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戌年端午節過后不久，我專程去湖南汨羅，叩拜中華民族的詩祖屈原，卻意外與杜甫相遇。

提起汨羅，我們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屈原，他已經成為汨羅的文化標簽；即使我們對汨羅一無所知，但我們肯定知道屈原。汨羅江因屈原而名動天下。每年端午節，當我們吃著粽子的時候，我們都會想到屈原，想起他在汨羅江畔沉江自盡的壯舉。有一年端午節，不知是誰發起的，我們幾個大學同學分別以《端午》為題寫了一首詩。我在詩中寫道：“自古忠良多冤死，至今猶懼汨水寒。”

說來慚愧，在此之前，我其實并沒去過汨羅江。所謂的“汨水寒”，不過是想象而已。屈原是我非常崇敬的偉大愛國詩人，自從中學時代開始讀楚辭，屈原就成為我的精神偶像。雖然他的作品生僻字太多，讀來似懂非懂，但是貫穿其中的憂國憂民的思想，高潔無瑕的品質，不屈不撓的意志，卻令我長久感動。“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讀著這些或深沉、或慷慨、或憂傷、或優美、或悲壯的詩句，我的眼前就會浮現出三閭大夫的形象：峨冠博帶，衣袂飄飄，頭顱高昂，目視遠方。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三峽大壩尚未興建之前，我曾經乘船從湖北宜昌出發，游覽過大小三峽。穿越雄偉險峻的長江西陵峽，到達屈原故里秭歸，我棄舟登岸，拜祭屈原祠墓。說實話，那時我對屈原還了解不多，內心的感受也沒有那么強烈，仿佛只是履行一個儀式而已。后來讀《史記》，讀《屈原賈生列傳》，當我讀到這句話：“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我的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當司馬遷來到汨羅江畔，憑吊屈原投江自沉處，想起他的高潔品格，不禁感極而泣，涕淚長流。在《史記》中，司馬遷極少像這樣任由自己的感情泛濫，可以想見他受到了多大的感動。司馬遷的眼淚也感染了我。再讀屈原，我對他的理解似乎加深了不少。從那時起，我一直渴望有機會去汨羅，朝拜我心中的這座豐碑。

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更沒想到的是，唐代大詩人杜甫，竟然也長眠在汨羅江畔。

杜甫同樣是我非常崇敬的偉大愛國詩人。讀杜詩，那就更早更多了。從小到大，我讀過多少杜詩？有多少杜甫詩句縈繞在我腦海？記不清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應該是上初中時，從最高領導人的講話中聽到的，當時聽了血脈僨張，激情澎湃；然后我們知道了全詩，知道了詩名，知道了詩歌的作者。中國的讀書人，恐怕誰都能脫口而出幾句杜詩，從“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的欣喜，“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的豪邁，“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閑適，“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的真誠，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無奈，“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憂憤，“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悲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浩嘆，他的詩句如斧鑿刀刻般深深銘刻在我們心中，想忘都忘不掉。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對他的經歷卻關注不多。盡管知道詩人一生坎坷，晚年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我確實不知道詩人最終歸宿何處。所以這番相遇，在我是意想不到的收獲。

汨羅江，多么幸運。屈原與杜甫，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位詩人，雖然相隔千年，卻先后把自己高潔的靈魂托付給她。一條江，安置了兩顆偉大的詩魂，這是怎樣的緣分和榮幸，又是多么罕見的奇跡。這樣的河流，恐怕全世界再難找出第二條了吧？

汨羅江，是湖南省北部的一條江，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稱汨水，北支稱羅水，兩支至大丘灣匯合而成汨羅江。這里正是屈原懷石自沉的地方，所以又稱“屈潭”。汨羅江慷慨地收容了兩位詩人，而兩位詩人則把最高的榮譽給了汨羅江。這是詩人的不幸，卻是汨羅江的幸運，是天下詩人的驕傲。

二

公元前279年的某一天清晨，湖南長沙汨羅江畔，一位中年男子在江邊長時間徘徊。他身材修長、長發飄飄、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一會兒高聲吟誦著什么，一會兒停下腳步久久地凝望遠方，花白的頭發在風中飄舞。江面白霧茫茫，江堤綠草茵茵，只見這位男子踏著露珠，不知不覺來到了渡船亭內。

不遠處一位打魚的老翁，注意這位男子好久了。此時他收起漁網走過來，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眼睛一亮，神情變得恭敬起來。他對男子深深一拜，拱手問道：“您不是三閭大夫嗎？怎么會到這兒來呢？”

男子的思緒被打斷，回頭一看，來者漁夫打扮，60多歲，須發灰白，自己并不認識，遂拱手回禮道：“在下正是屈平。你是何人？”老漁夫說：“您不認識我了？我和你是同鄉，你當左徒的時候，我見過你，一晃又幾十年了！”屈原忙問：“你怎么也到了這里？”老漁夫說：“我一葉小舟，一張破網，天當被，船當床，四海為家。倒是屈大夫您，不是在朝廷為官么，怎么也到這里來了啊！”屈原長嘆一口氣道：“哎！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沒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到了這里。”

漁夫勸道：“圣人不拘泥于外物，而能隨同世俗一起進退變化。既然世上一片渾濁，您何不隨波逐流呢？既然世人都醉眼蒙眬，渾渾噩噩，您為什么不去痛痛快快地喝他個一醉方休呢？為什么要獨自憂思國事，保持志行高潔，而遭受放逐的厄運呢？”

屈原正色道：“我絕不能跟著別人胡說八道，把黑的說成白的，把壞的說成好的。烏鴉就是烏鴉，鳳凰就是鳳凰，我是楚朝廷宗臣，對社稷危亡，生靈涂炭，怎能袖手旁觀？我寧可跳進汨羅江葬身魚腹，也決不能讓皓皓之身，蒙上半點污垢塵埃！”

屈原越說越激動，好像又在朝廷上跟奸佞之徒唇槍舌劍一樣。漁夫知道說服不了屈原，無奈一笑，用木槳敲著船舷，哼著小調慢慢劃走了。老百姓聽說后，都稱贊屈原的品德高尚。屈原殉國后，人們把這座渡船亭改名為“獨醒亭”，以激勵后人學習屈原“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高尚品格。

這是流傳于汨羅的一則傳說，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有類似的記載：“屈原至于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渾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遂自（沉）汨羅以死。”

兩千多年前的那個五月初五，湯湯流淌的汨羅江水，有幸收納了詩人潔凈的軀體和靈魂。從此，汨羅江成了中國人景仰的河流。從那以后，每年的端午節，人們都會來到這條江邊，吃粽子，賽龍舟，吟誦著他美麗的詩句，緬懷這位偉大的詩人。“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一千年以后，另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杜甫，追隨著他所景仰的前輩詩人屈原的腳步，也來到汨羅江邊。

據史書記載，杜甫晚年，漂泊西南，先是輾轉于天水、成都、奉節、江陵、公安等地；唐大歷三年年底漂泊到湖南，流落于岳陽、長沙、衡陽等地。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生活非常困苦。唐大歷五年（770），臧玠在長沙作亂，杜甫欲由長沙去郴州投靠舅父，但行到耒陽卻遇江水暴漲，只好掉頭北行，乘船由湘江轉汨羅江，途中貧病交加，在昌江（今平江縣）病死在船上，時年五十九歲。他在這里度過了人生的最后兩年，并最終長眠于此。據民間傳說，在他離世前，已半旬不得食物，縣令聞訊送來酒和肉，詩人飽餐一頓之后，當晚或次日即在凄風苦雨中病逝于一葉扁舟中，正應了他自己的詩句：“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樓上》）關于杜甫的死因，史學界向有五種說法，分別是病死、賜死、自沉于水而死、食物中毒而死、消化不良而死，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甚至有人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傳說雖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杜甫與他景仰的先賢屈原一樣，也將自己的名字寫在汨羅江上。

一代詩圣，就此凄然謝幕，令人扼腕！

三

這似乎是一個偶然的巧合。然而，考察兩位詩人生活的時代背景，他們的人生軌跡、政治理想、人格品德等，是那樣驚人地相似，甚至是高度地一致。也許，我們不能把他們的選擇完全歸之于偶然。

兩位詩人的家庭出身、時代背景和人生軌跡非常相似。他們都是名門之后，都生活在由盛轉衰的歷史轉變時期，都因言獲禍遭到流放，最后都安息在汨羅江畔。

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出身貴族。他一生經歷了楚威王、楚懷王、楚頃襄王三個王朝，這正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轉變時期——戰國末期，楚國由盛轉衰。他提倡“美政”，主張對內舉賢任能修明法度，對外聯齊抗秦，遭到上官大夫、子蘭等奸佞黨人的讒害，被先后流放至漢北和沅湘流域。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城，聽到這個消息，屈原悲憤交加，他留下了流傳千古的《懷沙》，懷石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杜甫，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出身士族。杜甫的一生也經歷了三個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時期。這個時期是大唐帝國從開元盛世轉向衰落的時期，他的詩歌記錄和反映了這段歷史。杜甫為人正直，憂國憂民，敢于仗義執言。唐至德二年（757）五月十六日被授為左拾遺，很快就因疏救房琯，觸怒肅宗而被貶職出京，隨后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最終病逝于湖南，與屈原同眠于此。

當然也有不同。屈原當過大官——左徒、三閭大夫；做過大事——早年受楚懷王信任，兼管內政外交大事，“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而杜甫仕途不順，除了短暫擔任過左拾遺——一個七八品的諫官外，在政治上幾無作為。

如果說，人生軌跡的相似是一種巧合的話，那么，杜甫與屈原在政治倫理思想、愛國精神、性格品德等方面的高度一致，則是一種心靈契合的結果。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他創立了“楚辭體”，開辟了“香草美人”的傳統，創造了我國詩歌史上的一個全新時代——詩歌從集體歌唱到個人獨立創作的時代，被后人稱為“詩神”“詩祖”“詩魂”。

杜甫是中國歷史上一位重要的愛國詩人。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被譽為“詩史”。杜甫人格高尚，詩藝精湛，被稱為“詩圣”。

屈原和杜甫都以愛國愛民、憂國憂民而著稱。他們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有所作為，造福國家與百姓。

屈原的主要政治和倫理思想可歸于儒家的范疇。他始終不渝地忠君愛國，把國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能力超群，“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大力改革，致力于國家強盛。他講仁義道德，“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提出美政主張，主張賢臣輔政，學習先王商湯、夏禹、周文王、武王，對堯舜的高尚行為和目光遠大更是極力頌揚。“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九章·哀郢》）他關心民生疾苦，“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九章·哀郢》）即使被楚王放逐，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他仍以國事為重，眷念楚國的安危和人民的禍福。

杜甫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有著儒家思想的家學傳統，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杜甫習慣以儒自稱，如“乾坤一腐儒”（《江漢》），“有儒愁餓死”（《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儒術豈謀身”（《獨酌成詩》）。杜甫秉持儒家的社會理想，一心為國著想，念念不忘國家的命運。入仕前，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對人民的苦難十分同情。入仕后，他以稷契自比，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任左拾遺時，他勤勤懇懇，宵衣旰食，常常“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春宿左省》）。掛冠之后，他掛念國事，“中夜起坐萬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他在《塞蘆子》《春望》等詩篇中傾吐了對祖國山河破碎、人民困難深重的沉痛哀愁。直至晚年潦倒時，還念念不忘國家命運，“欲傾東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與屈原一樣，杜甫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他衷心希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展示了一種豁達博大的胸懷。

在人格品質方面，屈原和杜甫都是正直剛強、品格高尚之人。他們注重個人品行修養，不愿與奸臣同流合污，更不愿為一己私利而趨炎附勢。

屈原品行高潔，正道直行，雖遭讒害也不改初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離騷》)他為了實現崇高理想，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懷沙》）面對漁父“舉世渾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的勸告，屈原慷慨回答：“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屈原沉江自盡，與其說是以身殉國，毋寧說是以身殉道、以身殉志、以身殉節。他是為了保持靈魂的潔凈而自盡。在無力改變現實的絕望感下，他選擇了放棄現實，用自殺尋求解脫。他通過毀滅自己，升華精神，最終達到了對污濁世俗的超越。

杜甫是一位正直、善良、有著闊大胸襟和宏毅精神的優秀詩人，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人格美在杜甫身上幾乎都有體現。他一生抱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為了國家和正義，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他不怕獻出生命，“濟時敢愛死”(《歲暮》)。疏救房琯事件便是他正直人格的完美體現。為拯救并無深交的宰相房琯，他冒死直諫，逆鱗抗爭，差點掉了腦袋。直到生命里程即將走完之時，還關心著國家命運和人民的痛苦，托付友朋，完成自己未竟之事業：“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近呈蘇渙侍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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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徐可，江蘇如皋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啟功研究會理事，編審，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散文家、評論家。致力于散文寫作實踐、散文理論研究和啟功研究，主張真情寫作，認為優秀的散文必定具有高遠的境界和思想的力度，并倡導回望傳統、弘揚中華散文的古典美。出版有《三讀啟功》《為了我們的明天》《三更有夢書當枕（之一、之二）》《背著故鄉去遠行》《寫在文學邊上》等，譯著有《湯姆·索亞歷險記》《六個恐怖的故事》《熱水河》等。曾獲中國新聞獎、中國報人散文獎、豐子愷中外散文獎、中國海洋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