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牧肖像 羅雪村 作

在慶賀《文藝報》創刊70周年的時候，很自然想起老主編馮牧同志。他離去已有24年，今年還是他冥誕百歲，因此更讓人感懷。如果他還健在，一定又會和大家歡聚一起開懷笑談《文藝報》走過的艱辛之路，不僅使我們受到教益，還因為他的談鋒睿智，成為一種享受。

1978年《文藝報》復刊初始，我就在馮牧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交往了17年，直到他去世。他很有點與眾不同，他不擺架子，不說套話空話，更不居高臨下。我總覺得他既是領導又是同志，既像老師更像朋友，既是前輩更像是兄長。

他主編《文藝報》7年，我們沒有給他置備一個辦公桌，更不必說什么單獨的辦公室了。當時條件比較差，編輯部設在簡易的防震棚，只有幾間簡陋的房間。他來編輯部要不坐在總編室的破沙發上談事聊天，要不在空著的別人的辦公桌上看稿，從不計較。

有一個時期，他連續被文化部、文聯，當然還有作協等許多單位委以重任。早上他到辦公室來時就會笑瞇瞇地站在我們的桌邊說：“我又多了一個頭銜……”他像是覺得挺好玩似的。有時一早來了就笑著對我們說：“啊！昨晚我看了一篇小說，真好！”于是就講開了怎么好怎么好。他那種高興的樣子就像小孩得了什么好東西暢懷開心。

有時，他的率真使人驚訝。有一次復旦大學有一位教授朋友對我說：他們參加一個文學研討會議，一大幫人去到馮牧房間里看望他。他對那些素昧平生的教授們毫不見外，像老朋友一樣，無論談社會時政還是文學創作坦率誠懇，覺得他是那么信任他們，對陌生人毫無戒備之心。那位教授為此感慨地說很少見這樣平易親切的領導。但是這樣的率直也曾使他吃盡苦頭。他在文化大革命時就因為私下議論咒罵林彪、江青，被人告密而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牛棚。文化大革命后，有一次他在一個會議上講話，還是被人家打了小報告，上面的領導雖與他曾是極熟的老朋友，但還是往上報告了更高的大領導。大領導不高興了，說這樣的人不能當領導。幸虧后來因各種原因不了了之。

我還聽到過一個段子。“文革”后作協恢復活動不久，很多老作協的人員紛紛歸隊。有一個“文革”時在牛棚里毆打過馮牧的人，也去找馮牧要求幫助安排工作，馮牧也給他辦了。我在一次會上，聽張光年談起此事，笑呵呵地喟嘆說：“馮牧同志不念舊惡，當然很好啦！但是不是有點寬大無邊呢！真是個好好先生啊！”他就是這樣對任何人都懷著善意和信任。

他對青年作家的優秀作品付出極大的精力去支持、幫助他們。他犧牲自己的寫作時間看大量的新作，收到新出版的雜志常常看到深夜，第二天就很興奮地向我們推薦。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聽說北京的一些青年作家都跑到他那里去，想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他家里幾乎天天高朋滿座，但從不聽說他對這類事嫌煩。有時我去他那里匯報工作，或送校樣給他終審，看到他家里總是川流不息地來人、來電話。我對他說的話常常因此被打斷，要分好幾次才能說完。無論是50年代優秀的云南作家群的出現，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大批新老作家的涌現，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貢獻。這已是文學界熟知的事了。

馮牧的散文文采斐然，情真意切而為人們推崇，特別是寫云南的作品；他的大量評論文章同樣也是文情并茂，閃爍著真知灼見，為人們喜愛。我還認為，馮牧最重要的貢獻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撥亂反正的歷史時期，他是文學界勇敢的先行者，站在洶涌澎湃的潮流前沿；特別是他和陳荒煤、孔羅蓀等前輩們并肩合作，為反思歷史、改革開放大聲疾呼；率領文學界一大批年輕的作家評論家編輯，推動文學創作新的發展；他組織許多重要會議活動，到各處演講，寫文章，編刊物，真的是熱火朝天，不知疲倦。諸如大家知道的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到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中寫作打成毒草作品的作家平反雪冤；把被看成“黑八論”的文藝思想顛倒過來；把長久以來現代個人迷信制造的種種極左教條束縛下假大空的文學藝術重新回歸到文學本體；倡導寫真實的現實主義；特別是不遺余力地熱情支持和贊揚那些表現人民的心聲和命運的作品；發現和推出那些剛剛冒尖的有才情的青年作者，這些工作，馮牧都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人們懷念20世紀80年代的氣氛和環境，事實上那時也有斗爭，也很艱難，也很復雜，也有很大的阻力和壓力。但是上下呼應齊心，還是披荊斬棘往前走了。馮牧為新時期文學的大發展確實殫精竭慮，全身心投入其中，作出了巨大卓越的貢獻，我相信一定會占有重要的歷史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