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5年前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所說的這段話,是對我們文藝創作狀況的準確判斷,也飽含著對廣大文藝工作者勇攀藝術高峰的殷切期盼。

如何攀登藝術高峰？關鍵是要創作出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的經典佳作。經典是攀援藝術高峰的階梯，也是體現藝術高峰的標桿。一個時代的文藝成就，不僅以是否出現繁花似錦、燦若星漢的作品數量為標志，還以是否涌現深刻反映社會生活的高質量精品力作為代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沒有優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熱鬧、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鳴的。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怎樣才能鍛造經典，或者說，怎樣才能創造偉大作品？這當然是一個涉及諸多方面的復雜問題，僅從創作主體看，文藝家對表現對象即所反映的社會生活，能否進行大跨度的意蘊開掘和藝術超越，乃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之點。

從根本上說，文藝家就是用心琢磨生活，并用心表現生活的人。作家、畫家、音樂家、舞蹈家等都是在用心琢磨生活的基礎上，分別琢磨如何用語言文字、畫面形象、節奏旋律、身段造型等表現生活。文藝作品中呈現的每一個具體形象，一般都不僅顯示一種存在，同時也傳達某種意義。落葉意味著事業的衰敗或人生的挫折，暴風雨象征著社會的震蕩或情感的宣泄，荷塘月色映襯著生活的平靜或心境的幽雅，車水馬龍代表著城市的繁華或時光的流逝，如此等等，莫不如是。同樣，文藝作品所講述的每個故事、描繪的每個畫面等，也不只是陳說一個完整的生活事件或難忘的生活場景，而是必然包含著文藝家對生活的理解和想要表達的意思。描寫一場殘酷的戰爭，讓人詛咒侵略并祈望和平；描寫一個貪污受賄的窩案，讓人感到反腐倡廉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描寫一家單位絕處逢生、逆襲崛起的過程，讓人意識到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艱辛和重要；描寫一位知識分子忘我工作、報效祖國的事跡，讓人激發出拼搏奉獻、勇于擔當的家國情懷……所有這些，雖然都能從作品表現的生活事件中看出某種意蘊，但它們遠不屬于我們所說的“意蘊開掘”的范疇。盡管這些意蘊本身并無任何不妥之處，其所傳播的思想也很有意義和價值，但畢竟過于表面化、簡單化和通用化了。在這個層面上進行創作，文藝家只是一些社會事件的報道者和講解員，而不是生活底蘊的發現者和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者。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正是一切庸常文藝家與杰出文藝家的區別，也是一般作品與經典佳作的差距所在。

我向來認為，文藝家也應是思想家，起碼要具備思想家的素質。他不僅要寫出世態炎涼，更要洞悉世道人心，還要為揭示生活奧秘、發現人生真諦，提供自己的觀察和睿智，給人以新的感悟和啟迪。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所要做的除了與對象交朋友、收集生活素材、發現感人事跡和動人故事以外，還要對生活沃土深度勘探和不懈挖掘，對社會人生的奧義掃描捕捉和透視剖析。文藝家的角色仿佛是社會生活的體檢師，在通過“望聞問切”乃至心電圖、腦電波等多種路徑診斷其肌體優異功能和突出表現的同時，也要注意檢查和診治其不良癥候與潛在病灶，開出驅邪扶正、補氣固本的良方。所以，魯迅告誡小說家，不要隨便抓到一個故事，看出故事的一點意義就敷衍成篇，而應注意“選材要嚴，開掘要深”。列夫·托爾斯泰更是指出：“為了使藝術家知道他應該講些什么，他就必須知道全人類所固有的、但同時又是他的，也就是人類所尚未知道的東西。”

魯迅的一系列小說在現代文學的長廊里出類拔萃，不只是塑造了阿Q、祥林嫂等眾多鮮活的人物形象，更在于他對產生人物形象的社會土壤和時代風云進行獨到思考，賦予藝術形象揭橥“國民性”的豐贍內涵，內里深處激蕩著“立人”的深沉吶喊，其“精神界之戰士”的身影顯得那樣高大偉岸。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春蠶》《秋收》《殘冬》通過描寫老通寶及其兒子阿多無論怎樣艱辛勞作，即便獲得蠶繭豐收、稻谷盈倉的好收成，也因絲業蕭條和米價飛跌而欠債破產，最終自發走上武裝抗爭道路的故事，反映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舊中國農村變遷和農民覺醒的整體過程。這里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一幅人物栩栩如生、時代風雷激蕩的歷史畫卷，其所包孕和透露的多方面信息，近乎如恩格斯談巴爾扎克小說所言，“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里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以兩位大師筆名命名的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繼承和弘揚先賢“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血脈傳統，許多獲獎作品在意蘊開掘上孜孜以求，于作品的感性形象中熔鑄作家敏銳深邃的獨特發現，而這發現又飽含深廣博大的社會容量和酸甜苦辣的人生喟嘆，為我們呈現了新的審美體驗和藝術追求。

如果說，意蘊開掘更多地側重作品思想內容的建構，那么，藝術超越則比較偏向形式品質的鍛造。一部經典佳作的豐富蘊涵，必須找到恰當的藝術形式富有魅力地呈現其直指意義和聯想意脈，必須在表現手段和技巧上高招頻出而引人入勝以至令人嘆服。這一方面需要文藝家對古今中外長期積累的各種藝術表現手法和技巧勤學苦練、稔熟于心，能夠隨時使用多種套路和手段應對立體塑造表現對象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要求文藝家匠心獨運，以敏慧的藝術心靈不斷摸索、嘗試，發明、創造新的表現手法和技巧，在有力刻畫對象的同時，為人類以“美的規律”掌握世界開拓新途徑和新空間。從謀篇布局、情節設置，到人物安排、細節鏤刻；從如何開頭別具一格、如何煞尾余音繞梁，到何處把握節奏蓄勢待發、何處響鼓重槌掀起高潮等等，都有說不盡道不完的機巧和門道。即以遣詞造句這一最細小、最微末的基礎工序而言，古代許多碩學鴻儒都曾為之殫精竭慮、煞費苦心，直至煉石成丹，孕沙成珠。廣為流傳的諸如“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文壇佳話，既體現文藝名家咬文嚼字，錙銖必較的“窮講究”的精神，更說明打造藝術經典需要嘔心瀝血、千錘百煉，方能收獲“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的成果和喜悅。

反觀現實，時代的疾速前行和生活的繁復多變，已使當今社會發展步入浮光掠影、行色匆匆的快車道。市場法則的普及和物質欲望的膨脹，更把許多人引向心浮氣躁、追名逐利的名利場。急功近利、粗制濫造，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等文壇流行病癥，近幾年經過診治雖有減輕和好轉，但在不小范圍照樣時常發作與蔓延。環顧文壇，形式大于內容、炒作優于實干、迎合勝于堅守、庸品多于杰作的現象，仍如家常便飯，屢見不鮮。作為一位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文藝家，面對滾滾紅塵和喧囂鬧市，自當清心明志，矚望高遠，從歷代傳世名篇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開闊胸襟、砥礪思想、精研藝術、升華修養，以任憑潮起潮落、靜觀云卷云舒的從容和定力，潛心創作傳得開、留得下的經典佳作，為“舉精神旗幟、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的宏大工程盡心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