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是一部奇異的古籍。

說它奇異，在于本書是用漢字寫的，但是這些漢字都是蒙古語的發音，每個發音旁邊都注有漢文的意思和表示語法的字，此為“旁譯”。如第一頁“合罕訥”旁邊注明“皇帝的”。全書被分為282節，每段后有翻譯該段意思的“總譯”。

顧千里校《元朝秘史》，則是這本奇書現存的最主要的文本。

近年，國內已經出版了不少有關的論著，如阿爾達扎布先生祖孫三代還原的蒙古文字本《蒙古秘史還原注釋》（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6），亦鄰真（漢名林沉）先生的復原本《〈元朝秘史〉畏兀體蒙古文復原》（中華書局，1987），烏蘭女士的校勘本《元朝秘史》（中華書局，2008），余大均先生的《蒙古秘史譯注》（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等。

這本書還通過各種渠道，走向了全世界。

根據日本學者原山煌的整理，到1978年，《蒙古秘史》的研究著作（包括翻譯、注釋和各種研究著作和論文）就已達361種（見所編《元朝秘史関係文獻目録》，日本モンゴル學會，1978年）。另據澳大利亞蒙古學學者羅依果（Igor de Rachwiltz）統計，到2001年，各種語言的音寫本或轉寫本或復原本有20種，各種語言譯本有67種，此外，還有總譯的不同語言譯本五種（轉引自阿拉坦：《從〈蒙古秘史〉的復譯看翻譯原則的普適性》，載中國翻譯協會編《第18屆世界翻譯大全論文集》，外文出版社，2008年）。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上的這些研究，說到最基礎的資料，都離不開顧千里的校本。

筆者涉及此書是在三十多年前（見拙著《顧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31—332頁），此后一直對此書有所關注，發現有些細節問題，可進一步探討，做了一些札記。現在看來，這些對于該書文字和內容的研究，作用有限，但是，對于認識該書文本的流變，認識與此有關的一個多世紀來的學術活動，或不無補益。故略加整理，列之于下。

1932年初，爆發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上海的進攻，炮轟坐落于上海閘北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善本藏書樓——涵芬樓，所藏四十余萬冊善本典籍，毀于戰火。此為日本軍國主義對于中華民族和人類文明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但是，涵芬樓所藏的善本中，有一本在世界文明史中非常有影響的古籍卻由于完全偶然的原因，得以免遭劫火。那就是現在收藏于國家圖書館的清代文獻學家顧千里校的《元朝秘史》。此書現著錄于《全國善本書目》（史部，上，25頁），標明：“清抄本，顧千里校并跋，周鑾詒跋，傅增湘跋”。

顧千里校本，有一些藏書印，有的還未見考釋。現據所知，列于下：

“顧澗蘋手校”是顧千里的印章。

“陽城張氏興古樓珍藏經籍記”“陽城張氏省訓堂經籍記”“張敦仁讀過”，這些是張敦仁的，“葆采”乃張敦仁第二個兒子的，他字“子實”。這些筆者《顧千里年譜》“嘉慶十五年”條下已有考證，不贅。

“楊慧生藏書印”“楊慧生”，據考，為淮安人士。他曾將元代丘處機門人李志常的《西游記》刊刻出版。清代丁晏為他作了《楊慧生重刻西游記序》（載丁晏《頤志齋文集》卷五），可見是關心西北和元代文化之士。丁晏（1794—1875），清代學者，字儉卿，號柘堂，江蘇山陽人，乃道光元年舉人（參見《清史稿》四百八十八卷）。所以，顧千里校本歸楊慧生的時間，當在嘉慶十年以后至同治年間，即1830—1875年間。

又有“且圃金氏珍藏”印，“且圃”不詳。考光緒間，有善寫者“金輯甫茂才”，葉昌熾為蔣鳳藻刻《鐵花館叢書》，延其書寫。此人“雅不愿署姓氏”（見王欣夫補正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七“許翰屏”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金氏”“且圃”，“且”“輯”，吳方言同音。或即金輯甫？此當為同治光緒間人士。

又，此本后有周鑾詒跋。跋曰：“光緒癸未（1883）八月寓意園，取此本與連筠簃刻本對讀一過。周鑾詒記。”周鑾詒，湖南省永州府永明縣人，清朝進士。汪兆鏞《碑傳集三編》收其傳云：光緒三年（1877），參加丁丑科殿試，登進士二甲第32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六年四月，散館后，授翰林院編修。

周鑾詒和盛昱在編修館、翰林院當有交往的機會。盛昱在光緒十年任祭酒，而周氏在光緒十一年離開京城，前往廣東不久病死。

所以，光緒九年（1883）此本已在盛昱處。有的介紹文字云：此書“從張敦仁次子手中流出，經清沈濤、楊書云已由敬征及其孫盛昱收藏”。此間細節，如能說明，則為幸甚。

又，《顧千里集》中，標明《元朝秘史》為“元刊”，此“元刊”，當指明初洪武時刊本，并非“元代”刊本，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日本，筑摩書房，1943）已經有說明，基本無誤。陳垣先生在1934年2月刊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已經做過說明（引自日本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1954年，216頁）。

（作者為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