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作為一個族群，其生活的空間版圖既有贛閩粵三省毗鄰區的區域性聚居地，這是客家文化形成、傳播與傳承的“主產地”與中心地帶；同時又有集中居住的分遷地，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等“次中心”，還有遍布于湘滇陜黔浙瓊等省的散點居住地。分遷后的客家人一方面融入了當地文化，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客家文化的特點，體現在對外說當地語，居家則說客家話。與客家人的分布空間和客家文化的傳播特點相一致，客家文學的重要特點就是“書客語、作客聲、紀客地、名客物”，客家文學作品體現出文化傳統與本土情懷。從族群角度看，客家文學是屬于客家人的文學，它在漢語寫作中突出客家方言載體的運用，以客家民系的生存、生活及其環境為描寫對象，展示客家人的文化特征與精神風貌，是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文學。

客家文學的重要主題就是描繪客家遷徙史與生存史。客家人的南遷通常不是千軍萬馬式的統一步調，而是停停走走式的散點分布、居留與多向推進，甚至倒遷，這是經濟開發、文化適應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反映。

遷徙與居留的時空展開緊緊地捆綁著客家文學的創作，其成功作品無一不與客家遷徙史、生存奮斗史相關，或在作品中留下濃重的“中原”印痕。如黃遵憲的《己亥雜詩》以詩證史：“篳路桃弧展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猶留三代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廣東梅州客家人張資平的《沖擊期化石》也把背景設置成歷代遷徙所造成的客家村落：“劉四妹的祖先和鶴鳴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嫡親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里作《正氣歌》的時候，他們也給元兵追逼到這山里來。”被譽為改革開放后第一部客家作品的白危《沙河壩風情》以較鮮明的客家意識反映客家地域的動蕩生活；廣東譚元亨的“客家三部曲”之《客家魂》從客家教育入手，表現了百年郭氏家族教育世家的曲折變化；廣東程賢章的長篇小說《大遷徙》《圍龍》也以客家家族的變遷為主線；江西李伯勇的“客家三部曲”（長篇小說《輪回》《寂寞歡愛》《恍惚遠行》）則聚焦客家農村精神生活的得與失；四川劉曉雙的“客家血脈三部曲”由表現客家家族傳奇的《滾滾血脈》、反映海外客家奮斗史的《英雄血脈》、閩粵贛蘇區客家人投入紅色革命的《國家血脈》組成，體現客家人入川拓展、參加紅軍革命斗爭以及海外生存等重大節點的生命史。福建歸僑張永和以客家人為“傳主”的系列傳記文學《胡文虎傳》《李光耀傳》等；福建客家人張勝友切入時代變遷的系列報告文學作品；福建劉善群以客家民間故事《葛藤垇》為依據創作出的同名長篇小說，后來改編成電影《客家葛藤垇》和32集電視連續劇《大南遷》。以家族史為切入點來反映客家歷史變遷構成了以上客家文學作品的共同特點。

客家的歷史進程自近代到當下不斷呈現新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各種改革舉措的實施，使得客家地區的經濟文化得以持續嬗變，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固守與流動等矛盾劇烈交鋒，促使客家文化產生陣痛、裂變、融合，客家文化在守舊與創新的反復“拉鋸”“交戰”中呈現出多元性、時代性、變遷性。

客家人的居住地多為山區，農耕色彩很濃，作品中的環境描寫與場景設置體現出山居特征。如清代廣東梅州李象元的客家詩作：“白云生處是客家，蔬有蔥葵蔓有瓜。冬至糯收多釀酒，春分雨潤早嘗茶。”這鄉村的景象猶如百年后廣西的客家鄉村情景，當代女作家林白的散文《懷想水稻》中就有這樣的畫面：“水稻在它的秧苗時代清新而柔軟，它們像一群小姑娘緊緊挨在一起，站立在一汪南方的水中……它們漸漸地在我眼前伸延，這時候，時間變成了水稻。”林白以故鄉的人、事、物的回憶為寫作視點，建構了她心中的客家世界。

客家人從衣食住行到歲時節慶，從婚喪嫁娶到民間禮儀，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套獨特的文化規制，在客家文學作品中融入客家族群的生活方式、方言精華、風俗習慣、行為規范、家庭制度、宗教信仰等較穩定的文化因素，特別是作品中對客家方言的運用和民俗儀式的展演，這一方面強化了族群認同，另一方面也是構成客家文學特征的重要依據。清代雍正年間閩西客家人林寶樹的《元初一》以客家方言口語來概括客家人一年的民俗生活，記述客家人生活中的喜怒哀樂和鄉風儀式，展示客家風俗畫卷，是早期客家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對客家文化的傳播起著重要作用。福建永定客家人廖鴻章的《勉學歌》：“東方明，便莫眠，沉心靜氣好讀文……剔銀燈，閉房門，開口一讀到雞鳴。后生家，這般勤，何愁他日無功名。”則以文學的方式，既描繪客家青年學子的讀書生活，又對其進行勸勉，體現了崇文重教的客家情懷。

客家民俗文化的描繪也有助于作品藝術魅力的傳達。程賢章《圍龍》在家族敘事時，主人公梁酉生為生活所迫下南洋，娟妹沿岸苦苦追尋，她的不同心境則以《挽水西流》等十多首客家山歌來體現，最后以《藤纏樹》來表達其愛情誓言。這些客家山歌的運用更好地刻畫了人物的個體生命欲求，心理傾訴細膩而真實，極為生動地塑造了客家女性對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樂觀情懷，及其幽怨無奈、隱忍執著的矛盾心理，具有鮮明的客家文化特點。

客家文學既體現地方人文意識，又彰顯桑梓之情，這種鄉邦之情、家國情懷是客家文學所繞不開的話題。

程賢章《圍龍》圍繞著客家人的獨特建筑“進士第”陳家祖屋，展開幾代人的坎坷命運，如描寫葉紅等8位客家女子冒著生命危險為紅軍送鹽，將穿在身上的衣服浸泡著濃鹽水，然后穿梭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表現出其非凡膽識與智慧。陳家后來下南洋謀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祖屋“分給”當地群眾居住，直至改革開放后政府將其歸還給陳家，陳家后人歸鄉祭祖，之后將“進士第”捐獻給國家。這反映了客家人秉持中原詩書傳統，雖不斷向外拓展，仍不忘慎終追遠、尋根崇祖，銜環結草、以恩報德的傳統美德。這既表現了客家家族在百年歷史進程中的艱辛曲折的生命史，又透露出其濃郁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

《圍龍》中寫五華縣女紅軍張劍珍被白軍抓去殺頭，行刑前唱了一首客家山歌：“人人喊我共產妹，共產黨來為大家，紅白總愛分勝負，白花謝了開紅花。”“殺頭好比風吹帽，坐監好比嬲花園。”小說充分表現了對革命理想的堅定信念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體現了“舍小家顧大家”的家國情懷，也是客家人所秉持的“修身齊家”的儒家核心理念。

總之，客家文學的創作與作品兼具家國情懷與本土特色，既要突出其優點，又要擺脫它由此帶來的束縛，把握本土文化精髓，貼近生活，積淀情感，擴大視野，用獨特的個性化的語言去表達，在中華傳統文學、當代文學觀照下來理解并突出客家文學的特點，這是客家文學的未來走向。

（作者：鐘俊昆，系贛南師范大學客家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