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關于當代文學與歷史化的話題一直含混不清，這與沒有區(qū)分出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和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有很大關系。就文學史研究而言，“歷史化” 不是一個終結性的概念，“歷史化”是一個不斷歷史化的過程。中國當代文學面對或承接了兩個傳統(tǒng)，“五四”之前的“舊傳統(tǒng)”和之后的“新傳統(tǒng)”，“新文學” 重新闡釋了“舊傳統(tǒng)”，當代文學則重新闡釋了“舊傳統(tǒng)”和“新文學”視野中的“舊傳統(tǒng)”，另外還重新闡釋了五四“新傳統(tǒng)”。因此，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常常是疊加的，甚至是變異后疊加的。無論是面對中國古代文學還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 在“斷裂”中發(fā)生“聯(lián)系”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重要工作之一。除此之外， 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將當代文學史“特征化”同樣是重要的學術工作。當代文學的歷史化是一個長久的歷史累積的過程，我們今天的研究身處其中。

關鍵詞：歷史化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文學制度 學科建設

我討論的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不是當代文學的“歷史化”。當代文學作為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始終在歷史化的過程中。探尋影響中國當代文學思想、創(chuàng)作、制度的歷史因素是一個問題，討論推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又是一個問題，這兩者當然是相互聯(lián)系的，但需要在不同層次上加以區(qū)分。許多年來，關于當代文學與歷史化的話題一直含混不清，這與沒有區(qū)分出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和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有很大關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本身不是一個偽問題，但如何來討論和落實確實是個大問題。

就文學史研究而言，“歷史化”不是一個終結性的概念，“歷史化”是一個不斷歷史化的過程。且不說已經(jīng)是遙遠歷史的中國古代文學，即便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也仍然處于“歷史化”的過程中。這個過程有時是劇烈的、甚至是顛覆性的，有時是緩和的、漸變的。在歷史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文學史某個方面的共識，但同時也不斷產生分歧甚至會擴大分歧。歷史化的過程，是文學研究者和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學接受者累積共識的過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是在史學的層面上對當代文學與歷史、當代文學整體性、當代文學制度、當代文學思想思潮現(xiàn)象、當代文學經(jīng)典作家作品等作出確定性的論述。

我注意到學界同人提出“歷史化”問題是與當代文學學科意識的增強有很大關系。許多年來，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一直有一種被其他學科輕視的感覺。這樣一種焦慮，使眾多學者的“歷史化”意識更為強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積累豐厚，而且經(jīng)過了歷史的沉淀，其研究對象、問題、理論和方法相對成熟。但古代文學作為學科，是在中國文化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換的過程中完成的，而在這個過程中，現(xiàn)代大學關于學問、學術、方法的新認識，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蔡元培先生對文科的改造，便是通過中國文學研究吸收西方的理論方法而實現(xiàn)的。一百年前東吳大學教席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中國學者編撰的最早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之一），也是在西式大學產生的，但它“保存”了“國粹”。黃人在《文學之目的》中直陳“國史”之狹隘：“蓋我國國史，受四千年閉關鎖港之見，每有己而無人；承二十四朝朝秦暮楚之風，多美此而拒彼，初無世界觀念，大同之思想。歷史如是，而文學之性質亦稟之， 無足怪也。”1黃人提到了“世界觀念”“世界之文學”的提出以及“服從之文學”與“自由之文學”的劃分，都受到西學的影響。

在這個意義上，古代文學學科也是現(xiàn)代的產物，古代是被現(xiàn)代激活的。盡管經(jīng)由現(xiàn)代，當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作為研究對象兩者之間確實“斷裂”了，但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研究始終是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的重要資源。這不僅是指需要在中國文學的整體脈絡中認識當代文學，同時古代文學研究中融合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當代文學研究去借鑒的。另一方面，古代文學研究也需要具備“當代性”，與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一同構成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由于研究對象、問題以及知識分子譜系的差異，就“學問”而言，似乎不能以“古代”定義“當代”，或者反過來以“當代”定義“古代”。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并不自證當代文學研究作為“學問”的有無或深淺，但在“斷裂”中討論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聯(lián)系”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基礎工作之一。

按照學科的分類，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當代文學是和現(xiàn)代文學合并在一起、稱為“現(xiàn)當代文學”的二級學科。現(xiàn)當代文學當然是個奇怪的名稱，所以，有學者試圖再次使用“新文學”的概念來統(tǒng)稱現(xiàn)當代文學。在學科建制內，研究現(xiàn)當代文學的學者通常是或側重現(xiàn)代文學或側重當代文學，換言之，現(xiàn)代文學或當代文學研究事實上是兩個有聯(lián)系但更多區(qū)別的研究領域。究竟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哺育了當代文學研究，還是當代文學促進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同樣也是一個有點荒誕的問題。正如我前面討論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關系時的思考一樣，介于古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現(xiàn)代文學以及各自的研究都是在“斷裂”中發(fā)生“聯(lián)系”，我們應當具備這樣的大視野。在大的文化背景中，“新民主主義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是決定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性質和發(fā)展秩序的“政治文化”，這是當年不再以“新文學”涵蓋“五四”以來的文學，而以當代文學區(qū)別于現(xiàn)代文學的主要原因。我們通常會說現(xiàn)代文學中的啟蒙文學和革命文學是當代文學的源頭，或者說解放區(qū)文學是當代文學最直接的背景。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講話時便說，解放區(qū)文學方向便是新中國文學的方向2。其實，就概念而言，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都是之于“舊文學”的“新文學”；更加重要的是，現(xiàn)代文學的許多基本問題不時在當代文學中迂回呈現(xiàn)，而當代文學的許多基本問題又常常曲折呼應現(xiàn)代文學。這種問題的循環(huán)往復，是“新文學”的內在脈絡。比如說，啟蒙、人道主義、個人、社群體、革命、階級、純文學、雅俗、載道、言志等，在近百年文學中的沉浮循環(huán)、出場退場等便是例證。所以，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和已經(jīng)被“歷史化” 的現(xiàn)代文學之間存在著復雜的聯(lián)系。換言之，我們是在新文學傳統(tǒng)的籠罩下來進行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工作的。

一個常識性的事實是，中國當代文學面對或承接了兩個傳統(tǒng)，“五四”之前的“舊傳統(tǒng)”和之后的“新傳統(tǒng)”，“新文學”重新闡釋了“舊傳統(tǒng)”，當代文學則重新闡釋了“舊傳統(tǒng)”和“新文學”視野中的“舊傳統(tǒng)”，另外還重新闡釋了五四“新傳統(tǒng)”。因此，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常常是疊加的，甚至是變異后疊加的。這個問題的復雜性還在于，我們把傳統(tǒng)分為“新”和“舊”，是現(xiàn)代性的一種劃分方法，在講“舊”和“新”、“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時，“西方”是和這些相關聯(lián)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在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中，“西方”因素是當代文學的“歷史化”內容，俄蘇文學、歐洲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弱小民族文學、日本文學、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等都程度不等地影響了當代文學的觀念、方法以及內容的選擇和作家個人經(jīng)驗的表達。當代文學史研究確認這些影響的存在，但對影響的價值判斷則與現(xiàn)實語境和研究者的個人經(jīng)驗直接相關。如果和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新文學大系》各集的導言簡單對照就會發(fā)時現(xiàn)，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論越來越西化了。與其說這是一種問題，毋寧說是一種現(xiàn)象。我暫不視為問題的原因是，承認西方話語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和當代文學脈絡中分析問題的部分有效性，不贊成簡單拒絕的態(tài)度；但與此同時，我們確實需要意識到，當代文學研究能否形成自己的話語系統(tǒng)，將決定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成熟度。在學科內部，“歷史化”的路徑和進展，也影響到學科方向的凝練、課程的設置、科研項目的立項、研究生培養(yǎng)、國際交流以及社會服務諸多方面。

如果只是在各種關系中討論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問題，或許有相對主義的危險。在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將當代文學史“特征化”同樣是重要的學術工作。而現(xiàn)代性的提出呈現(xiàn)了一種觀念的斷裂，現(xiàn)時代的意義被確認。哈貝馬斯在解釋德語術語Geschichte（歷史）時說：“‘Geschichte（歷史）’ 這個新造詞適應了有關歷史事件不斷加速發(fā)展的新經(jīng)驗”，在本質上與一種同質化的歷史敘事并不相同，后者的歷史只是獲得一種編年史般的計數(shù)，各個時間點堆積成為一個完整的歷史圖景，但在Geschichte 的歷史觀中，“時代在推陳出新的每一個當下環(huán)境上都不斷重新開始。由此可見，把‘當代’從現(xiàn)代獨立出來，也屬于一種現(xiàn)代的歷史意識；在現(xiàn)代，現(xiàn)在Gegenwart 作為時代史享有崇高的地位。”3我們無法完全按照這樣的理解來解釋當代文學的“崇高的地位”，如果從文化傳統(tǒng)的重建層面來說，當代文學確實是推陳出新的開始，即社會主義文化的想象和實踐的開始。

因此，當我們在提倡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時，面臨如何認識、理解和評價中國當代史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是中國當代史中的文學。我們當然可以將當代中國的歷史表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這段歷史包含了容量巨大而又復雜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內容。在這個過程中，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挫折和探索。由于當代文學與體制的密切關系，當代中國的變化都影響著當代文學。這是文學研究界的共識，分歧是如何評價這種關系和影響。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我們常常要處理的是對“歷史”“現(xiàn)實”“時代”“時代精神”的理解。比如說，如果說某部作品再現(xiàn)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或者說它是史詩性的作品，這里就存在研究者對歷史和史詩的認識與理解。歷史是什么？現(xiàn)實是什么？時代精神什么？這是需要認識和判斷的。這些年關于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的評價，能夠說明這一問題。1979年以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得以重新處理，但這并不能代替對具體文學事件、文學運動、文學論爭的敘述和判斷，也不能代替對這一關系在不同時期復雜性的論述。我個人認為，這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必須要面對的重大問題，如果回避這些問題，“歷史化”的當代文學就被“去歷史化”，當代文學的“總體性”便無法落實。

在具體討論研究的“歷史化”問題時，涉及到“歷史化”的面向和路徑。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又與我們如何認識歷史學和作為歷史研究的文學史研究有關。英國學者基思?詹金斯在介紹班奈特“歷史書寫學”時說， 歷史學僅只是一門（本身史實化的）學科， 歷史學家經(jīng)過學科訓練，在班奈特稱之為公共歷史領域（例如，高等教育領域中的受薪工作者）的層次上作研究，并為了介入這個領域（也即為了詮釋它），而觸及到當前現(xiàn)有的記錄或檔案。因此，就這個觀點來說， 班奈特認為，“歷史書寫學”可視為論述體制：“受到特定程序規(guī)范的特殊論述體制，藉由這個體制，作為一組當下實存的過去，其維系/ 轉型是受到有系統(tǒng)的管理。它構成某種產生‘歷史性過去’的學科訓練方法，而‘歷史性過去’正是與‘公共的過去’產生關聯(lián)的調節(jié)機制。在這方面，歷史書寫學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4一般意義上的歷史學的“論述體制”概念也適用于文學史研究， 文學史研究已經(jīng)成為一種知識生產的方式。如果我們借用“論述體制”這個概念，那么， 在這個體制中，與意識形態(tài)相關的規(guī)則、場域，對歷史學的一般理解（比如歷史主義、歷史真實性、后現(xiàn)代主義），關于學科的規(guī)范，研究者的歷史哲學、個人經(jīng)驗、審美趣味、知識譜系等，都融合在一起而發(fā)生作用。

如果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分為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兩部分，那么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文學史研究，即時性的文學批評則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論述基礎。如果再集中到文學史研究領域，我傾向于將文學史研究粗略地分為文學制度（包括政治文化、文學思想、思潮現(xiàn)象、組織、文學教育出版等）和作家作品研究—這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兩條路徑。在宏觀上，當代文學制度是與當代中國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最直接關聯(lián)的部分，對文學制度“歷史化”處理的程度，將在關鍵意義上影響當代文學“總體性”的建構。我們說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 如果離開文學，文學史便不復存在。有學者擔心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說到底是對現(xiàn)在一些研究無視作品的一種警惕。因此，作家作品特別是作品的經(jīng)典化，是當代文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路徑。這兩條路徑在文學史研究內部應該是交叉的，而不是分離的。現(xiàn)在的文學制度研究需要將文學制度與作家作品關聯(lián)起來，即文學制度如何影響了作家創(chuàng)作， 作家創(chuàng)作又如何選擇和規(guī)避了文學制度。

討論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在近幾年的一個重要話題和研究熱點是關于當代文學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確實，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離不開史料的整理與研究， 但這樣的整理和研究是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部分。以為史料的整理便是學問的理解是片面的，匯編、分類只是研究的基礎工作， 我在《作為方法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中曾經(jīng)表達自己的初步認識。在我看來：“當我們意識到無論是狹義的文學批評還是廣義的當代文學史研究都需要史料的支撐時，我們面臨著更為復雜的學術研究問題，即史料研究如何補充、拓展、修正、改寫中國當代文學史論述（包括教科書式文學史的宏觀和微觀的敘述與觀點）。如果我們按照史料的內容分類，當代文學史料大致可以分為文學制度史料、文學創(chuàng)作史料和文學批評史料，這三者當然是有交叉的。我曾經(jīng)將當代文學史著作的構成簡單描述為文學制度加文學創(chuàng)作的綜合，這些年來關于文學制度的研究成果斐然，在很大程度上豐富和改寫了我們熟悉的文學史內容，現(xiàn)在的問題是：其一，當我們研究新發(fā)現(xiàn)的文學制度史料或者重新解讀舊的文學制度史料時，如何來調整、修訂文學史的個別和整體論述，從而有所改變文學史著作的內容；其二，文學制度的研究仍然最終要與作家創(chuàng)作相關聯(lián)，制度的規(guī)定性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我以為，后者的研究還比較薄弱。”5

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文學研究從史料當中可以獲得和建構什么。在總結傳統(tǒng)歷史編纂學的信念時，詹金斯概述說：歷史是由個人和集體的種種往事組合而成，而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fā)現(xiàn)這些往事，以敘事的形式重新講述它們，而敘事形式的精確度/正確性，端視所講述之往事與所發(fā)生之事的符應程度。但是這種傳統(tǒng)史學的信念在后現(xiàn)代主義史學那里受到質疑，懷特認為歷史作品在內容上是杜撰/想象與發(fā)現(xiàn)到的參半。詹金斯如此解釋懷特的觀點：“為了使過去的時間或者幾組事件變得合理，也為了使過去的‘事實’變得有‘意義’，這類的事件/事實總是必須與某個脈絡，某種‘全體’‘整體性’或‘背景’有關，或者甚至與‘過去本身’概念有關。這類的問題是，歷史學家當然能夠在史實化的記錄/檔案中，‘發(fā)現(xiàn)到’過去事件的總結，并（選擇性地）以編年的形式確立關于它們的某些‘事實’，但是歷史學家不會找尋使事實無法變成真正意義的脈絡、整體性、背景或是‘過去本身’的狀態(tài)。”6我們未必在整體上認同懷特的史學觀，但“意義”從何而來，“脈絡”從何而來，“發(fā)現(xiàn)到”的和“不會找尋”的矛盾如何處理？ 這些是我們在研究文學史料和進入文學史研究時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代文學史著作的撰寫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成果之一，或者說當代文學史著作是文學研究“歷史化”的重要標識之一。中國當代文學能不能寫史的爭論持續(xù)了很多年，近幾年又不時提起，見仁見智。這其實是一個無需爭論的話題。我個人傾向于當代文學研究可以進入文學史寫作階段，問題是寫作者是否具備寫作文學史的條件（這個條件現(xiàn)在過于寬松了）以及能夠寫出什么樣的文學史著作（我想再次強調，文學史著作只是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結果之一；以為主編了一本文學史著作就是文學史家的想法是荒唐的）。在我看來，我們討論的問題不是當代文學能不能寫史，而是我們如何研究作為文學史的當代文學以及如何敘述當代文學史。不必說什么是“歷史”、什么階段的文學才能進入“文學史”寫作階段等問題都存在爭議，歷史是否等于過去、在過去/歷史之間能否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線都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些問題在西方史學界那里迄今喋喋不休，這些爭議并不影響歷史研究，只是影響歷史研究的面貌。由于中國學術傳統(tǒng)和當下知識生產體制的影響，教科書式的文學史著作被置于重要位置，但教科書只是文學史著作之一種形式。如果以為教科書式文學史的寫作等同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那么對當代文學研究“歷史化”的檢討得首先從檢討教科書式文學史著作開始。我們應當在廣泛的視野中，將各種專題、個別的當代文學研究視為“歷史化”的一部分，并且將“歷史化”意識灌注到研究之中。

在持續(xù)的研究中被“歷史化”的當代文學，同樣存在著去“去歷史化”的問題。曾經(jīng)歷史化的事件、思潮、作家、作品，在時間之流的沖洗下，一方面因共識凝聚被固定化，一方面因分歧而松動。因此，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又是一個“去歷史化”和“再歷史化”的過程。當共識大于分歧時，當代文學的歷史化便越來越接近生成文學經(jīng)典的目標—這是一個長久的歷史累積的過程， 我們今天的研究便身處其中。

注釋：

1 黃人：《中國文學史》，蘇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頁。

2 周揚曾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guī)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qū)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定地實踐了這個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經(jīng)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參見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文學運動史料選》第5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頁。

3 參見黃瑩：《現(xiàn)代性的極限演進及其拯救》，《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9年第3期。

4 6 [英] 基思?詹金斯：《論“歷史是什么”》， 江政寬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7、35頁。

5 參見拙作：《作為方法的當代文學史料研究》， 《文藝爭鳴》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