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長篇小說可以說是一種巨型文體，所得到的關注，遠遠超過散文、詩歌和戲劇，也遠遠超過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狀況，原因是多方面的。這既和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取得了重要的創作實績有關，也和讀者們喜愛閱讀長篇小說有關。有不少讀者，可能會覺得沒有時間去讀詩，讀散文，讀中短篇小說，卻始終有閱讀長篇的熱情和時間。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有的中國當代作家其實更擅長寫中短篇小說，其長篇小說的寫作水準遠在中短篇小說之下，但是其長篇所獲得的關注度又遠遠高于中短篇。對于許多讀者來說，長篇小說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在各種文類中，長篇小說的包容性也是最強的，散文、詩歌和戲劇都很難容納長篇小說而不破壞自身的形式，長篇小說卻可以把散文、詩歌和戲劇甚至一些非文學的文本都納入其中，使其成為長篇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上，也包括對社會生活的表現深度上，長篇小說都有其獨特的優勢。巴爾扎克關于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一主張，在長篇小說里表現尤其明顯。長篇小說還可以是眾多個體的心靈史、精神史，是特定時期的生活史、社會史。因此，要總結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實績，進行經典化的工作，既不能忽視其它文類，也必然要重視長篇小說。

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進程，雖然一直在持續，但是也存在不少問題。我在這里主要想談三點。

要推進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經典化的進程，首先要注意的是，研究式的重讀還有待加強。對于中國當代長篇小說而言，它的經典化過程往往包含著以下的部分：現場批評式的解讀、文學史的確認和研究式重讀。現場批評指的是一部作品發表或出版后，批評界對它迅速做出判斷和解讀。由于時間的限制，這種解讀很可能是直觀的，不會很深入細致，也不會很客觀，甚至可能存在較大的誤判。而在時間距離進一步拉開后，有些作品還會得到文學史的確認。盡管當代文學能否寫史一直存在爭議，當代文學史的寫作實踐卻一直沒有停止。文學史由于自身體例的限制，對長篇小說所進行的解讀往往偏于宏觀，在闡釋上不可能做到很完整很獨到。因此，在文學史之外，還需要有研究式的重讀。研究式重讀實際上融合了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視野和方法。就外在形態而言，它和現場批評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在表述方式與立論上往往比現場批評要客觀、嚴謹，也比現場批評更多地融入了文學史的視野。因此，研究式重讀對于作品的經典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針對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具體作家作品的解讀，有的可能已經比較充分，但對于具有經典質地的作品來說，其闡釋空間永遠是巨大的。比如像作家史鐵生，他顯然是中國當代文學領域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對其作品的闡釋一直存在不少問題。史鐵生的知識結構是復合的，除了文學，還涉及宗教、哲學、科學等領域，在闡釋上存在很大的難度。我在做關于史鐵生的博士論文時注意到一個現象，關于史鐵生的富有洞見的論文，主要是出自鄧曉芒、許紀霖、趙毅衡、何懷宏、周國平等從事哲學史、思想史或理論研究的學者，還有孫郁、王鴻生等具有思想史背景、哲學背景的批評家和文學研究者之手。我在做關于史鐵生的研究時，實際上主要是希望沿著上述學者所開拓的思路而有所推進，雖然博士論文已經寫完，但是仍舊覺得很多問題值得去繼續追問。尤其是他的《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等長篇小說，仍有待研究者進行研究式重讀。除了史鐵生的小說，還有遲子建的《偽滿洲國》《樹下》、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等，都具備經典作品的質地，但是在解讀上，均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

經典化的方式還不夠多元，也是長篇小說經典化過程中應該注意到的問題。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離不開學院學者和學院批評家的參與，離不開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支持，但是僅僅局限于學院內部，經典化的工作也很難有效地開展。經典作品之為經典作品，除了意味著它經得起反復閱讀，還在于它們有數量眾多的讀者反復重讀。經典作品要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光靠作品本身的力量是不夠的，而是需要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去喚起讀者的關注，為他們理解經典作品提供一些路徑。除了文學史的確認和研究式重讀，經典作品的影視改編、關于經典作品的閱讀講座，等等，也都是經典化的重要方式。在往后，還應該重視跨媒介、新媒介的力量，以多元的方式去推進經典化的工作。

長篇小說的經典化，還需要突出長篇小說本身的當代性和個人性。經典作品往往具有超越時間限制和空間限制的質地，能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地域的讀者所閱讀。而每一個時代對先前時代經典的閱讀，實際上都會為作品融入當前時代的視野。雖然當代長篇小說在寫作時間上和當下是切近的，但是其當代性也依然會因為時代本身的加速變化而蒙上灰塵，變得不那么清晰可見。它仍舊存在著一個如何突出其當代性的問題。還有個人性的問題也值得注意。在《為什么讀經典》中，卡爾維諾曾針對經典作品提出了很多種定義，其中一種是：“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我們越是道聽途說，以為我們懂了，當我們實際讀它們，我們就越是覺得它們獨特、意想不到和新穎。”在解釋這一定義時，卡爾維諾強調經典作品有這樣一種作用：“它與讀者建立一種個人關系。如果沒有火花，這種做法就沒有意義：出于職責或敬意讀經典作品是沒用的，我們只應僅僅因為喜愛而讀它們。”（【意】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黃燦然、李桂蜜譯，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的確，對于一部作品的閱讀而言，如果沒有當下時代和個人的介入，沒有當代性的訴求，沒有個人性的期許，這種閱讀就可能僅僅是知識層面上的，和存在無涉。這種閱讀給生命本身的影響是有限的，也不能為作品本身增添魅力和活力。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對一個文本或一部藝術作品里的真正意義的汲舀(Aussch?pfung)是永無止境的，它實際上是一種無限的過程。這不僅是指新的錯誤源泉不斷被消除，以致真正的意義從一切混雜的東西被過濾出來，而且也指新的理解源泉不斷產生使得意想不到的意義關系展現出來。”（【德】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406頁）作品意義的持續生成，實際上正是在作品視野和當代視野的交融中產生的。

【作者系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青年學者、廣東省首屆簽約評論家、廣州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