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敘事倫理的角度考察，中國當代軍旅文學便是一個圍繞“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不斷建構與弘揚的過程。換句話說，“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當代軍旅文學的本然與自在的靈魂。這自然是與中國軍旅文學的意識形態特質及軍旅文學自身的品質與內涵特征有關，但最重要的還是軍旅作家自覺地承擔了“國家/民族”的宏大的歷史使命和崇高責任，而且這種使命與責任已經融入到軍旅作家的血液里。

70年來，中國文學經歷了政治語境的波詭云譎、商品經濟的風云激蕩、文學藝術的世俗化與娛樂化思潮，軍旅作家們也試圖在更為開放的意識形態與文學語境中對以往的觀念進行更新與重構，但“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始終規約著軍旅作家的創作，為不同時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念提供著最具核心意義的表征。新時期以來的軍旅文學，雖說在戰爭觀念、戰爭中的人性及本體層面的“文學性”上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始終沒有遠離這一使命與責任。這是構成一個國家與民族文學品格與精神脊梁的不可或缺的底色，也是軍旅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繁復格局中的獨特價值與意義。

追根究底，主導“十七年”文學的思想與觀念基本上是1930年代以來的戰爭文化。“五四”知識分子啟蒙的現代性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式微，代之而起的是革命的現代性，即由戰爭主體——農民所主導的戰爭文化。尤其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更具體地規約了作家的創作和文學發展的方向，即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戰爭服務。在這樣的背景里，1945年，正在延安的孫犁寫出了《蘆花蕩》和《荷花淀》就不能不讓人有一種驚喜之感。與195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風云初記》一樣，孫犁的戰爭題材小說富于浪漫氣息，盡管作者選取殘酷的戰爭作為表現對象，但作者卻不著意于血腥與殘酷，而是努力展現抗戰軍民不屈的個性與樂觀向上的品格。

軍旅短篇小說隨后崛起，王愿堅的《黨費》《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邊》、劉克的《央金》、石言的《柳堡的故事》、茹志娟的《百合花》、劉真的《英雄的樂章》等主流革命歷史題材短篇小說，雖然沒有宏大的篇幅，也不尋求史詩性效果，卻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塑造了一批革命英雄或模范人物。短篇小說因其以小見大、窺一斑而知全豹，對革命歷史的建構與闡釋仍然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茹志娟的《百合花》，突破了當時以塑造英雄形象為旨歸的主流創作觀，關注和書寫小人物和普遍的人性，表達對生命個體的敬意與尊重，體現了人道主義關懷。其生動的人物形象、細膩的描寫及精致的結構，成為當時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其實在“紅色經典”產生之前，已有一部分中長篇小說搶先問世，但是它們并沒有構建出一個軍旅文學繁榮的百花園。以“紅色經典”為代表戰爭題材長篇小說何以集中出現在1950年代中后期及至1960年代初？一是文學，尤其是長篇巨制，其文學性自律要求與所描寫的生活本身拉開一定的距離；二是那些日后成為“紅色經典”作家的戰爭親歷者們的文化準備明顯不足，再加之朝鮮戰爭爆發，邊境剿匪如火如荼，從思想到情緒都還無暇回首那段驚心動魄的戰爭往事；第三則是政治文化語境已經在熱切地呼喚“紅色經典”的噴薄而出。

1954年，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有如橫空出世，震撼了文壇。它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凝重的筆觸和磅礴的氣勢，全景式地展開了解放戰爭的壯麗畫卷，為當代戰爭題材小說確立了一個嶄新的高度，成為新中國軍旅小說的一座里程碑。隨后，一股巨大的“紅色”激流洶涌而來：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高云覽的《小城春秋》；及至1950、60年代之交，又一批戰爭題材小說蜂擁而至：馮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劉流的《烈火金剛》、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雪克的《戰斗的青春》、李曉明和韓安慶的《破曉記》、梁斌的《紅旗譜》、羅廣斌、楊益言的《紅巖》等。這些小說以鮮明的時代精神和飽滿的革命激情，謳歌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所進行的堅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與英雄主義精神，極大地滿足了人們急于了解中國革命的勝利歷程的閱讀期待，平復并消解了郁積在人們心中的苦難焦慮，激勵人們以無比高漲的熱情投身于和平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成為1950、60年代的“主旋律”。

“紅色經典”在小說形式上之所以承襲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一方面是因為這批作家們從小就受中國古典小說的浸染，卻基本上都沒有西方文化教育背景；另一方面是這種民族的、大眾化的形式更易為大眾讀者所接受；尤其是《林海雪原》《鐵道游擊隊》《烈火金剛》《敵后武工隊》，以作家的親身經歷為素材，充盈著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英雄傳奇色彩與民間化表現視角，使其歷久不衰，且在21世紀初年通過影視改編再度成為大眾關注的熱點。“然而，將過程的意義融化到結果中去，將個體的價值融解到集體中去，它產生的直接后果，卻是當代軍事題材創作中英雄主義模式的確立。”“由于英雄主義模式的限制，使這類創作只是在數量與篇幅上得以增長，卻沒有造成藝術上多樣化的局面。”對于陳思和在《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表達的這個觀點，我頗有同感。至于沒有像西方二戰文學那樣對人的生命價值與戰爭本質的深入思考一類的質疑，則讓我感到有種脫離歷史語境的風馬牛不相及的意味。

我并不認為“十七年”所產生的“紅色經典”中的“紅色”是當下學界對其詬病的根本癥結，更重要的問題在于“十七年”的軍旅長篇小說始終籠罩著一層深重的“現代性焦慮”，圍繞著“組織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訴求而展開現代性的集體想象與認同，導致了其“非文學”的因素過多：缺乏活躍的感官世界（“身體”的缺席和情愛敘事的稀薄），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維度（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及日常道德宣教），缺乏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概念化、臉譜化的人物塑造方式），缺乏日常生活經驗（極端化的生存狀態簡化了生命的內在矛盾）等。因此，“紅色經典”的一枝獨秀在創造了一個繁榮的文學神話的同時，已經暗伏了一個文學的危機時代即將到來。

除卻文革十年，此后的新時期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百年歷史中的地位會隨著時間的拉開而日益彰顯它的獨特價值與意義，我甚至覺得與“五四”新文學在多個向度上不僅異曲同工，而且完全可以比肩。軍旅文學在這三十余年中與其它“題材”文學基本上是一種同構關系，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短篇小說，可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對思想解放運動及人道主義精神的闡揚和“人”的文學的建構，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鋒文學不能不讓軍旅作家們背負上“文學性焦慮”：如何從集體敘事走向個人敘事、從現實真實走向虛構世界、從現實主義走向吸取多元方法的開放式格局，成為多數軍旅作家，尤其是中青年軍旅作家的探索與追求。

進入1990年代，商品經濟與世俗的娛樂化成為社會文化主流，失去了政治的“蔭蔽”，軍旅文學不但逐漸退出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核心，在文學領域也一再被邊緣化。“農家軍歌”無疑是1990年代初期軍旅文學的唯一亮點。“農家軍歌”可以說是“新寫實小說”的軍營別調，軍旅文學首次遠離“英雄”，走進軍營現實，走進普通官兵的日常經驗與內心世界，長期以來被崇高理想與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普通士兵的現實命運與內心掙扎被作家冷靜客觀地揭開。世紀之交，在長篇小說備受關注和青睞的背景里，蓄勢已久的軍旅長篇小說終于爆發，軍旅作家再次以集團沖鋒的方式震撼了文壇。他們開始了對戰爭更深層次的多向度思考，在解構中對歷史進行顛覆性言說，以還原更為真實的歷史，而且其文學性探索也達到了當代軍旅文學從未有過的高度。

倫理只有進入敘事或者說進入生存才能凸顯它的存在價值。在現代社會秩序的規范下，人們生存的壓力與生命感覺的破碎，需要重新整合人的存在時空的敘事來彌補，但這并不意味著軍旅文學可以順從甚至迎合大眾的世俗化娛樂消費。消費時代的來臨和大眾文化的崛起，早已從根本上改變了當下文學的言說機制，自然也包括軍旅文學創作。21世紀初年的部分軍旅長篇小說已經被審美的日常化、世俗化、娛樂化，以及網絡、電視、大眾媒介、商業出版所裹挾，悄然間完成了自我轉型，變換了存在方式和發展路徑，漸漸遠離了純文學話語，融入了當下強勢的大眾審美話語空間。21世紀初年軍旅影視劇的熱播并不能表明軍旅文學，尤其是軍旅長篇小說的真正繁榮；作家們對此當有清醒的認識，而且還應該嚴重地意識到，當人們擺脫了基本的物質生活的困擾之后，對精神文化的需求就變得格外迫切與重要。只有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過程中為建構和弘揚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不斷地提供精神引導和支撐，軍旅文學才能永葆生機和活力。

不可否認的是，直面當下新軍事革命和強軍興軍偉大實踐的現實題材力作之匱乏和“十七年”紅色經典重新包裝后的再度走俏，都已經從現實和歷史兩個向度給21世紀初年的軍旅文學出示了黃牌。長此以往，軍旅長篇小說文學品質的持續弱化將難以避免。更為嚴峻的問題在于，脫離了“國家/民族核心價值觀”建構與弘揚這一基調，軍旅文學又將如何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尋找她的獨特價值與意義呢？

【作者系《解放軍報》文藝評論版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