅的《傷逝》中,無論是涓生還是子君的身上,也同樣包含了多重角色的內在錯位。他們以現代啟蒙倫理的捍衛者出場,卻漸漸變成了傳統家庭倫理的膺服者,以至最終勞燕分飛。這種倫理上的錯位,使《傷逝》不僅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詰問,還揭示了啟蒙者與被啟蒙者自身存在的內在痼疾。朱蘇進《射天狼》中的袁翰,從一開始就在軍人的職業倫理和丈夫的家庭倫理中進行艱難的抗爭。雖然小說彰顯了他內心的家國情懷,但作為丈夫和父親,袁翰卻在未盡倫理之責中飽受煎熬。

其次是人性與倫理之間的錯位和纏斗。倫理的作用在本質上就是為了對人性進行必要的規范,使其獲得健康的發展,并確保社會擁有各種基本的秩序。但人性這東西,又常常被非理性所左右,難免會與各種倫理產生沖突和對抗。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人性欲求的理解,對各種倫理價值的辨析,也同樣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為此,人們常常通過人性的合理訴求,質詢一些傳統倫理的陳腐與吊詭。像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中,七歲的旺旺啃了一口鄰居惠嫂正在哺乳的乳房,這原本是孩子戀母情結驅動下的本能行為,但在眾人眼里卻逐漸發酵,并將養育旺旺的爺爺卷入其中,變成一種家教觀念上的倫理事件,形成了人性與倫理的潛在對抗。

事實上,這種人性與倫理的沖突性敘事,是眾多作家經常選擇的一種表達策略。如王安憶《長恨歌》中的王琦瑤,她之所以游走在一個個男性之間,雖也有著務實的理性欲求,但也源自其內心深處虛榮的浮華之夢。換言之,王琦瑤的命運之所以曲折,關鍵還在于她內心的虛榮之欲,包括物質之欲和身體之欲。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中王二和X海鷹的關系,原本只是政治倫理上的思想規訓關系,但是隨著男女雙方交流的不斷深入,最終發展成兩性關系,而且王二正是通過這種兩性關系,最終成功消解了倫理規訓的行為。如果我們再看看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憶的“三戀”、畢飛宇的“三玉”等作品,都可以看到各種正常或不正常的人性,在特定的社會倫理中東奔西突的悲壯景觀。這種情形發展到極端狀態,便是有些作家高舉“冒犯”的大旗,以踐踏倫理的方式,為各種人性的放縱進行辯護。

再次是苦難與倫理之間的對視和抗衡。我們不妨先看看余華的《活著》。在福貴漫長的回憶中,他一直沒有痛斥命運的不公,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被抓壯丁,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歷史運動,他都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劫難,但他在復述自己的人生經歷時,從未帶著強烈的控訴性語調,而是終始將自己納入家庭倫理之中,使我們看到他的母親、妻子、女兒、兒子、女婿、外甥,甚至包括朋友春生,無一不善解人意。似乎在他的家庭內部,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爭吵,每個人都很“懂事”。正是這種“懂事”背后所蘊含的巨大的倫理溫情,使福貴在面對所有苦難時,依然能夠獲得活著的勇氣。類似的作品,還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孫氏兄弟雖然出生于貧寒之家,卻并未受到世俗倫理的拒斥,從家庭到鄰里,從同輩到長輩,從兄弟到夫妻,從同學到戀人……他們所面對的各種倫理關系,似乎都有著異乎尋常的親和力。孫氏兄弟擁有執著的人生目標,并且為此鍥而不舍,這一點固然讓人感佩,但我覺得,圍繞孫氏兄弟的奮斗經歷所構筑起來的、強大的倫理溫情,才是這部小說讓人繾綣不已的內在緣由。

由“關系”而及倫理,由倫理而及思想,這是小說內部隱含的一種審美機制。即便是那些看起來頗為荒誕的小說,它們在顛覆人類經驗和常識的同時,其實也是通過對各種日常倫理的顛覆或解構,讓人們感到匪夷所思。譬如“垮掉的一代”中的諸多小說。譬如加繆的《局外人》。《局外人》中的莫爾索,骨子里就蔑視任何世俗倫理的意義,包括兒子、情人、朋友之類角色所應承擔的倫理職責。所以,在他所遭受的漫長審判中,法律只是一個外殼,而人們要審判他的,其實是他對所有倫理的蔑視、否定和踐踏。唯因如此,我以為,當人們閱讀小說時,若從敘事的“關系”所指涉的倫理問題入手,或許能夠更清晰地探討作品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