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將在10月10日揭曉。每到這個時候，文學愛好者們津津樂道誰將摘得這一榮譽，同時也掀起一波對于過往的得過諾獎或與之錯肩的作家的討論的熱潮：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家們他們如何看待諾獎與自己的寫作，在一些對他們的訪談中或許能找到答案。

繼之前名聲大噪的《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后，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輕便簡短的作家訪談錄《最后的訪談》系列，選取了影響20世紀的六位文學與思想大師，分別為：海明威、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波拉尼奧、馮古內特與華萊士。《最后的訪談》系列選取了影響20世紀的六位文學與思想大師

《最后的訪談》系列選取了影響20世紀的六位文學與思想大師

每一位作家單獨成一冊，收錄一篇對于該作家的評論（作為引言），并在之后收錄三到六篇訪談，訪談均為《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尚先生》等國外較為重要的媒體對該作家的訪談。其中偶有與《巴黎評論》重疊的訪談，但是譯者不同，讀者可相互參看。雖然名為《最后的訪談》，但其實也不全是作家的人生最后階段，比如博爾赫斯的那本，三篇訪談分布于1968年、1980年與1985年，只有最后一篇切中“最后”和“蓋棺定論”的這個預設的主題。

《最后的訪談》系列被討論的一個原因是它較有設計感的封面，六本書封面引進了美國布魯克林插畫師的手繪，且開本足夠輕便，以最小的文字體量開辟一個讀者可以進入的門徑。

看作家訪談是非常有趣味性的事情，從中可見的作家的性格、他們對于生命、創作、文學、愛與死亡等命題的理解，訪談能夠不拘泥于一個話題、天馬行空地對于一切命題的討論，這種“點到為止”又恰巧為讀者理解該作家留下了廣闊的空間。

海明威：當你談論寫作，他們的構造就會轟然瓦解，而你一無所得

1954年時，海明威憑借《老人與海》摘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這個年份采訪格外密集的原因，而這一年海明威已年屆五十五，《海明威在古巴》文章中描述了當時海明威的境況：“他在試圖修補一個破裂的腎，破碎的頭骨，兩根被壓縮、一根斷裂的椎骨，和一年前冬天，由于他乘坐的飛機在烏干達失事所遭受的慘烈的燒傷。”此外海明威頭部還有幾處創傷，身上有兩百多個彈片疤痕。迥異于大多數作家的文弱，海明威過分強悍的氣質和近乎傳奇的經歷是絕好的人物故事的素材，同時他的自我和必然給記者們造成一定的心理壓力。

《最后的訪談》關于海明威的一冊共收錄四篇采訪，分別為《巴黎評論》的采訪《歐內斯特·海明威》，《大西洋月刊》的采訪《海明威在古巴》，《多倫多星報》的采訪《順道拜訪海明威》，《時尚先生》的采訪《下午的生活：最后的訪談》。

這些訪談都是在1954年和1958年采寫的，且都是在古巴哈瓦那的海明威的宅邸進行的，而有趣的是采寫這些文章的記者無一不在文章中吐露出約見海明威時的一波多折，而《巴黎評論》的文章后的對話體中也如實收錄了海明威對于他認為的記者提出的問題是多么不耐煩并耿直地進行回懟，這也讓這些訪談非常真實并充滿了趣味。同時海明威的這些訪談也讓人對“訪談”本身的意義以及作家談論自己寫作的意義產生懷疑。

在幾篇訪談中，不順利是隨處可見的，海明威毫不掩飾對采訪這種形式的抗拒，如《順道拜訪海明威》中所談及的海明威自述：

“書的進展仰賴于我的注意力——這就是為什么我不接受采訪，”他說，“有個家伙到這兒來，為了寫清他故事里的某個部分一直不斷地打擾我。當我重讀自己寫的東西時，我都能從段落里看出他什么時候到，又是什么時候走的。他摧毀了我的注意力。”海明威頓了頓，抿了口咖啡。當你是個作家的時候，”他道，“你必須得努力讓文思持續，因為一旦它沒了，天曉得什么時候還能回來。”

當然，采訪除了擠占他的寫作時間之外，海明威或許本質上也懷疑采訪本身的意義，比如《巴黎評論》中，海明威多次評價“這個問題不怎么有趣”、“這是一個長效的累人問題”、“老套無聊的問題”、“這話題到此為止”……

而這對從事媒體行業的人來說也有一些借鑒意義，比如需要警惕那些被認為是足夠重要的、有一些普遍性的問題是否對任何作家都適用，比如記者一再問及海明威是否受其他作家影響，是否受到喬伊斯、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影響等等，被一再否定后，最后海明威只好說：“這類私下的文學八卦，搗騰三十五年前的丑事，讓我惡心。”

羅貝托·波拉尼奧：作家該如何在虛構故事中處理歷史的真實？

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歷史上是有許許多多的遺珠的，且以《最后的訪談》中涉及的作家來看，博爾赫斯、馮內古特、波拉尼奧都未曾摘得這一殊榮，而其中，波拉尼奧的經歷似乎格外令人唏噓。

早在1992年，他就患上了嚴重的肝病，在他最后的長篇、也是一生最大部頭的作品《2666》完成的最后時光他都一邊和病魔奮戰一邊持續著工作，在他死后一年這個作品終于得以出版。這個作品他寫得太過艱辛，也是在他死后，褒獎與溢美之詞才接踵而來，大家表彰《2666》是21世紀第一本可以進入大師殿堂的作品與他純正的文學信仰，并認為如果他沒有離世，將有足夠的潛力摘得諾貝爾文學獎。

《最后的訪談》關于羅貝托·波拉尼奧的一冊伊始處有一篇漂亮的引言，名為《孤身在眾幽靈間》。作家們總是被問到的問題就是：你的故事中哪些是真實的？是否有原型？是否影射著某一個歷史時期、某一個政權？在小說中，你如何處理這些真實？《孤身在眾幽靈中》就是對這些問題一個很好的答復。

這篇文章將討論的重點放在波拉尼奧的最后一篇作品《2666》，《2666》的寫作源于一則可怕的新聞：自1993年以來，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尤其是華雷斯城，有超過四百三十名婦女或者女孩被謀殺。《2666》一書中有五個獨立又彼此呼應的故事，其中“罪行”一部分，讀起來非常驚悚。

作者認為，波拉尼奧對于兇案的調查細節與審判主嫌的現場事件的描寫“精準到離奇”，且鑒于波拉尼奧寫作《2666》時，他遠隔重洋，且有關華雷斯城的消息正被嚴格封鎖，波拉尼奧如何獲取這樣精準的一手材料就變得非常值得探討。接著在“關于那位記者”和“關于往來書信”的部分，馬賽拉·巴爾德斯引出了記者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的故事：這位記者曾用三年的時間往返華雷斯城與墨西哥，并用大量的一手材料拼湊出“華雷斯城的警察、政府官員和販毒分子沆瀣一氣，與殺害女性難脫干系”這一結論。

順理成章的，記者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及其所寫的非虛構作品《荒野白骨》就是波拉尼奧《2666》故事素材的重要來源之一，這位記者后來在對媒體回憶時談道：“波拉尼奧要的是精確，舉個例子，比如武器，波拉尼奧想知道的不只是牌子，還有型號和口徑，他還對華雷斯城警方的心態感興趣，希望聯系起來以理解他們的正常行為和不端行為的細節……他想要一份尸檢報告的復印件，甚至驗尸報告的語言風格。”最終，這些素材在《2666》中，被“再創作”：名字、國籍全部更換，角色憑空創造，全部情節都借助想象力、風格和印象加以渲染。

作者說：“《荒野白骨》和《2666》都不是容易讀的書。我讀它們的時候，噩夢縈繞不散。兩本書的書頁就像新挖出來的墓穴，但籠罩二者的邪惡哲學有所區別。在《荒野白骨》中，華雷斯城是瘋狂腐敗的受害者。當警察和法庭視而不見，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認為，殘暴的行為成了平常之事。強奸和謀殺女性，暗殺記者，為贖金而綁架人：這些罪行在墨西哥可沒有一樣是偶然事件。岡薩雷斯·羅德里格斯說，引爆一種滅絕機制，不輸于任何一個極權主義獨裁政權所有的。這種野蠻的常態化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

“《2666》的整個終章，時間跨度從一戰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 波拉尼奧告訴了我們強奸和兇殺故事之后的故事。在德國的山巒中，一個人殺了妻子，政府當局選擇無視。戰爭期間，逃到鄉下的城市居民遭到沿路打劫、強奸和謀殺。羅馬尼亞一座城堡周圍的土地，埋葬了累累人骨，納粹大屠殺的暗示處處可見。在這殘暴和罪惡不彰的景況下，圣特萊莎（以華雷斯城為原型）似乎也難脫常軌。它只是眾多地方中的一個，隱藏其下、充斥各處的罪行上涌并沖破表面。《2666》中，罪惡如大海，廣袤遠播，永無休止。”

在人生的最終篇章《2666》中，波拉尼奧持續著他一生所熱衷的寫作方向—— 偵探故事和具有爭議性的言談。究其本質，偵探故事是對暴力的動機及機制的調查，而波拉尼奧——他在1968年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那年搬家去墨西哥，他說自己在1973年祖國智利的軍事政變中身陷囹圄——也為這類事物深深著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題，就是藝術與罪惡、職業與犯罪，以及作者本人與極權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其實，波拉尼奧所有成熟的長篇小說都在審視作家該如何應對專制政權。

在《孤身在眾幽靈中》的最后，作者寫道：

“一位外行且獨立的騎士”，這個說辭可用來描述在《2666》書頁間漫游的那幾位偉大的偵探和偉大的作家。他們都是獻身于閱讀和泅泳于深淵的獨行者。在這個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偵探一樣危險，須得行過墳場，對視鬼魂。

馬爾克斯：享有名氣就好像操作大型噴氣客機，是很精細復雜的活兒

《最后的訪談》中馬爾克斯的一冊有些乏善可陳，一篇引言加上四篇訪談共同拼湊出的內容都沒有《巴黎評論·作家訪談》中關于馬爾克斯的一篇訪談中的內容豐富深刻，而且其中的一篇引言中記者時不時就扯到自己的自大的口吻非常讓人反感，比較有價值的且契合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的是其中的一篇訪談中，他回應了摘得諾獎以后對他生活的影響。

1982年，瑞典學院認為，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創造了一個獨特的天地，即圍繞著馬孔多的世界”，“匯聚了不可思議的奇跡和最純粹的現實生活”，因而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

馬爾克斯回應：“獲得諾貝爾獎唯一的好處可能就在于我不需要排隊。一旦他們注意到你在隊伍中，就會邀請你直接站到隊伍的最前面。享有名氣就好像操作大型噴氣客機，是很精細復雜的活兒。當然，我也沒什么好抱怨的。諾貝爾獎是尊嚴的某種象征。因此在那些挑剔你的人面前，你無法再直言不諱。

“《百年孤獨》的出版改變了我的生活，當時我發現一位友人將我的信件賣給美國的一間圖書館。自此之后，我就不再寫信了。名氣對我的個人生活來說是一場災難。就好像你可以通過周圍眾多的人群來感知自身的孤獨一樣。圍繞你的人越多，那種渺小感就愈發強烈。”馬爾克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