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在入選諾貝爾文學獎的外圍名單中，有一位阿根廷作家的聲望逐漸提升。阿根廷國內很多人也希望除了球星梅西以外，再來這么一位文學巨星。他已被廣泛視為繼博爾赫斯之后，拉丁美洲最奇特、最具獨創性的小說家之一。《2666》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曾如此稱贊他：“他是當代極少數最偉大的西班牙語作家之一。一旦你開始閱讀他的作品，便不會想停下來。” 他就是塞薩爾·艾拉。金秋十月，文景聯合楚塵文化共同出品兩部艾拉的著作：經典成名作《女俘艾瑪》、游走于現實與想象的奇詭之作《野兔》。

70歲的塞薩爾·艾拉從開始創作起，一直相當高產，目前已出版有近100部小說、短篇集和散文集，譯介過大量文學作品，在西語文學界飽受贊譽。面對眾人對他得諾獎的預言，他這么說：“對我來說，這毫無意義，一旦獲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學獎項，就會變成公共人物，這可是個大麻煩，因為會失去眼下默默無聞的地位；那樣一來，如果出門騎自行車，就會有人指指點點……不不不，太可怕了。我還是盡量保持現在的狀態吧，我連電視都還沒上過呢。不是因為我犯了法或者干壞事要隱姓埋名，而是我想繼續低調地做好事呀。”

塞薩爾·艾拉，“一路飛奔式寫作”

1949年，塞薩爾·艾拉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小鎮，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狂熱的獨裁統治支持者，幾乎從不過問和關心家庭。從小就具備著敏銳的直覺、豐富的想象力與早熟的心智的艾拉，并無自覺地對自己進行著博雜的藝術教育：在家鄉小鎮，他看了兩千多部商業電影——大部分都是偵探片、西部片、科幻片之類的B級電影；看了上百本僅在超市出售的英語暢銷低俗小說（后來他甚至將它們全都譯成西班牙文賣給了一個地下書商）；家離首都不遠，他每天都進出阿根廷國立圖書館借一到兩本書，很快地讀完。 他的閱讀魚龍混雜，無所不包。他雄心勃勃，立志成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作家”。艾拉說，我讀書的趣味也在逐漸改變。一開始，我喜歡讀兒童讀物。后來，到了十四五歲，我發現了真正的文藝圖書，講藝術的圖書，還發現了博爾赫斯的作品，從此看起書來就變得非常挑剔了。我非常感謝閱讀，因為它曾經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時候，我膽小又近視，只好藏到書堆里，天長日久成了習慣，結果成了寫書人，寫出書來，再讓別人藏進去。”

阿根廷文壇的博爾赫斯、羅貝托·阿爾特和曼努埃爾·普伊格，法裔美籍藝術家馬賽爾·杜尚、雷蒙·魯塞爾以及美國先鋒派藝術家約翰·肯奇都對他的創作有深遠影響。艾拉的小說想象力天馬行空，極盡狂野、迷幻與創新，回溯源泉，都是諸多先鋒大師的身影。 塞薩爾·艾拉的寫作方式又極為可貴——它緩慢、嚴肅、精細——仍保持著一種典型的、福樓拜式的純文學寫作。他每天在咖啡館里也許只寫幾個字，或者幾十個字，最多不超過幾百個字。而且他的寫作與所有作家都不同：他從不修改。他甚至給自己這種寫法取了個名字：“一路飛奔式寫作”。他即興發揮，憑借驚人的直覺與過人的膽識，早就飛奔到了無人之境。艾拉在小說 《艾拉醫生的神奇療法》中對自己的寫作有如此描述：“寫作收納一切，或者說寫作就是由痕跡構成的……究其本源，寫作的紀律是：控制在寫作本身這件事上，保持沉穩、周期性和時間份額。這是安撫焦慮的唯一方式……”多年以來，艾拉醫生養成了在咖啡館寫作的習慣……習慣的力量，加上不同的實際需求，讓他到了一種不坐在某家熱情的咖啡館桌前就寫不出一行字的程度。

并且，這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幾乎向來不接受國內的采訪，僅專注于寫作這一件事，如他所說：“要寫出好文章并不難，是可以學習的；但是，下決心寫作絕非易事，因為寫作拼的是生命。”

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風土人情時期代表作

艾拉的創作分為幾個時段，每一個時段都關注不同的母題。70年代到整個80年代，他的創作題材主要取自祖國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風土人情，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81年出版的小說《女俘愛瑪》，這本書被視為艾拉的經典成名作。“潘帕斯”源于印第安丘克亞語，意為“沒有樹木的大草原”，占地75萬平方公里，在草原居住的人是高卓人，他們是早期來到這里西班牙人與印第安人的后代。《女俘愛瑪》故事講述懷抱嬰兒的愛瑪被押往阿根廷蠻荒的邊陲，浮萍一般輾轉于一個又一個士兵和印第安人之間。途中她見到了各色荒誕而有趣的人物：一個想要自己印刷紙幣建立貨幣王國的軍官，一個沉迷于享樂的印第安王子，一位神秘的卡特里爾王妃……一年又一年，愛瑪帶著孩子在陌生的土地上游走，最終又將如何找回生活的希望？

從選材的角度來說，《女俘愛瑪》與19世紀阿根廷浪漫主義文學大師埃斯特萬·埃切維里亞的長詩《女俘》是唱反調的，是反傳統的“女俘”形象的。長詩《女俘》的主人公是個被凌辱、被欺壓、被傷害的女性，而艾拉筆下的女俘卻是個在困境中努力奮斗的女子。她克服了種種生活中的困難，與軍人友好共處，善待印第安人，與要塞的上校結為好友，贏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終成功地創辦了一個養雞場。作者塑造了一個在逆境中勵志創業的模范典型。

同一時期的另一部作品《野兔》，故事發生在19世紀，英國人克拉克到潘帕斯草原尋找傳說中一種會飛的野兔，陪伴他的有一個少言寡語的高喬人向導、一個活潑可愛的畫師、一匹神奇的駿馬。他們到達印第安馬普切人的地界不久，酋長卻神秘失蹤。克拉克肩負尋找野兔和酋長的重任，卻一步步走進更為離奇的謎團中。足以改變他們生命軌跡的秘密與往事將在這趟旅程中逐一揭曉。

譯者趙德明在《野兔》的序言中寫道，“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沖突處理成了‘家族大團圓’，把大草原描寫成美麗、富饒、適合人類居住的樂園。這些看法與19世紀的大作家、阿根廷總統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對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薩米恩托的巨著《文明與野蠻》中觀點是：“印第安人是‘野蠻因素’，阻撓了社會進步和國內的經濟發展。”艾拉直言，印第安人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是個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應該向他們學習。

塞薩爾·艾拉被稱為博爾赫斯的繼承人，博爾赫斯的寫作讓艾拉直接受益。構思的“智慧”、手法的“新奇”、敘述的“怪異”、故事的“碎片化”……歷史、現實、文學、哲學之間的界限被打通，在這些神秘而夢幻的世界中，在真實和虛構之間，常能找到一條可以穿梭往來的通道，從中讀者能收獲神奇的閱讀體驗。美國搖滾女詩人、畫家、藝術家帕蒂·史密斯在《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寫道，“讀完艾拉后，我往往不記得任何東西，就像大夢初醒時，驚覺夢中那些繁復的電影畫面消失了。”西班牙《《國家報》評價：“你真的應該到阿根廷南部去尋找那位當今西班牙語文學界最具創新精神、最令人感到興奮與震撼，也是最具顛覆性的作家：塞薩爾?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