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及其《新科學》1744年版

我們可以大膽地宣稱，維柯的思想涵蓋了當下絕大部分的人文和社科研究領域，每一位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都能從他的思想中汲取養分、獲得啟發。維柯儼然一位現代的柏拉圖。

加姆巴蒂斯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在中國學界并不太受關注，對其略知一二的人可能會聽說過他有一本叫做《新科學》的晦澀作品，而維柯長期在中國讀者心中的形象不過只是一個提出循環論的歷史哲學家罷了。在現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新科學”似乎理所當然地指的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學技術和成果，那么書寫于18世紀又詰屈聱牙的哲學作品《新科學》還值得我們花時間去拜讀和研究嗎？

懷才不遇的天才

歷史上總有著許多與所處時代格格不入的天才，他們可能是藝術界的梵高、化學界的阿伏伽德羅，也可能是文學界的卡夫卡，人們總是在巨星隕落之后，才會發現天才曾在空中發出過最閃耀的光，而維柯就是這樣的一位天才。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維柯30歲時就獲得了修辭學教授一職，但是他的思想和著作卻不被同時代的人理解，難怪有學者評價維柯是：“一個偉大天才的傳奇，他在自己時代里遭遇誤解，既未從同時代人那里學到什么，亦未教育過同時代人。”（古斯塔沃·科斯塔：《維柯著作選》中譯本序，陸曉禾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頁）如今許多著名的維柯研究專家也都認為他的思想超越了其所在的時代[Giorgio Tagliacozzo.“Vico:A Philosopher of the Eigh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Italica,1 July 1982,Vol.59(2),p93]。以賽亞·柏林曾經這樣評價維柯：“我們永遠都會面臨一種誘惑，那就是更多更深地去解讀他。”（以賽亞·柏林：《啟蒙的三個批評者》，馬寅卯 鄭想譯，譯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頁）那么，維柯到底是怎樣的一位思想家，讓后世學者們對他有如此這般的評價呢？

維柯的思想太精深、太廣闊了，以至于我們無法僅僅用一兩門學科來框定他的學術貢獻，也無法用某種主義或思潮來概括他的思想內核。維柯著作集系列的譯者張小勇這樣說道：“維柯的主要著作《新科學》不僅構成了近代思想史上的一部分，同時還跨越了近代思想，甚至當代思想，成為反思和批判現代性的必要工具；在哲學、法學、語文學、歷史學、教育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修辭學、人類學、美學等各種學科領域的研究中，如果離開了《新科學》那就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甚至是最嚴重的缺憾；無論是激進主義，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者們，都能從維柯那里找到所需的資源。在維柯的思想與近現代思想的關聯和文本互讀上已經產生了無數豐碩的成果。從這方面來講，維柯儼然一位現代的柏拉圖。”（張小勇：《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譯者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頁）事實上，我們可以大膽地宣稱，維柯的思想涵蓋了當下絕大部分的人文和社科研究領域，每一位從事人文社科研究的學者都能從維柯的思想中汲取養分、獲得啟發。

現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救贖

在自然科學思維邏輯侵蝕社會科學的今天，新科學的勝利似乎顯而易見，然而時代的車輪滾滾，我們當下人文與社會科學遭遇的困境早已被一群優秀的哲學家們深思過：什么是科學？什么是絕對真的東西？科學成為可能的條件又是什么？

笛卡兒因一句“我思故我在”被世人銘記，他的這句話其實是一種尋找絕對真實的嘗試，在他看來，人不能懷疑自己正在思考這件事情，因為懷疑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接著笛卡兒沿著幾何學的邏輯用完美科學的模型來框定一切學科，并以此為榜樣致力于改造知識的每一個分支。但問題是，“那些沒有或不能歸結為清楚明白的觀念和幾何演繹的知識，在笛卡兒眼中必定失去任何價值和意義”（克羅齊：《維柯的哲學》，陶秀璈 王立志譯，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比如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修辭和詩等心靈的產品對于笛卡兒來說就只是幻覺和混亂的觀點而不是知識。笛卡爾曾諷刺歷史學，說即使是最好的歷史學家，他所擁有的關于古羅馬的知識，也不超過西賽羅的一個女傭所擁有的信息（《啟蒙的三個批評者》，第32頁）。在17世紀的歐洲，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結合當時科學史的背景來看，16世紀的三個人物和另外三個古代人物深刻地影響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和醫學，前三位是哥白尼、安德烈斯·維薩留斯和帕拉塞爾蘇斯，后三位則是阿基米德、蓋侖和托勒密（艾倫·G.狄博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周雁翎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頁）。接受了這一時期思維模式的人會認為，過去的歷史為人們帶上了鐐銬，笛卡爾則沿著文藝復興的新科學道路繼續鞏固和深化了幾何、數學、物理等學科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其暗含的理性科學方法“大大加強了每個問題只有一個普遍、永恒、不可改變的答案這一古老的信念”（以賽亞·柏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馮克利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頁）。但問題是，以數學和幾何學的邏輯為基礎形成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對立格局，未免有失偏頗。

面對來自笛卡爾的完美科學圖景的挑戰，維柯在《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中孕育出了真實與創造相互轉化的原則，又在《新科學》中進一步明晰了真理和確定的區別，他根據各種詞的含義和關聯指出：“真實就是創造本身（Verum esse ipsum factum）”（維柯：《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張小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重拾了人類創造力的重要性。在這個原則的指導下，一切與人的思想和行動有關的學科又重新煥發了生機，但這種生機并不來自外在于人的數學邏輯和幾何學模型，因為幾何學本身“在用它的要素構成一種量的世界，或思索那個量的世界時，它就是在為它自己創造出那個量的世界。”（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165頁）維柯說：“我們能夠證明幾何[真理]，因為我們創造了它們；如果說我們能夠證明物理[真理]，那就是我們曾經創造了它們。”（《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第120頁）確定性與我們的發現成反比，與我們的創造成正比，當人們引入自己創造中的因素越少，我們對其獲得知識的確定性也越小。可以看出，維柯和笛卡爾的知識論是對立的，在笛卡爾那榮登科學寶座的學科在維柯那是難以用確定性得到證明的。那么現在的問題就成了哪種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在科學研究方面，培根曾說：“歷來處理科學的人，不是實驗家，就是教條者。實驗家像螞蟻，只會采集和使用；推理家像蜘蛛，只憑自己的材料來織成絲綱。”（培根：《新工具》，許寶骙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5頁）在他看來，無論哪種研究方式都是單一的、薄弱的，只有把兩種機能，即實驗的和理性的，更緊密、更純粹地結合起來才能做好一份研究。然而實際上人類社會自打自然實驗科學伊始，就一直以笛卡爾式的科學主義掌握著科學世界的話語權，雖然19世紀的最后十年，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開始認識到事實和價值之間存在的根本區別，科學只能用于事實的研究，社會價值問題則只能采用理解的方式。但是事實與價值的分野一方面明晰了不同的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問題，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侵蝕使現代政治科學研究變得價值遲鈍，也失去了判斷理想是非的標準。直到“現在還有人堅信，只要社會科學和心理學能夠趕上物理學和化學，這個困境就會消失。這種信念毫無道理，因為無論多么完善的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作為科學，只能造成人類力量的更進一步增強；它們能使人對人的操控比過去更好；但在如何對人或非人的生物使用自己的力量這一問題上，它們能教給人的東西就像物理學和化學一 樣 少。”（Leo Strauss.The City and Man. 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7）

雖然現代社會科學關于“是（is）”的研究在增強人類力量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很多人再也分辨不出正確地或愚蠢地使用權力。當下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正在面臨各種各樣研究路徑的挑戰和選擇，越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人們越不能放棄哲學與人文的研究，更不能用科學主義的方式埋葬這一偉大的傳統。

《新科學》：我們這個時代的反思力量

今天的我們不僅需要“新科學”，更需要《新科學》，“新科學”給了人類世界前進的不竭動力，而《新科學》則讓人們不斷反思我們前進的方向是否正確。在現代性的語境下，人類在歷史中創造自己的本性，真理在不同的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中會發生變化，大量的現代思想家們教導我們說，人不受任何自然等級的約束，對人來說，唯一合法的權威就是通過他自己的理性賦予自己的權威。但是，“自從他們教導人們去懷疑一切權威，特別是宗教權威，他們就使得他們的現代社會永遠處于脆弱的境地”（馬克·里拉：《維柯：反現代的創生》，張小勇譯，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可以認為，這個時代的地球人是物質上被武裝得最好的人，也是精神上最卑微、最貧瘠的人。早在三百多年前的維柯已經意識到現代理性主義自身就包含這種導向人們精神虛無的致命力量，因此人需要從理性中解放出來，而不是通過理性來達至解放。面對懷疑論者的“在政治領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正義標準”時，維柯批判的路徑是證明單個的人的德性如何擴展到社會領域。“現代人相信，錯誤都是可以而且必須通過分析加以拒絕的，而維柯卻相信，某些錯誤是有用的，應該加以保留，既然上帝間接地使用它們來發展人的能力。在現代人拒絕信任一切未經理性證明其正當性的秩序和權威的地方，維柯卻在其中看到了仁慈的天父的手。”（《維柯：反現代的創生》，第4頁）

目前雖然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了維柯思想的天才屬性，但是捕捉維柯的智慧火花并不容易，沃格林曾說，“讀者當然希望在維柯的著作中找到明確、論述詳盡的觀點，但是他們一定會失望。”（沃格林：《革命與新科學》，謝華育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頁）這就意味著，我們在把握維柯思想時注定是困難的。沃恩提醒我們：“我們絕不能忘記維柯是一位修辭學教授，因此他深諳隱微寫作的技巧。”（Frederick Vaughan.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2.pXI）這又意味著，理解維柯思想的任務是艱巨的。幸運的是，我們不僅有了再版的根據拉丁文原文翻譯的《論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和《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還可期待根據意大利原文翻譯的《新科學》，而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對《新科學》的了解大多來自朱光潛先生于1986年根據英譯本翻譯的版本，此真乃中文維柯研究的一大幸事。希望每一位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能閱讀一下這位天才的作品，并從其思想中獲得無限的學術力量。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