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1875—1926）

里爾克的作品最早進入中國文學的視域，有賴于上世紀三十年代馮至的譯介。

1926年，正在北京大學德文系學習的馮至最早讀到了里爾克的《旗手》（即《軍旗手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為其文字中“色彩的絢爛，音調的鏗鏘”著迷，隨后梁宗岱、卞之琳都曾翻譯過里爾克的作品。

1938年，馮至翻譯的《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最早在中國出版，從此成為現代詩歌寫作者和愛好者心中的經典之作，里爾克的詩歌也成為中國詩歌的現代主義風格之重要來源。

到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閱讀和談論里爾克的風潮再起于中國大陸，特別是憑借北島的文字，里爾克的詩行和人生故事重新強勁地回到無數“文藝青年”的視野中，而有賴于話題的普遍、廣泛和文字的相對親切平易，里爾克作品中傳播最廣的仍然是這部書信集。

“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盡管《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討論的范疇十分闊大，涉及寫作、命運、愛情、人生的孤獨本質等等，但并非散漫而無中心的格言式閑談，我們能在其中看到一個清晰的、有連續性和帶著問題意識的自我主體。如茨威格所言，里爾克身上難能可貴地實現了創作和生活之間的和諧，他在書中反對將二者區分開來，認為作為寫作者，首先就應該根據寫作的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你的生活直到它最尋常最細瑣的時刻，都必須是這個創造沖動的標志和證明”。

在書中，我們能看到一種有機整體的生活觀念，而這觀念隱含著與浪漫派詩人有所不同的前提——寫作和創造并非全有賴于天賦、靈感，更多的是依賴對于生活持續的努力、自覺的安排；詩歌不應該是和日常生活對立的，更應該從日常經驗中獲得營養。與此同時，里爾克也提供了不同于浪漫主義詩人的處世方案和準則：它反對高蹈、傲慢或頹廢，主張忍耐、謙恭和情感的節制。里爾克呼吁詩人一方面虛心觀看和理解自然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一方面忍受個體命運的寂寞和苦難。

茨威格如此回憶里爾克：“這位詩人在公眾中從不出頭露面，在人們中間從不提高嗓門，人們幾乎聽不到他的呼吸聲音。”正如里爾克本人那樣，他為詩歌帶來了謙恭、謹嚴的品質。他認為詩不是情感，“詩是經驗”，這一判斷后來也成為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的寫作圭臬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當代詩歌的技藝基點。如何積累、把握、賦形自己的經驗，而非根據青春的沖動在語言中滑行，是里爾克對浪漫主義詩歌拋出的重要問題，它反復被中國現代詩歌吸收、轉化，無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還是八十年代，這些詩歌觀念都在無形中矯正著虛浮、迷亂、狂放的詩歌風格，也扭轉和重塑某種已經形成陳規和偏見的“詩人”形象——里爾克的“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被許多當代詩人當作內心贊許的生活姿態甚至座右銘。

諾瓦利斯等浪漫派詩人也有一些和里爾克類似的判斷——比如走向內心，理解自我才能理解他人等等，而里爾克所說的萬物共有的“根”也近似“宇宙靈魂”這樣的概念——但里爾克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引入了對于瑣細事物的強烈關注，他的“物詩”就是這種觀念最好的實踐：“啊，人們要更謙虛地去接受、更嚴肅地負擔這充滿大地一直到極小的物體的神秘，并且去承受和感覺，它是怎樣極度地沉重，不要把它看得過于容易！”當代詩歌重視及物性和具體性的寫作，也部分地從里爾克這里獲得了起源。

里爾克揭示了創作者寫作的“動力源”，不在于不斷擴張、獲得宇宙和天空高度的浪漫主體，而在于不斷地走向自我的深處，挖掘埋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寶藏”。我們在許多卓越的作者那里都能看到這樣的精神運動軌跡，無論是沈從文、何其芳還是卡佛、帕慕克……他們總是重返同樣的記憶和經驗材料，而不是無限地擴展和發明自己的經驗，他們創作的成長、深化和豐富，在于不斷地挖掘和重構這些原料。這種走向自我的歷程，在里爾克那里化為一種命運感，而在這樣的命運感之下，每一件微小的事物和事件都有其意義，這為詩人書寫平凡的、瑣碎的事物，而非總是縈繞于看似富有崇高感的大詞，提供了重要的倫理基礎。

詩人的“工作”意識

在里爾克對于詩人形象和品質的重新塑造中，最為突出的貢獻或許是“工作”意識的引入。他贊賞羅丹，常常引用羅丹喜歡使用的“工作”一詞。在《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里，里爾克多次提醒收信人卡卜斯應當嚴肅地、隱忍地工作：“你最內心的事物值得你全心全意地去愛，你必須為它多方工作”；寫信人認為，兩性之間的關系也應當以“工作”締結：“男人同女人從一切錯誤的感覺與嫌忌里解放出來，不作為對立面互相尋找，而彼此是兄妹或鄰居一般，共同以‘人’的立場去工作”。

里爾克所說的工作不只是一種社會職業，更是為永恒價值和真理而艱辛付出的態度，它指向了個體內心與世界之間的深刻聯系，建基于漫長耐久的自我洞察和對事物的謙卑體察。在他看來，工作能夠將人和人、人與物聯系起來，它轉化著生命最根本的、無法消除的“寂寞”，使之富有意義。

里爾克信中的“神”也不完全等同于宗教意義上先驗存在的神。在他筆下，對于離開了神的現代世界和現代人性而言，神代表完滿、整全的秩序，它應該是不斷地生成于個人的具體工作之中的：“……正如你在兒時已經有一次很辛苦地為他工作過一樣。好好地忍耐，不要沮喪，你想，如果春天要來，大地就使它一點點地完成，我們所能做的最少量的工作，不會使神的生成比起大地之于春天更為艱難。”“艱難”也同樣是里爾克傾心的詞，他認為艱難的事情工作值得我們為之付出，而艱難意識本身就意味著持久努力而非瞬間傾瀉式的寫作、言說、工作態度。

與中國詩人相遇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進入中國的《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也迅速地將“工作”倫理引入了戰時中國的社會語境，它不僅對應著一種寫作和生活方式，更暗中針對詩人群體在整個社會中的文化身份想象。隨著戰事的展開、蔓延，許多知識分子和詩人愈加急迫地意識到自身的責任，盡管疏離于社會物質生產和斗爭，但并不意味著他們不能在社會文化有機體中有所作為。1938年何其芳在成都辦刊物《工作》，用來宣傳抗戰，號召知識人和寫作者在后方承擔起自己的工作，實踐著他后來宣稱的理想自我：“我是一個忙碌的/一天開幾個會的/熱心的事務工作者/也同時是一個詩人。”戰時的馮至自己就頻頻提到“工作”，他鼓勵青年像里爾克那樣隱伏，“暗自準備將來的偉大工作”，并回憶二十年前羅素在中國演講中強調的工作意識。羅素認為，中國人口這樣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國就會有辦法。馮至贊同羅素的觀點，相信中國的命運建立在真正工作的人身上。

奧登曾在他著名的“戰時十四行”組詩中，將里爾克和抗戰時期的中國聯系在一起：“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他經過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一舉而叫什么都有了個交代”，里爾克和中國命運間的聯系讓馮至驚奇，但也令他相信其間蘊含的某種必然：在艱難而漫長的戰爭時期，里爾克和奧登這樣的詩人促使中國詩人們重新發現和遵循為社會整體服務的工作倫理。這種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胡適那里就顯露出來的文化立場，在戰時獲得了新的內涵，它并非消極的避世、沉寂，而是意味著采取更質樸的姿態，在不同的地位和職分上更深地進入社會生活，將個體的思考和寫作融化在全體民眾的呼吸中。

1941年，馮至在蟄伏多年后寫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詩，這一段小小的爆發與里爾克關系甚大。里爾克為馮至帶來了走向現代主義詩風的轉折點，而來自里爾克的十四行詩體裁不僅是形式、風格，更對應著新的世界觀。抗戰時期，社會上種種事象更加急劇地對立，在這樣動蕩紛亂的情景之下，馮至發現了十四行詩形式包含的巨大潛能，它能夠讓“作者把主觀的生活體驗升華為客觀的理性，而理性里蘊蓄著深厚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如里爾克一樣，馮至憑借十四行詩的閱讀和書寫，發現著個體與宇宙萬物之間都存在的相互關聯、轉化，這種認知的獲得也是他從個體抒情走向集體政治過程中的關鍵一環。

可以說，盡管里爾克和《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談論的問題看似抽象、普泛，但它處在里爾克、馮至和中國之間宿命般的相遇點上，聯通著具體的歷史語境，并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煥發出激蕩人心的活力。里爾克不僅改變了中國新詩的面貌，更憑借他的作品、人生態度特別是《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這部書，深刻影響和塑造了一代詩人乃至眾多青年的心靈史。著名的文學研究者賀桂梅就曾回憶道，在她的青春時代，就從馮至翻譯的《給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中“理解了怎樣對待‘寂寞’，怎樣獨自‘擔當’自己的生命而成為一個‘新人’”。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閱讀體驗，還會在當下和未來不斷發生、不斷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