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迫退位，過了二十多年又跑到東北擔任偽滿洲國的傀儡皇帝，1945年被蘇軍俘虜，1950年由蘇聯遣返，先是關押于撫順，繼而轉到了哈爾濱監獄。生死未卜之際，他一度驚惶失措，然而，恐怖的斷頭臺并未出現，溥儀很快回心轉意，決定重新做人。他不僅開始自己剪指甲、洗手絹、寫思想匯報，并且咬牙把田黃石雕的三鏈章獻給政府。收監期間，溥儀始終隨身攜帶一個黑皮箱，黑皮箱的夾層藏匿若干清宮里帶出來的珠寶，他覺得獄警從未發現這個秘密。獻出三鏈章之前，溥儀曾經坐在監獄的床鋪上盤算再三，猶豫不決，似乎比丟失一個偌大的紫禁城還要心痛。

三鏈章現在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田黃石鏤空雕成的石鏈系著三方印璽，篆刻的文字分別是“乾隆宸翰”“惟精惟一”“樂天”。我曾經隔著玻璃櫥窗見過實物，晶瑩圓潤，似乎比預想的要小一些，它是乾隆皇帝傳下來的。清朝的眾多皇帝共同鐘愛壽山石印璽：康熙有田黃石篆刻的“體元主人”小璽和“萬機余暇”閑璽，異常珍惜；雍正擁有一百六十多方壽山石印璽，而乾隆的壽山石印璽居然有六百多方。壽山石以出產地命名，那些奇特的石頭都來自一個叫壽山的地方。按照高德地圖的標示，壽山距離我家二十多公里。站在陽臺上向東北面張望，它就隱在城市邊緣的那一圈鋼藍色的山脈里，面積大約數十平方公里。

一位朋友長于治印，計劃把老子的《道德經》名句逐一刻在壽山石章之上。數百枚刻就的印章陳列在他書房長案上，如同一個整裝待發的士兵方陣。白天忙忙碌碌，朋友喜歡晚上篆刻。夜闌人靜，雨滴敲窗，手中的一柄雕刀緊張地在一枚又一枚的壽山石章表面左右盤旋。他戲稱“挖山不輟”，每一個晚上都要和那一座神秘的小山一起研讀《老子》。我從朋友那兒得到了幾枚印章，小心翼翼地鈐在書法作品上，仿佛是在墨跡邊緣留下一座山的足跡。

前往壽山其實不需要高德地圖的導航，北面出城之后只有一條蜿蜒的山路。壽山村隱在一串起伏連綿的山坳里。站在村頭遠望，四周幾座靜謐的山頭綠樹雜沓，植被如織，泥路旁邊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微風中搖晃。突然，空氣開始顫動，一陣機器切割石塊的尖利聲音從簡陋的作坊里傳出來，忽高忽低，隨后戛然而止。這些作坊或者藏在一幢破舊的磚樓里，或者只是用石棉瓦草草搭在水泥路邊。偶爾會看到作坊里的人出來抽煙，渾身粉塵，頭發灰蒙蒙的；眨眼的時候，眼睫毛上的粉塵簌簌地往下掉。很難相信，那些潤如凝脂的壽山石雕是從他們粗糙的巴掌之中誕生的。當然，現在的壽山村已經尋覓不到這種作坊，只有一些壽山礦石隨意堆放在路邊的荒草之中。村中多數房屋整齊寬大，臨街的一排一律灰瓦白墻，家家戶戶敞開大門，門內均為商鋪，出售的正是壽山石。這座村莊有些財大氣粗的意味，店面門口坐著慵懶的英國短毛貓，邊牧、拉布拉多這些名犬在街道和田梗上亂竄。

村里有一座壽山石館，白墻朱瓦，綠水環繞。館內玻璃櫥窗陳列著各種石雕的擺件：一只獅子端坐印章頂端，兩個長須和尚相視而笑，危崖矗立一棵老松，雜花生樹簇擁綻放……俯身細看，空間突然縮小到方寸之地，盈盈一握，纖毫畢至，玲瓏剔透，五色斑斕，這兒鋪開的是另一個人工制造的小世界，雕琢，不自然，但是美侖美奐。窗外群山環抱，田里的水稻開始抽穗，山坡上的竹林長出了一輪新筍，小園子的梨樹開始結果，幾只雞正在土坪上脖子一伸一縮地啄食，一個普通的村莊仿佛有條不紊地展開；然而，四周幾座山頭內部縱橫交錯地埋藏了一些壽山石礦脈，壽山村注定不是普通的村莊。

奇異的壽山石必定會制造各種神話。所有與石頭有關的神話都要向女媧報到。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于是，女媧煉五色石補天。那些獲準登天的石頭趾高氣揚，志得意滿，沒有排上隊的石頭自怨自艾，感嘆懷才不遇。曹雪芹從中挑走了一塊剩余的石頭演義《紅樓夢》，剩下的大部分都到了壽山。壽山石如此瑰麗，沒有提到女媧的五色石幾乎無法解釋。

另一種傳說是從與神仙對弈的神話脫胎出來的。一個叫陳長壽的樵夫下一手好棋，他在山上遇見兩個老者坐在大巖石上對弈，也應邀下了幾盤。分手的時候，老者以棋子相贈。返家的途中，陳長壽的棋子不慎落到地上，化為五彩小石頭，取之不盡。他從此每日上山撿石頭出售，小日子過得十分富足。這座山日后即稱為壽山。壽山石從此有了煙火氣，被定價，被收藏，成為皇帝的貢品，擺在文人雅士案頭，或者作為女人掛在胸前的飾物。一些人喜歡用手掌摩挲壽山石刻成的擺件，讓這些趣味十足的小玩意起了一層包漿。我曾經見過一個癡迷于壽山石的官員。開會的時候，他表情專注地傾聽臺上的滔滔宏論，雙手始終在桌子底下急促地摩擦一塊壽山石，殷勤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對待情人的身體。這是一種危險的癡迷，與錢幣、官階、賄賂存在千絲萬縷的復雜聯系，古人貶之為“玩物喪志”。這個官員沒有繞開壽山石后面的纏人網絡，現在已經住到了寒冷的監獄里面。不知他如今搓手取暖的時候，是否還記得起壽山石的溫潤之感？

街頭走過一個農民，我們很快就能認得出來。不僅因為他的臉上皮膚黝黑，掌心有幾塊老繭，還因為他的為人處事，他的說話方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滾一身泥土，一個農民的大部分時間不是與各個人群打交道，而是侍奉土地。他不像商人那般機靈，巧舌如簧，利用一個激動人心的廣告或者一次成功的談判贏回巨額利潤。農民的滔滔言辭不能打動秧苗和土地，也不能呼風喚雨。寒來暑往，春天播下種子，祈禱風調雨順，秋天開鐮收割，大汗淋漓地將糧食挑回家，心中萬般慶幸。時令季節排定了農民的時間表，他不能拔苗助長，不能指望一夜暴富。所以，多數農民老實穩重，過年的時候誠心誠意地祭拜天地，多謝神靈保佑，他們很少產生冒險賭一把的念頭。當然聽說過“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可是，誰能那么湊巧地撿到了老天爺手指縫里漏出來的機遇？暮色蒼茫，那個皮膚黝黑的農民捧一個大海碗蹲在門口的石階上，嘩啦啦地將地瓜飯扒進嘴里，抬頭看了看山峰邊緣的一團浮云和幾絲晚霞，然后進屋睡覺，如雷的鼾聲震得土墻上的窗戶沙沙地響。祖祖輩輩如此，沒什么可以額外地期待，也沒有什么可抱怨的。

壽山村的農民卻得到老天爺的額外垂顧。他們種幾畝水田和兩畦菜敷衍閑常的日子，真正等待的是發現壽山石礦脈。宋代已經有大規模開采壽山石的文字記載，清代之后大盛，開采的壽山石運到了京城可以賣出大價錢。山里挖出來的那些硬梆梆的石頭擱在鍋里根本煮不熟，達官貴人居然愿意花錢收購，這就是天賜的緣分。當然，所有的寶藏都秘不示人，壽山石礦脈無聲地蟄伏在某一條山梁，吉光片羽，發現壽山石礦脈更多地依靠緣分。偶爾路過一個山坳，甚至彎腰系一系松開的鞋帶，一眼瞥見石壁上或者草叢中一道礦脈如同一條赤鏈蛇蜿蜒而過，運氣出其不意地砸到了頭上。壽山石的開采當然比種田危險許多：礦脈隱入山體的時候，追蹤的方法是鑿開一個山洞溯源而去。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坑頭石洞，荔枝石洞……這些不是阿里巴巴的山洞，也沒有“芝麻，開門吧”之類的暗語。點一盞小燈，佝僂著腰，一柄鋼釬撬開巖縫，小鎬子又挖又刨，昏暗的洞穴向山體內部延伸，巖石嶙峋，空氣混濁，不小心嘩地一片小塌方。然而，冒險指數取決于可觀的定價，沒有人罷手退卻，叮叮當當地開鑿巖石就是敲打財富的大門。

從古至今，壽山究竟發現過多少條的礦脈？東鱗西爪，無章可循。著名的月尾石洞、善伯旗石洞與坑頭石洞、荔枝石洞間隔好幾個山頭。許多人翻山越嶺，踏破鐵鞋，終究一無所獲；少數人無心插柳，妙手偶得，自己也不明白為什么一夜之間財源滾滾。琪源洞原是一個古礦洞，反復的開采已經挖空了所有的礦石。然而，一個叫做琪源的農民某天入洞避雨，一陣灼亮的閃電居然讓他發現了洞壁上的礦脈，他迅速地晉升為壽山村首富——這個古礦洞從此以他的名字命名。

田黃石是壽山石中的極品。是不是由于黃色是皇家的御用色？至少田黃在乾隆心目中至為尊貴。據說乾隆夢見玉皇大帝派遣仙人宣旨，醒來見到一張黃紙上書寫“福壽田”三字。乾隆不解其意，一個太監靈機一動，躬身趨前，聲稱“福壽田”三字對應福州壽山的田黃石。乾隆大喜，下旨征用田黃石為祭天供品，兆“福壽田豐”之意，從此田黃石有“石帝”之稱。我曾經在一個私人博物館見到幾塊拳頭大小的田黃石，據說每一塊價錢都在千萬上下。我伸手把一塊托在巴掌之中，閉眼體驗了五分鐘富翁的感覺，放下后悵然若失。多數田黃石僅僅在表皮上雕刻些許花卉山水，專業術語稱“薄意”。田黃石貴重，雕刻家舍不得下刀剔除。

田黃石并沒有礦脈，所謂“無根而璞，無脈可尋”，某些神秘的時刻，水流和泥沙將它們運送到一條小溪旁邊的田地里。小溪大約長數里，兩岸田地狹長，田黃石埋藏在砂土層之中，深度通常不超過兩米。這些田地的每一寸砂土都被反復翻過，一簸箕一簸箕地過篩分揀。然而，翻過無數遍的土地還可能突然冒出一塊田黃石。說不定老天爺高興起來，哪一個半夜又會在某個旮旯埋下一塊，誰知道呢？到達壽山村的時候，我看到七八個壯年男人正在一塊田地里翻土。他們受雇于某一個東家再來試一試運氣。幾文工錢算不了什么，萬一挖到一塊呢？他們不在乎我也踩到田地里刨幾下，而是嘻嘻哈哈地打趣說：也許陌生人好手氣，運氣這種事誰也說不清。

運氣好的人只有那么幾個，古今都如此。當然，誰不愿意自己列入這幾個人的名單？抬起眼睛四面張望，每一座沉默的山峰都埋藏了一份巨大的秘密。上山砍柴也罷，下田插秧也罷，到小溪里撈魚，就在門口的小園子里摘幾根絲瓜，悠閑地踱過一堆礫石，無意之中一低頭撿到一個大錢包，機會仿佛近在咫尺。存下這一份心思，種田就會成為一件可有可無的閑事。壽山村的許多田地旁邊豎起一塊告示牌：“種植期間，請勿入內，違者罰款”，為了莊稼種植而踏入田地的農民已經不多了。然而，即使逛蕩了一輩子一無所有，許多人仍然覺得，生活某處有一根琴弦時刻會被撥動。

平白無故地撿到大錢包不能指望有人鼓掌，相反，所有人都在暗自發問：為什么不是我？這時，彼此之間相視的眼神立刻變了。妒嫉，提防，分一杯羹，伸出胳膊護住自己的果實，無數令人心寒的情節。曾經在一個廢棄的洞口聽到一個故事：一戶農民發現了一個礦洞，立即悄無聲息地率家人開采。可是，某一天洞口突然封死，當然可以解釋為大面積塌方。多少年之后另一戶農民重新開采，礦洞里除了礦脈，還有幾具白骨。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可是，白花花的銀兩可以輕易地買斷兄弟乃至父子的血脈之親。錢財能造就一切，也能毀掉一切，甚至比猛獸的獠牙或者敵手的刀刃還要鋒利。于是，據說壽山村曾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發現了大的礦脈，各家的主要男丁進洞開采，另一些婦孺留守洞口運送渣石或者干一些雜活。所有的人心照不宣：他們同時擔任看守洞口的崗哨。

宋人黃幹一首《壽山》詩云：“石為文多遭斧鑿，寺因野燒轉熒煌。世間榮辱不足較，日暮天寒山路長。”“石為文多遭斧鑿”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時常糾結的一個主題。中國古代士大夫既有懷才不遇之恨，又有“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發蒼顏”之嘆。荊軻式的猛士提三尺劍，長笑赴死，成就一世英名；然而，生為人杰往往不能得享天年。莊子關注的是另一個主題：不材之木可以免除砍伐之災。木質松軟，枝杈雜亂，由于不材，因而長年累月佇立于深山吞云吐霧，無人問津。為什么一棵樹必須將充當廟堂的棟梁作為理想？形容枯槁，閑云野鶴，散淡的隱者形象始終是中國文化史的另一種源遠流長的原型。人們可以從黃幹的感慨背后察覺莊子的狡黠表情。石之多文，雕琢而成材，恭恭敬敬地陳列于玻璃櫥窗，名高位尊，顧盼生輝，再也不能享受隱身于山野大澤、亂頭粗服的樂趣，這是幸事還是不幸？

“寺因野燒”之句當是指壽山的廣應寺。廣應寺始建于唐朝，據說屢遭火災。出家人窺破紅塵，落腳壽山無非隨緣，青山是山，綠水是水，萬物皆空，不執不滯。沒有想到的是，廣應寺和尚仍然目迷五色，寺就修建在山腳下，他們放不下山上的奇石。相傳寺里曾經囤積大量壽山石，囤積的原因眾說紛紜。一種廣為流行的說法是，當初和尚搜羅壽山石是為了治病。盛傳朱元璋曾經在壽山的“芙蓉洞”住過一夜，那時他還是一個衣裳襤褸的行腳僧，居無定所，滿頭疥瘡，睡覺時他枕一塊芙蓉石，第二天疥瘡不再流膿。廣應寺的和尚猜測壽山石具有某些特殊的藥效，因而漫山遍野廣為收羅。朱元璋與廣應寺過從甚密，歇過腳，吃過齋飯，這個行腳僧的相貌言語肯定讓那些和尚察覺到某種王者之氣。日后朱元璋起兵謀反，元兵開始追查廣應寺。消息傳來，眾多和尚四散而逃，元兵一把火將寺廟燒成了灰燼。熊熊大火之下，堆積于寺廟的壽山石一定再度記起了多少年前的女媧煉石。焚燒之后的壽山石散落于寺廟的廢墟之下，灰埋土蝕，火灸水潤，重新開始了秘密修煉。多少年之后，人們從廣應寺的廢址底下發現一批獨特的壽山石，紋理蒼老，姿態奇崛，這些石頭被命名為“寺坪石”。

現在的廣應寺僅僅是路邊的一塊空地，黝黑的墻基和庭院仿佛還在訴說六百多年前那一場大火的猛烈程度。和尚，皇帝，寺廟，大火，一批飽經滄桑的壽山石——這一段傳奇至今還凝固在厚厚的土層之下嗎？空地邊緣的山坡上有一棵突兀的鉆天大樹，不知是僥幸躲過那一場大火的幸存者，還是寺廟毀棄之后才無憂無慮地成長的。幾年之前，壽山村的一些農民集資在舊址上重建一個簡陋的小寺廟，逢年過節燒幾柱香火。小寺廟門口有一塊破損殘缺的石碑，上書“廣應寺”和“皇帝萬歲萬萬歲”幾個字。石碑是光緒乙未年鐫刻的，不知從哪兒搬到這里，孤寂地佇立著，與不遠處的壽山終日面面相覷。

站在家中陽臺張望那一圈鋼藍色的山脈，有一天突然記起，四十多年前我可能多次路過壽山。那時我是一個中學生，就讀于福州第三中學。我居住的那一幢大瓦房就在這一所中學附近，聽到課前的預備鈴聲出門，還來得及趕在老師進教室之前坐到位子上。那時的中學學制僅四年，而且，大約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分校度過。福州三中的分校就在城市東北面那一圈鋼藍色的山脈里，分校所在地叫汶洋村，距離市區大約四十多公里。我似乎到過分校十來次，長則三個月，短則兩個星期，每一次往返均為徒步行走，一趟八個小時。夏季天熱，我們往往傍晚出發，眾多師生排成一路縱隊，進入山區時往往已天色昏暗，兩三百雙草綠色的軍用膠鞋在砂土公路的路面磨出單調的沙沙聲。一座座山峰漸漸在暗夜里成為幾片隱約的影子，我居然一邊走路一邊睡著了。不知睡了多久，突然一頭撞到了前面同學的肩膀，搖了搖腦袋清醒一下，山間潮濕的空氣沁人心脾，窄窄的夜空幾顆閃爍的星星遙不可及，路邊的茅草叢中傳出蟲子斷斷續續的鳴叫。我們抱怨分校太遠，另一所中學的分校只要走四個多小時。從那一所分校附近路過的時候，幾星閃爍的燈光常常讓我們暗自嘆一口氣——路途剛剛過半。后來我從地圖上查明，那一所分校的所在地即是壽山。當然，那時我從未聽到“壽山石”一說，以為壽山無非是一個普通的地名。

誘使我到地圖上查找壽山村與汶洋村之間路線的是一條消息：20世紀90年代末期，汶洋村發現壽山石礦脈，開采出來的壽山石即命名為“汶洋石”。我心里暗自嘀咕了一下，如此重要的消息怎么遲到了二十五年？如果我在分校的時候聽說了“汶洋石”，或許每天都要扛一柄鋤頭上山尋寶。分校就在砂土公路旁邊的小坡上，三五幢黃泥墻的小樓。在那里似乎也上過幾堂課，但大部分時間肯定在水田里。從插秧、割稻子、媷草到劈田埂，我基本上在分校學會了全套農活。從分校校舍穿過砂石公路進入汶洋村，通常是到村口的小賣部逛一逛。里頭的售貨員是一個白白凈凈的小伙子，不知怎么得了一個綽號“阿慶嫂”。柜臺上偶爾出售一種小禮餅，居然不收糧票，只要口袋里還有零錢，我都會悉數掏出。存放私人用品的小木箱里有兩塊小禮餅，夜晚可以不必擔心饑餓難耐而睡不著覺。

汶洋村口流過一條小溪。空閑而又無處可去的時候，幾個人會結伴溜到溪里游泳。有一段溪流水面平靜，我時常在這一段水面矯正自己的爬泳姿勢。對于自己的爬泳動作我不滿意甚久，側身揮臂的時候耳朵總是進水。那一天我專注地觀察自己大臂入水的角度，同時，透過濺起的水花隱約地覺得身體右邊的水中似乎有個什么。繼續游了幾米，我定睛一看，一只碩大的四腳蛇跟在我身邊，背部綠白相間，正中一條赤紅的紋路。看來它已經陪伴我并排游了一段距離。我駭得從水中一躍而起，濕漉漉地跳到了岸邊的鵝卵石上，目送色彩斑斕的它隨波逐流而去。我的爬泳動作從此僵硬呆滯，再也不能進步。這件事始終封存于記憶之中，直至聽到“汶洋石”消息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出現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汶洋村的小溪或許與壽山村的小溪一脈相承，那一只四腳蛇會不會特在從壽山村前來，告訴我這一帶山溝藏匿著許多神秘的石頭？某些珍貴的石種說不定就在小溪旁邊的田地里等待開掘。

時過境遷，現在再也無法找到那只四腳蛇問一問了。

南帆，現居福州，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已發表學術專著和散文集多種。南帆先生2019年在《雨花》開設“村莊筆記”專欄，此為專欄第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