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曾坦言，她創作第二部小說《秀拉》（1973）最初的意圖便是使之“關乎善惡人心”。在接受《紐約時報》書評撰稿人查爾斯·魯亞斯訪談時，莫里森聲稱自己“對于黑人怎么看待罪惡，總是很感興趣：他們逃避，他們想法子保護自己，他們甚至嚇得要命，但并不覺得這有什么反常”。同時她還認為，“罪惡是世界上必然的存在。就人類行為而言，黑人看到有人做不光彩的事，是不會去除掉——打盡殺光——這種人的。我想這是一個明顯有別于西方的文化差異，因為西方的觀念是除惡務盡；這當然清爽利落，但也缺乏容忍精神。”而在她看來，“惡本身不是一股外力，只是一股不同的力。小說《秀拉》描寫的就是這種惡。”

小說《秀拉》中女主人公的形象，評論家和讀者歷來褒貶不一。褒之者視為黑人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認為“秀拉在人們還在懷疑男女是否真正地平等時，她以自己的行動宣告了黑人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她以自己的生命做“試驗”，以此來喚起黑人同胞的覺醒。相反，貶之者卻對秀拉這一形象提出了嚴厲譴責：她膽敢蔑視社會的道德習俗，忽視家庭的倫理職責——簡直是對白人主流文化及其價值觀的公然挑釁，是可忍，孰不可忍。雖然故事臨近結尾時秀拉已是病困交加，難逃一死，可在正人君子的眼中，卻是罪有應得。此外，還有部分讀者，因為秀拉的形象與傳統意義上的黑人女性形象反差太大而感到困惑不解，難于接受。而更為有趣的是，作家本人論及該書時的態度也是模棱兩可：莫里森在《秀拉》初版的封面赫然印上“邪惡力量的傳統典型”的字樣，似乎將秀拉視作傳統意義上的“女撒旦”的化身；可是在另外的場合，她又聲稱“《秀拉》這本書的思想是我所最鐘愛的”。黑人婦女之間的友誼，以及人性善惡美丑的交織，按照莫瑞森研究專家E.B.豪斯的見解，應當是《秀拉》中較為顯著的主題思想。事實上，對于人性善惡的關注，一直是莫里森孜孜以求的目標。福克納說過，作家惟一真正的主題應當是“人的心靈的自我沖突”，而選擇了福克納（以及伍爾芙）小說中的自殺現象作為碩士論文選題的莫里森，顯然也選擇了同一主題。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莫里森在小說中極其注重刻畫人物形象，但相比而言，她更加側重揭示文化沖突背景下人物內心世界的矛盾復雜性。而更為關鍵的是，“這里其實不存在作者的善或惡的道德評判。”對于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心靈世界沖突的刻畫，本是身為黑人女作家的莫里森應盡的義務。以這一內在沖突反映外在的黑白兩種文化的對立與錯位，似乎也是她身為“美國黑人社會文學觀察家”所應擔負的責任。然而作家對此不作道德評判，這一現象背后顯然有著更為深刻而復雜的歷史/時代背景，同時與作家的美學思想及世界觀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如何對待黑人的歷史文化遺產？如何在白人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中獲取黑人（女性）的自由、平等和尊嚴？如何判別善惡美丑的取舍標準？所有這些問題，惟有重新審視文本，才能探循到作家的心路歷程。

和處女作《最藍的眼睛》一樣，《秀拉》也是由結尾處寫起。莫里森采用倒敘的手法，描繪出梅德林城一個叫做“底層”的地方的變遷，從而引出秀拉及“底層”居民的故事。秀拉自幼就不安分守己，在她身上繼承了外祖母夏娃的傲慢以及她母親漢娜的放縱。她任性、沖動而固執，但為人仗義，并以此與奈爾結為好友。一方面她們的性格相互吸引：秀拉自小具有反叛精神，奈爾的母親卻不允許她有任何離經叛道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因為她們有共性，“她們兩人都發現……她們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她們需要通過行動證明自己的身份。此后的若干共同經歷，如秀拉劃破手指，保護二人免受男孩侵害；游戲時不小心將名為“小雞”的男孩溺死，并一直保守這一共同的秘密等，使得她們的友誼穩步發展，直到奈爾決定選擇結婚，而秀拉則繼續她叛逆的道路：只身去往城市，去尋求她的自由和夢想。

10年以后，秀拉厭倦了漂泊的生活，同時也出于內心對奈爾的強烈思念，她重新回到“底層”。當地人們的生活一如既往，而不甘寂寞的秀拉卻試圖令它有所改變。她的第一件駭人之舉是將夏娃趕出她一生苦心經營的家門，而且似乎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夏娃早年為丈夫拋棄，含辛茹苦，甚至不惜自殘腿腳，換取保險金將三個孩子撫養成人）。此外，她對性生活的態度也是心不在焉，缺乏責任感（她只是縱情享受，但從未考慮過隨之而來的結婚生子）。跟她的母親漢娜不一樣，漢娜是努力地侍奉男人，并通過向男人乞求施恩而滿足那些妻子們的虛榮；而秀拉則巧妙地令男人們有求于她，將梅德林城有頭有臉的男人玩弄于股掌；而一旦得手，“試上一次就把他們一腳踢開”，這使得當地那些既分外嫉妒又倍感屈辱的妻子們怒火中燒，將她視為“巫女”。

秀拉與奈爾之夫裘德的一場偷歡使得奈爾痛不欲生，二人的友誼也宣告破裂。奈爾走上了夏娃的老路，盡心盡責將兒女拉扯成人。秀拉則與鎮上一浪蕩青年阿賈克斯打得火熱，而阿賈克斯害怕“被占有”，最終竟不辭而別。秀拉傷心絕望，一蹶不振。奈爾寬宏大量，前往探視，不料仍遭到心高氣傲的秀拉頑強反擊——她拒絕反省既往的過錯，并且驕傲地斷言，是非現在難以預料，而時間能改變一切，惟有留待將來才會公斷。“我是說可能不是你好。可能是我好。”由此可見，莫里森在小說中致力于展示文化沖突背景下人物的內心世界，而并不刻意作出任何善惡評判。而作家之所以不作評判，可能基于以下的原因。

首先，從作品中描摹的人物形象來看，可以說都是美丑莫辨、善惡難分。以夏娃為例，她不惜捐棄腿腳，只為撫育兒女，這一種崇高的母愛無疑值得稱贊（秀拉認為夏娃將畢生幸福全部寄托在子女身上，這一做法“極其危險”），可是獲悉其子陷于吸毒無力自拔后，她又狠心將他活活燒死，令人發指。她在自己家中專橫跋扈，頤指氣使，可同時她又大發善心收養三個無家可歸的兒童，并且修建屋舍為流浪漢提供居處。對于負心丈夫的刻骨仇恨維系著她的生命，可是對于生活的熱愛又使她以一己之力支撐起整個家庭。就是這樣一位愛恨交織、善惡互見的人物，使得“我們不知道應該為夏娃的自我犧牲擊節贊嘆還是對她的專橫獨裁怨恨悲哀”。

至于小說中的兩位主人公秀拉和奈爾，更是同一個人的兩個不同側面（alter-ego）。秀拉與裘德通奸徹底毀掉了奈爾的幸福，可秀拉卻聲稱她只是出于一時沖動而并非有意為之。她將夏娃送進養老院也可以說是對夏娃一慣獨斷專行的反抗與顛覆。她寡廉鮮恥地勾搭鎮上幾乎所有的男人然后將他們拋棄，可事實上她這樣做的后果之一便是，“幫助其他人確認了自我”。用作家本人的話說，正是由于“堅信秀拉的邪惡，使得鎮上的居民展示出了他們個性中最好的部分”。游手好閑的母親開始關注疼愛起自己的孩子，妻子開始珍惜愛護自己的丈夫，媳婦們則“開始任勞任怨地洗刷老婆婆的痰盂”。何況，秀拉既不與人競爭也不試圖占有，更無意去傷害任何一個人，她只是隨心所欲追求真正屬于自己的生活（上教堂不穿內褲只是她的個人喜好，并非故意“褻瀆上帝”）。與之相反，結婚后對丈夫百依百順、堪稱賢妻良母的奈爾，自私、貪婪的占有欲卻急劇膨脹，丈夫的出走與此顯然不無干系，她在故事結尾對逝去多年的秀拉的追憶正反映了她對自身過惡的內省和懺悔。兩相比較，確是無從辨別高下善惡。正如莫里森接受訪談時所說，“（人性）無善無惡，有時惡之似善一如善之似惡。”可見，這一思想乃是作家創作美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對于秀拉、奈爾所在特定的黑人族群而言，善惡的評判還牽涉到社會整體價值取向。早在其處女作《最藍的眼睛》中，莫里森便針對當時流行的口號“黑人是美的”提出了不同主張：“身體美的概念作為一種美德是西方世界最微不足道、最有毒害、最具破壞性的觀點之一，我們應該對此不屑一顧……把問題歸結于我們是否美的癥結來自衡量價值的方式，這種價值是徹頭徹尾的細微末節并且完全是白人的那一套……這種提法回避了問題的實質和我們的境遇，無非是對一個白人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而把一個白人概念翻轉過來仍然是白人概念。”由此不難看出，莫里森對于白人主流文化的一種天然的反感與排斥，此后她所作出的種種努力，“那就是對黑人文化傳統的探究與再創造。而這本身就是對黑人文化本位頑強堅持。”這正是莫里森不同于其前輩黑人作家如賴特（以“抗議小說”著稱）而更接近鮑德溫的地方：“賴特發現黑人的過去不再有任何價值，莫里森則贊頌過去。”作為當代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深知，惟有深植于黑人民族的土壤之中，挖掘出黑人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展現其特有的文化意蘊，才能獲得廣泛的認同并求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與尊嚴。

綜上所述，《秀拉》這一部小說，被不少人指為“道德觀念含混，缺乏倫理標準。”可是他們所依據的，無非是白人社會的價值標準。秀拉的“變態”心理是在畸形的環境里發育成長起來的：母親放浪形骸的生活使她對性愛不存在任何幻想；樓梯上竊聽到的母親的一番話“教育她世上沒有你可指望的人”。因此，即令她“選擇‘惡’，選擇‘自由的墮落’也是勢所必然。所有別人認為有價值的、有意義的，如責任、義務、婚姻、愛情、友誼等等，均被她踐踏于腳下”。從某種意義上說，秀拉既是“底層”社會的受害者，也是社會變革的希望所在（Hoper）。據莫里森后來交代，秀拉（Sula）這個名字乃是蘇萊曼（Suleiman）的簡稱，而后者正是《可蘭經》中真主安拉的使者。

上述關于善惡難辨、善惡無常以及善惡共存的論述便是莫里森在小說《秀拉》中所表現出的一種視角獨特、意蘊深沉的美學思想，這和作家固守黑人傳統思想文化遺產的觀念也一脈相承。德國文學巨匠歌德在《莎士比亞命名日》一文中指出，“我們稱為罪惡的東西，只是善良的另一方面，這一面對于后者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體的一部分。”根據這一論斷，秀拉也應當是作家寄予厚望的一個理想人物，她那“傲睨一切、放蕩不羈、我行我素的性格是文學中黑人婦女形象絕無僅有的”。她的英年早逝喚起了黑人的覺醒，“底層的黑人爆發了游行，若干年后他們怎么也忘不掉秀拉。”莫里森由秀拉這一黑人婦女的典型形象入手，揭示的卻是整個人類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面臨自由意志與傳統習俗的矛盾，卻又不得不進行艱難抉擇時感受到的困惑與迷惘。正如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所說，由于作家對人類生存狀態及普遍人性的關注，使得莫里森突破了“黑人”和“女”作家這樣的界限，也使其作品的思想底蘊達到了異乎尋常的深度。

作為反叛者的秀拉將白人社會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徹底推翻并自行其是，體現出莫里森的 “高度政治敏感性”。她雖然沒有像前輩作家那樣大聲吶喊，然而這樣的一種看似“冷靜的不偏不倚的態度中，有一種不祥的東西……正在緩慢地、巧妙地動搖我們的古老建筑……問題并不在于她們的觀點是非道德的。要求我們作出評判。問題在于，我們所評判的這些人物，都遠遠地超出于我們從來據以作出評判的標尺之外”。莫里森思想的深刻，在于她清醒地意識到人性的復雜性和善惡美丑標準的相對性，莎士比亞悲劇中三女巫對野心勃勃的麥克白所唱的“美即丑惡丑即美”，似乎可以為這一思想提供上佳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