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仁齋肖像

日本江戶時代儒學盛極一時，儒學教育遍及京都、江戶和各地藩校，卻并未因此而形成八股取士制度。伊藤仁齋為東涯提供了一個研習儒學之家學，但最終促使伊藤東涯進行八股文寫作實踐的主要內在動因，則是他對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眾所周知，日本平安時代曾仿效唐朝科舉制而實行貢舉，歷時二百多年而結束，故其策論甚為發達。江戶時代，儒學發達，課士制度（以四書五經及《史》《漢》考核士子）遍及江戶、京都及各藩校，卻始終未形成八股取士制度。

但鮮為人知的是，曾經有一位日本人正兒八經地寫過44篇八股文，空前絕后，一枝獨秀。雖不為官方科試而作，卻也是日本儒學史上一道特有的景觀。此人便是江戶時代堀川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伊藤東涯。

日本江戶時代的儒學教育與科考形式

儒學曾在日本江戶時期盛行一時，出現了一大批頗有成就的漢學家。但八股文卻沒有在日本“邏輯地”形成，這與日本的人才選拔體制、教育制度密切相關。

日本于奈良時代開始舉行貢舉制，歷時二百多年而結束，考試形式主要是策問。日本具有濃厚的儒學基礎，從江戶時代的儒學教育即可見一斑。京都、江戶以及各藩校的儒學教育多以《論語》、《孟子》、五經、《史記》、《漢書》為研習對象，這些典籍正是明清科舉考試的最主要的典籍。各儒學教育機構不僅以這些典籍教育諸生，而且采用了特定的考試形式。近年有學者注意到了江戶時代昌平坂學問所的“學問吟味”的考試方式，其初試以小學、四書、七經為題目，其本試分“經義科”“歷史科”“文章科”；并稱其經義采取“章意”“字訓”“解義”“余論”的固有順序，這種答題方式曾被認為是“可以媲美明、清時期的‘八股文’的格式”（吳光輝，熊娟《日本“科舉學”的轉型與評價》，《廈門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但這畢竟不是八股文，并且這種學習與考核并不是為了選拔官員的目的，因而并不能算是一種科舉制度。然而我們可以說的是，中國古代的科舉文獻在江戶時代的儒學運動中備受重視，并滲透到了幕府官學——昌平坂學問所和各藩校的儒學教學與寫作實踐之中。

據昌平坂學問所關系文書，其考試分初場和后場。初場考《小學》，后場考《禮記》，其試詩則為七言律一首。其所出《小學》題或四書五經題（如《“士相見禮曰”章》《“凡學之道”至“所以尊師也”》），均屬完整的句、節、章。在截搭題類的八股文風行于中國的時期，昌平坂學問所這種出題方式與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旨趣（尤其是截搭題所引發的旨趣）相去甚遠。

昌平坂學問所講授的漢籍典籍范圍甚廣，除四書五經、《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之外，還有《三國志》《后漢書》《明史稿》《通鑒》《歷代君鑒》《通鑒綱目續篇》《歷朝綱鑒全史》《賈子新書》，于文學類則講授韓愈文、《文體明辨》。昌平坂學問所還曾經講授過陸隴其的《三魚堂大全》，因而現存孤本陸隴其所選評的《一隅集》曾為昌平坂學問所收藏，似乎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昌平坂學問所的前身弘文院的創立者是林羅山，林羅山還曾創辦自己的私塾上野忍岡私塾，昌平坂學問所的儒學講習、科考形式在忍岡私塾已開其端。忍岡私塾每月舉行門生講會式，由門生十人組成，講《論語》字義。每月進行月課的考核，每月出題，使諸生寫作詩文，包括經、史、子、集的知識。林羅山之子林鵝峰為家塾設立規式（即規章），規定家塾的學習內容包括經、史、文、詩、倭五科，分十等評定門生成績，家塾之教員即依據此成績而選拔。

在各地藩校中，儒學以及子、史典籍同樣備受重視，并形成相應的、基本與昌平坂學問所相同的考試制度。在文久二年（1862）長崎的試卷中，分“小學”“四書”“五經”“史科”諸科。四書考題是：《大學》“詩云穆穆文王”節，《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五經的考題是《易》“九四或躍在淵”一節，《書》堯典“咨四岳”云云；史科考《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壬戌長崎試卷品等》，文久二年[1862]寫本）。然后以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品評定考生成績，如第一號小藥屋駒太郎之大學題名次為“下下”，論語題名次為“下中”。考試結果以《試卷品等》的考試錄形式發行。佐渡的考試形式與長崎完全相同。其試題為：《小學》“君子之事親孝”章，《論語·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書·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一節，《詩經》“泉水”篇，歷史科考《史記》、《漢書》（同上）。

昌平坂學問所和各藩校的儒學考試中，其經義文主要是采用策對的形式。作為以功令的形式限定的、類似于八股文的答卷規定，尚未見到。由于其儒學教育的目的是出于加強諸生之修養，而非出于官員之選拔，再加上八股文寫作的難度，因而深厚的儒學土壤并沒有生長出八股取士形式。

日本漢學家對于明清的科舉文獻是熟悉的。自平安時代前后，直至明治時期，漢籍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傳至日本，大量的中國古代科舉文獻也隨之傳入日本。中國的儒家經典、經學傳統以及與之相表里的古文傳統、文章學理念仍然在江戶時代被空前發揚，篏入了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建構之中，并延續到了明治時代。明清的科舉文獻（尤其是科舉文集）是在一種特殊的語境下進入日本漢學的，這個語境就是日本的儒學進程。古文，是日本漢學家研習儒家經典的途徑，而“古文”這一概念原本即因與時文的對峙而產生，王守仁說：“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后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后有所謂‘古文’。”（王守仁《重刊文章軌范序》，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16頁）明清時期很多古文之選本或研習古文之專書，其目的仍在服務于舉業，故時文之理念、方法、范疇也滲透于這一類以“古文”為名號的書籍之中。這些理念、方法、范疇也伴隨著日人經由古文而研習儒家經典的過程。盡管日本的貢舉制度止步于11世紀，但是明清大量關于八股寫作技法的專書仍源源不斷地流向日本，成為其漢文寫作法的資源。

并非江戶時期的漢學家不知道八股文的存在，而是八股文體既未成為日本科考的形式，也因其與日本近代社會變革格格不入而遭到越來越激烈的批判。江戶后期，尤其是明治時期，日本漢學家對八股文之批評越來越激烈。賴山陽對駢儷一派大加撻伐，八股文體因而不能幸免。他在《刻本續八大家序》中說：“但夫駢四儷六、八股之體，則其綢緞也，琛璚也，多華而少實，是為無用耳。至夫辨是非、別利害、言之簡明、傳之不謬者，漢文之用，寧其可廢哉？”（賴山陽《刻本續八大家序》，東正純《文章訓蒙》卷下，明治十年[1877]序本，文照堂藏板）在他看來，在古文辭派的負面影響之下，“正享間文人以嗸牙戟口相高，今則變為流便，為輕儇，為鄙俚猥陋。或規模小說演史，或取詩文論評之語，高文典冊，一切用此，非此則不入時。間有言韓柳者，斥為陳腐。當是時而有是著，猶售商鼎周彝于張三李四之前，誰不笑其迂。”正所謂每況愈下。

選編古文集，是古人確立古文統緒的一種方式。賴山陽曾編有《古文典刑》一書，選取先秦諸子、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秦漢文等。他認為明清時代的選家有一局限：為科舉目的而選編。他說《古文評析》的編者林云銘“自矜獨見，猶循故轍，余可知矣。蓋彼專為場屋，勢必至此。我方無此事，可以肆意取舍，是余所以敢于自選。自選自讀，滿吾意而已。豈敢曰差排古人，而模范后生哉？”“如《析義》《莊子因》《左繡》《史記論文》，曰某句應某句，某字伏某字之類，近誣古人，今不敢仿。”（賴山陽選評《古文典刑》，賴氏藏板，明治間刻本）鹽谷宕陰則秉承顧炎武之論斷，指出：“古今能文之士，

非好奇也。所遭之境奇，則文亦從而奇焉耳。朱明之季，制義敗才。奄豎敗政，黨禍敗人，而流賊胡虜遂敗國矣。”（鹽谷宕陰《刻二十七松堂集序》卷中，寺倉梅太郎《今古三十六名家文抄》，明治十二年前川善兵衛出版）吉田松陰，這位江戶末期心懷憂國情懷的志士，也是陽明學的追隨者。本著重時務、重實踐的精神，吉田松陰深厭明清之舉業文體，他說：“余厭舉業文體久矣，而幸此間未有此習也。近世賴山陽作二十三論，尤肖其體，吾不樂焉。然山陽文豪也，猶有生色矣。而學山陽者復出，則陳陳耳。是以每見人策論，必不能終卷也。暢夫見示此稿，謂亦山陽之流也。取束諸幾上而不觀。次日晨讀畢，漫把讀之，則別出面目，躍躍欲出，不覺徹尾。嗚呼！是吾國之文也，決非彼間舉業之流也。如強兵之末論，反覆益喜。”（吉田松陰《評暢夫對策》，吉田松陰《幽室文稿》卷一，明治十四年[1881]序本）只要能激勵斗志之文，如韓愈之《諫迎佛骨表》，歐陽修之《唐六臣傳后論》，他都推崇備至。

接受中國的儒學乃至子史傳統而拒斥八股文，這是日本江戶、明治時期漢學的重要特征。

伊藤東涯與古義學派

伊藤東涯（1670—1736），名長胤，字原藏，號東涯，謚號紹述先生。他是江戶時期京都古學派創始人伊藤仁齋之長子，一生之漢學著述宏富，尤其在經學方面卓有成就。在日本儒學史上，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父子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經過了藤原惺窩、林羅山的朱子學派、中江藤樹的陽明學派之后，日本儒學史上出現了以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為代表的堀川學派。李慶先生曾對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的學術史位置作出這樣的描述：“日本古學派的出現，從思想的邏輯發展角度來看，和中國清代繼朱子學、陽明學之后出現考證學相類似。”（李慶《日本漢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一部第4頁）伊藤父子的堀川學派即屬于古學派的一大流派。堀川學派也稱“古義學”，它以《孟子》為詮解《論語》的金鑰匙，而對朱子學、陽明學均有批評。

伊藤東涯之寫作八股文，與其父親伊藤仁齋的儒學教育和儒學思想有直接關系。伊藤仁齋原本崇奉伊洛之學，研習《性理大全》《朱子語類》等書，然也曾涉獵佛老之書。后疑宋儒性理之說有悖孔孟學說。寬文二年（1622）京師地震，于是恍然自得，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沖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緒余，而非圣人之旨。于是信者視伊藤為間世偉人，而疑者則以為陸王余說（伊藤長胤《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伊藤仁齋撰、伊藤長胤編《古學先生文集》卷首，享保二年[1742]京都古義堂刻本）。伊藤仁齋曾說：“自人視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視之，本無儒無佛。吾道師道，豈有二乎哉！”人或疑其混儒佛于一途。于是開始他的講學。“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課文，月率以為常。”“平日勸學者以明道術、達治體為有用之實材，而戒騖于空文，流于記誦。” “其文辭理平穩，務欲易曉而不事繁文綺語。”（均同上）他的學生藤原韶光進一步闡發說：“為文章，道之所貫也。則道豈外乎文哉？故古人力學焉，今人亦學焉。然古人能進道，而今人之所以不能接踵者，何哉？今人之學，佔畢也，詞藻也，如行路之徒事行飾焉，未知進路，迷而弗知反者，此所以同學而異效也。”（藤原韶光《古學先生文集序》，《古學先生文集》卷首）伊藤仁齋反對當時“空事華藻，專為雕琢，競斗是非，謾設城郭”的文風，并由此而創立古義學派。

既然對宋儒性理之說持懷疑態度，因而對于先秦以來的“道統”與“文統”（文章統序）伊藤仁齋有一番新的辨析。他以《論語》《孟子》為本經， 《詩》 《書》 《易》《春秋》為正經，其余三禮、三傳等為雜經，總名之曰“群經”。他對于《中庸》《詩》《易》《書》之今古真偽也多有辨析，試圖建立真正的文統。“其于古人，最服范文正公、明道先生及許魯齋三人。嘗序《魯齋心法》而刊布之，以為有實德而后實材從之云。其為文，專宗唐宋八大家。而《文選》浮靡之習，明氏鉤棘之辭皆不取焉。在明唯取唐荊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巖慎中三家而已。其為詩，專祖杜詩，以為詩之圣者。嘗愛看《鶴林玉露》《詩人玉屑》等書，又嘗稱桓寬《鹽鐵論》，以為其論王道，合于孟子。又謂陸宣公《奏議》、真西山《衍義》皆有益于治道。”（伊藤長胤《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古學先生文集》卷首）把范仲淹、程顥、許衡三位視為最具道學風范者。而于明文則以道學之一脈為可取。

作為古義學派的開山祖師，伊藤仁齋在京都堀川創辦古義學堂，講學近四十年，號稱弟子二千。伊藤仁齋于中國之古今人物最服膺三人：宋代程顥、范仲淹和元代許衡。因為這三個人物不僅博學文章、才節行義著于世，而且有“實德”。有實學方有實德。他所謂的“實學”指的是致用之學。“觀春秋戰國之際，賢士大夫，諸子百家之流，其為學也，將以致用，非徒為觀美。故真純踳駁、大小淺深，舉皆隨其學問之所到。”（伊藤仁齋《刻魯齋心法序》，《古學先生文集》卷一）三公均有濟世情懷。他模仿許衡每月課士的教學方法，建立了課士制度，每月朔日為會課日，于《論語》《孟子》及五經中出題考諸生。“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課文，月率以為常。”（伊藤長胤《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會課之日，諸生各懷墨卷，置案上，推諸生中通識文法者對墨卷進行點評，評出次第，呈于會長。會長作最后評定，諸生再將墨卷和評語抄錄成冊，由會長輯為一冊。這些經義文究竟是采用八股文的形式還是策論的形式，不得而知。但伊藤東涯說過：“其教導生徒未嘗設科條，嚴督察”（同上），“時命經義，直述主意，不務華藻，或從舊說，或用己見，各任其便云。”則諸生之墨卷在形式上并沒有什么特別的限定。伊藤仁齋文集中有“私擬策問”多篇，基本上都是經義策。他考諸生也多以策問的形式，“自寬文辛丑至元祿丁丑，凡三十余年，設問策諸生。”（伊藤東涯跋語，《古學先生文集》卷五）

古義學堂的月課制度與林羅山父子的忍岡私塾月課制度的一大不同是，忍岡私塾是以經、史、文、詩、倭五科課士，古義學堂則集中于對儒家經典的講習與考核。古義學堂的經義文究竟是什么形態？伊藤仁齋曾為其古義學堂制訂了《私試制義會式》，稱“制義昉于宋，盛于明，乃科場之所重也。國家舊罷貢舉，故士子多不修文詞，雖知講道學經者，然不深于斯，則孤陋寡聞，不能直達經指源委。必也不穿鑿，則失之膚淺。孔門有言語科，良有以夫！”（伊藤仁齋《私試制義會式》，《古學先生文集》卷六）他仿照宋明科場之制義文形式，每月出題一次，先用《語》《孟》，次及本經。實為開卷考試，在會課之日，諸生將其所作制義帶至私塾，互相切磋，然后由會長批改，然后結集成冊。所試雖以“制義”為名，事實上可能不是八股文。伊藤東涯解釋說：“時命經義，直述主意，不務華藻。或從舊說，或用己見，各任其便云。”（同上）所謂“不務華藻”“各任其便”，不僅是內容上讓諸生抒寫自己對儒家經典的認知，而且在形式上沒有專門的要求。

八股文的根基是儒學，但儒學的發達卻不一定會催生出八股文體。伊藤仁齋為東涯提供了一個研習儒學之家學，但最終促使伊藤東涯進行八股文寫作實踐的主要內在動因，則是他對文章的形式美之追求。

事實上，自伊藤仁齋起，即已在強調文以載道的同時注意到了“文”的重要性。在為《文式》一書作序時，伊藤仁齋對“文”作了正面闡述，他說：“作文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儒者之文者，孟、荀、董、劉、韓、李、歐、曾之類是已。至于文人之文，專事琱繢，輕剽浮華，不足以登樽俎之間。”（伊藤仁齋《文式序》，《古學先生文集》卷一）與中國那些斷言“作文害道”的理學家不同的是，伊藤仁齋同時強調：“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同上）

重修辭、重方法的思想到了伊藤東涯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強調。伊藤東涯于元祿元年（1688）刊行《文章歐 冶》，并寫了一篇后序，指出：“《文章歐冶》者，作文之規矩準繩也。凡學為文者不可不本之于六經，而參之于此書。本之于六經者，所以得之于心也；參之于此書者，所以得之于器也。窮經雖精，譚理雖邃，茍不得其法焉，則不足為文。”（伊藤東涯《文章歐冶后序》，伊藤東涯《紹述先生文集》卷三，寶歷[1758—1761]間文泉堂刻本）對“得之于心”與“得之于器”同時重視，這是文章學的自覺。與伊藤仁齋之鄙棄“文人之文”略有不同，他主張“不必斥文辭，故取于文章家；不必崇華縟，故求于經術家。”（伊藤長胤《史論奇鈔序》，松崎佑之編《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抄》卷首，正德四年[1714]竹苞樓刻本）對于器、技、法的重要性，他作出了充分的強調。他致力于建構文法體系，其標志性的作品就是他的《作文真訣》（該書完成于其八股文寫作的同一時期）。盡管在《作文真訣》中多處標明“見《文章歐冶》”，標明它的文獻來源，但伊藤東涯還是對陳繹曾的“古文譜”圖系進行改造、重構。在《文章歐冶》的“古文譜”中，陳繹曾以式、制、體、格、律五大范疇去建構其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敘事、議論、辭令屬于“式”，而“體”則有“文體”、“家法”二則。伊藤東涯則以體格（文體）、體段（結構）、句法、字法、章法去建構其文法體系，把敘事、議論、辭令變成文體范疇，再加上辭賦，從而突破宋代文章學的科舉文體背景。此書雖不及制義文體，但他對文法的強調與他在這一時期的制義寫作實踐大有關聯。

曾對安東省庵、伊藤仁齋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的朱舜水，在日本長崎時曾痛斥八股文之有害、八股文“非文章”（朱舜水《答安東守約書三十首》，《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3頁），但這并沒有影響伊藤東涯對八股文的興趣。44篇制義文是伊藤東涯對儒學美文的一次實踐，盡管這實踐的過程中充滿了猶豫。

（作者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