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 資料圖片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經驗·橫渠書院·筆談】

家國情懷的核心內涵是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實踐途徑是修己安人，經邦濟世；價值理想是以身報國，建功立業。家國情懷作為個人對家庭和國家共同體的認同與熱愛，是愛國主義精神產生的倫理基礎和情感狀態，在中華文明數千年演進歷程中有著深厚的滋生土壤和歷史淵源。

一

古老的中國邁入商周時代，已經形成比較穩固的氏族血緣宗法制度。這種以血親關系為紐帶確立嫡長子繼承權和主事權的父系家長制，利用父系家族關系的親疏來決定土地、財產和政治地位的分配與繼承，把血緣紐帶同政治權益結合起來，不僅構成了中國社會組織形態的基本特征，也是組成社會政治結構的重要支架。這與古希臘、古羅馬同時期形成的社會結構頗為不同。古希臘、古羅馬在掌握鐵器等生產工具后，原始性的集體協作生產逐步被家庭個體生產所代替，通過清算氏族制、瓦解原始公社、發展家庭私有制的途徑步入文明社會發展旅程。中國在使用鐵器等生產工具后，則在相當程度上保存乃至增強原始公社的組織形式，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發揮集體協作的力量，通過發展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踏上文明社會發展道路。由于中國進入文明社會時不是剪斷而是保留了氏族制的“臍帶”，氏族血緣宗法制的產生實乃自然而又必然之事，因為它既孕育于社會歷史母體的胎盤之中，又適應了維護社會秩序和發展的需要。

殷周以至春秋，所謂邦、國“八百諸侯”等，實際是由血緣宗法遺風為基礎的氏族—部落—部族國家構成。因此，父子、兄弟、夫婦等不只具有個體家庭成員的“私人”關系，而且要遵守一種“公共”的政治秩序和社會規范。以父子關系為心臟和骨骼的父系家長氏族首領，首先要具備優良的才干和德行，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建樹。他在本家族、本部落及部族中得到認可，贏得地位和權威后，才能進一步聯絡和團結其他氏族、部落、部族，逐步拓展邦國的疆域以“一統天下”。這種“由家而國”的真實社會進程和歷史事實，既造成人們對家庭、家族、宗族及其人倫關系的高度重視，也促使人們形成愛家、愛鄉、愛國情感交織的民族心理，從源頭上為中國社會發展植入了倫理與政治交叉重疊的緊密關系。

由這種氏族血緣宗法制所決定，社會自然形成相應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或者說禮義道德，也就是孔子所竭力維護和推行的以“周禮”為核心的儒家思想。這套思想觀念或謂禮義道德，在《禮記》里被簡要歸納為“五止十義”。“五止”：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禮記·大學》）“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在這套人倫禮義的制約和籠罩下，處于任何社會地位、充當任何社會角色的人，不論是處理縱向或橫向社會關系，均有明確而嚴密的道德規范。“五止十義”以君臣、父子的關系為主干，又以臣、子的責任或義務為重點，敬是忠，也是孝的表現形式，忠是敬的重要內涵，也是孝的具體形態。就此而言，朝廷的為臣之道與家庭的為子之道，分為異途，實為一理。

二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演進到夏商周時期，“家國同構”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以血緣親情為本位的家庭或家族管理形式，不僅父權與君權互為表里，而且兩者的傳承方式也如出一轍。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里，國與家雖有大小之別、上下之分，卻仿佛一個有機體的微小局部與龐大整體的關系，既息息相關不可分割，又命運相連休戚與共。一方面，家是國的最小社會單位、是國的細胞和縮影，沒有家就沒有國；另一方面，國是家的放大和延伸、是家庭細胞賴以生存的肌體，國盛才能家興，國破則難免家亡。這種“家國同構”的理念，使我們的先人將家與國的治理幾乎看作是同一回事。

《左傳》桓公二年晉大夫師服說：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這雖然主要是描述春秋早期邦國社會的主從等級秩序，表明尊卑上下之異，但也顯示出血緣親情之和，傳達了家與國緊密相連的信息。在這種“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等級分封、家國“膠結”的社會結構中，“家”里對父母之“孝”與“國”中對君主之“忠”自然結合在一起，“親親”與“尊尊”很大程度上相互重合、融為一體。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經·廣揚名》）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章句上》）《大學》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如此等等表明，先秦思想家常常把家與國的聯系看作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的關系。一方面，家興可以影響國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曾子語，見《大學》第十章）另一方面，國亂則不免家喪：“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諭大》）這種“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的家國同構認識，長期延續、積淀下來，成為我們民族一種穩固的文化理念和心理結構。

三

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及心理認知，正是家國情懷萌生滋長的“肥沃土壤”和“適宜氣候”。換言之，在家國同構的社會現實母體上，自然且必然地要“涌流”出家國情懷的“乳汁”，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尚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散文體史書，也是一部匯編上古時代政事公務文獻的文集，其中多處透露出華夏民族的“國”具有“家”的親緣性：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尚書·虞夏書·堯典》）

這里描繪的“以親九族”“協和萬邦”的情景，是對堯帝的贊美之詞，無疑有些夸張或者說具有理想色彩，但也反映出中華民族形成之初，所謂“天下”或者說“國邦”，實際上帶有一定家族同盟的性質。這一點到了舜帝時期進一步明朗：“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尚書·虞夏書·益稷》）

《尚書》立足家國同構社會現實而記載傳播的家國意識和家國情懷，不僅成為后世帝王治國理政的基本模式，也是歷代胸懷抱負者實現人生理想的實踐途徑。孔子曰：“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論語·泰伯》）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學而》）依此而論，要想“天下歸仁焉”，則要從做人的最根本處孝順父母、敬愛兄弟等做起。可以說，為仁的基礎在血緣親情之中，而治國安民則是對血緣親情的放大。

《大學》里“八條目”對此說得最清楚：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里一方面強調一個人要想立德于天下，就要為國效勞，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另一方面又指出，要想報效和治理國家，必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而整頓好家庭和家族，則應從修養自身做起，在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上下功夫。如此，不僅將個人、家庭、國家納入聯動遞進的演進鏈條和軌道，而且為千千萬萬明德有為之士指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進步階梯和人生目標。家國情懷的產生和弘揚，正是在這條人生道路上開拓前行的必然結果，也是激勵人們為國為家拼搏奮斗的情感基礎和精神力量。

總之，萌生于商周時期的家國情懷，建立在人的自然情感基礎之上，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到心懷天下、報效國家，把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天然親情推己及人并由家及國，拓展和上升為關心社會、積極濟世的責任意識和倫理要求，有力促進了個人、家庭與社會、國家的良性互動。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精華部分，家國情懷高揚對家庭和國家共同體的認同關心、維護熱愛、奉獻擔當精神，數千年來如春雨潤物，浸潤和滋養中華兒女的情感與心靈，激勵無數仁人志士創造可歌可泣的豐功偉業，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

（作者：錢念孫，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