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中國改革如火如荼，各行業都在忙著迎接“千禧年”的到來，但中國文學發展相對滯后，《文藝報》的日子更是難過。金堅范同志接任總編輯以后，社委會決定打破原有的建制和格局，把原來的周三刊變成三個周刊編輯部，各自開展編輯業務，以嘗試探索推動《文藝報》的改革。

那時，我當總編室主任，在社里公布決定時，我還在外出差。總編室副主任陳新民打電話告訴我說，社委會要求總編室也承擔起編輯一個周刊的任務。我、陳新民、顏慧從總編室出來，加上副刊部出來的胡殷紅，理論部出來的熊元義，后來又加入了新畢業的納楊，組成了新的周刊編輯部。

刊名大家起了很久，還是受到陳新民的啟發。他主張起名字要像美術里的人物一樣挺立起來，于是就有了“作家論壇”這個名字，頗為響亮，也有形象感。更為重要的是，順著他這個思路，大家在討論中形成了新的編輯思想。我們決定，“作家論壇”將以作家藝術家討論社會性話題、干預現實性問題為主要內容，以突出文化人物專訪為特色，看看能不能闖出一條路子來。這些內容和特色，都是當時編輯業務的弱項與短板。

大家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堅守《文藝報》這個陣地，別讓《文藝報》的魂散了。“作家論壇”時期，大家群策群力，搞了好多策劃案，出了許多好選題，團結了許多作家、美術家、評論家、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開始有了一些影響。我們還經常要策劃一些研討會，爭取得到一些資助。日子雖然過得緊巴巴的，但大家工作熱情很高，很有精氣神，有不少選題策劃做得很出色。最值得一說的，還是圍繞實現專訪吳冠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策劃。

2000年前后，吳冠中先生發表了不少美術方面的見解，引起了評論界和讀者的關注。1月6日，美術評論家陳履生用江洲的筆名在“藝術周刊”發表題為《斷線的風箏——我看吳冠中先生用彩墨畫在宣紙上的畫》一文。緊接著，陳履生又在“藝術周刊”發表《與吳冠中先生商榷》一文。這本是正常的文藝評論，但此后卻被媒體和部分讀者嚴重誤解。這件事一開始并沒有引起“作家論壇”的注意，等我們著手準備對吳冠中先生進行人物專訪遭拒絕的時候，才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

一個偶然的機會，陳履生來編輯部看陳新民，正好我也在。陳履生對社會文化很有研究，我們趁機讓他給我們寫專欄，一周后開始發他的文章，以后他每周都及時到稿，一直堅持了好多年。那時，“作家論壇”有兩個專欄文章引起讀者的注意，一個是我的文學時評，一個就是陳履生的專欄。我的時評隨著“作家論壇”結束就結束了，他的專欄還一直在開。據我所知在中國，幾乎還沒有哪一個作家能為一份報紙連續寫20年專欄。這也算是創造了中國媒體史上的一個經典數據。

每次簽發陳履生的文章，我想的都是我們的記者怎樣才能專訪到吳冠中先生。后來我們了解到，社會對吳先生的任何反映，都會挑動“工美”方面敏感的神經。實際上，“工美”方面對陳履生文章的不認同正在轉化成對陳履生個人的不滿。于是，我們認為，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還不是采訪吳先生，而是要讓“工美”的同志認識陳履生，認識到他是一個優秀的評論家，而不是麻煩制造者，要把“工美”方面的看法扭到學術爭論的思維框架上來，消除一些個人意氣。最好也是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他們能讀到陳履生的文章，了解陳履生的思想和水平。不久以后，陳新民通過美術界的朋友帶來了“工美”對陳履生的評價。他們認為，盡管不支持陳履生對吳先生的觀點，但承認陳履生的文章有思想有高度，現實針對性強，能抓住美術界的大問題進行評論，是好文章。我聽了非常高興，心里感謝這些有良知有學識的“工美”專家。他們認可了陳履生，情況就會朝好的方向轉。

正好有個機會被我們抓住。工藝美院正在準備給自己的老院長常沙娜慶生，讓當時還是年輕記者的顏慧頂上去。她曾在美術界工作過，人頭很熟，也重視這個專訪，做了大量的案頭準備，我們又反復修改了采訪提綱，重點讓她講講父親常書鴻當年保護搶救敦煌的故事。文章上版時，陳新民精心選了常沙娜少女年代的一張非常美麗的照片放大，我起了題目：《做敦煌的女兒》。這篇專訪出來后相當轟動，常沙娜接到無數電話，其他媒體不斷轉載，美術界都贊揚，“工美”也感謝《文藝報》。顏慧一舉成名，她很快又專訪到另一位“敦煌的女兒”，敦煌博物院的院長樊錦詩。這位一生都在敦煌工作的大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嚴重被破壞表示了深刻的憂慮。那個時候，很少有人能意識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破壞文化就是喪失民族靈魂。我們把她的思想通過專訪報道出來，也算有一點文化責任心。

和“工美”關系理順后，工作開展就順利多了。他們非常支持《文藝報》專訪吳先生，不斷和吳先生溝通、做工作，為我們的專訪排除障礙，創造條件。專訪的時機正在到來。這個時候，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學者翟墨先生來編輯部做客。他是吳冠中研究專家，寫過吳先生的傳記，是吳先生信任的學者。他對吳先生研究很深，自然對最近關于吳先生藝術觀點的一些討論很關心，想給《文藝報》寫點東西，談談看法。我們建議他不介入這場筆墨混戰，而是正面評論吳先生的美術思想觀點，幫助讀者更全面更深刻認識到一個藝術大師的創新意識和文化價值。很快，這篇文章以《吳冠中四題》為題目發表出來了。翟墨也來電話說《文藝報》的文章吳先生看了很高興，同意接受專訪。這是“作家論壇”成立以來最大的喜訊，所有的人都非常興奮。

事實表明，采訪中吳先生顯示了一個大藝術家的風范和思想境界，沒有過多糾纏于眼下的爭議，而是重點談時代、現實、人生、藝術、美學和創作。看似漫談，卻也能突出主題。從字里行間可以讀出，他對《文藝報》和陳履生先生的誤解已經消除了。文章上版后，我起了一個樸實的題目：《我就這么想，這么說，這么做》。這篇專訪恰逢其時，引導著學術討論的正確方向，產生了非常好的社會影響，為這場討論畫上了句號。對“作家論壇”來說，這是對團隊合作精神和選題策劃的一次重要檢驗。這次專訪以后，“作家論壇”編輯的思路空間就完全打開了，也打開了新的工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