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從安徽當涂中學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64年，我從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后，進入《文藝報》工作。在我讀研究生的階段，隨時任《文藝報》特約評論員的師兄嚴家炎，一同去參加關于柳青長篇小說《創業史》的討論會，當時負責主持《文藝報》日常工作的副主編侯金鏡也在場。會議上，我發表了關于柳青《創業史》與梁斌《紅旗譜》之間人物形象比較的學術論文，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及文學期刊編輯的肯定。隨后不久，中宣部決定在《文藝報》設立“文藝理論批評中心”，由周揚主持工作。著名文藝理論家、時任《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的黃秋耘拿著中宣部的調令，到北大了解我的情況，決定讓我到報社編輯部的理論組工作。私以為，此前的會議也許是我與《文藝報》結緣的偶然因素。

1973年，我從五七干校借調到《河北文藝》雜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復刊時我調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調回。這期間我經歷過的領導、接觸過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揚、葉圣陶、冰心、沈從文、錢鍾書、曹禺、孫犁、嚴文井等文壇前輩，有張光年、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等報社領導，還與楊晦、朱光潛、吳組緗、林庚、王瑤等北京大學的老師不失聯系。

讓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向作家孫犁的約稿過程。當時《文藝報》評論組主要通過約稿和組稿來構成版面，這就要求編輯事先對被約稿的對象要有充分的了解，不僅應閱讀他的文學作品，而且應該對既有的文學評論有相當的熟悉和把握，更要知道作家本人的創作心得與體會，做到心中有數。1980年第6、7期的《文藝報》曾經刊載作家孫犁的兩萬字長文《文學和生活的路》，副標題是“與《文藝報》記者談”，這是我去天津與孫犁長談的記錄。訪談開始其實并不順利，作家本人并不愿意談，但由于我做了充分的準備，在與作家的聊天過程中逐漸獲得了信任和認可，最終使得這篇文章得以順利寫成。

我剛剛進入《文藝報》時，報社的主編是張光年。他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泰昌，你來《文藝報》工作，我非常歡迎。但我要和你說，這是一個榮譽感很強的崗位，同時也是一個挑戰性很強的崗位。”初到《文藝報》時，我只是一介書生。在學校里，主要都是從書本上獲取知識，而《文藝報》的編輯工作是與現實社會密切相關的，帶著書卷氣投入到這樣的崗位和工作中來，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工作以后不久，我就趕上了新中國發展的波折階段，也正是在那個非常時期，每當我對環境、境遇感到困惑，陷入茫然的時候，報社同仁都展現出極其堅定的態度，給了我重要的人生指引。經歷過風風雨雨，既有坦途和收獲，也有坎坷與曲折。在報社工作，面對由于歷史原因、現實原因造成的復雜狀況，要采取一種比較超然、公平的態度，更要尊敬每一個對文學事業做出貢獻的人。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我曾經揮灑汗水、奉獻青春的工作單位《文藝報》70歲生日，我作為報社的“老兵”，對《文藝報》充滿了感恩之情。在這里，我得到了很多教育，了解了很多文學發展的歷史與現狀。《文藝報》的歷史不光是報史，也相當于是新中國文藝史、文藝運動的縮影。多年來，《文藝報》盡力呈現出當代中國文學本身的多樣性，不斷鼓勵對文學作品和文化現象有著不同的主張、看法的人們，為他們搭建平臺，希望通過爭鳴、對話和交流，來實現文學藝術事業的進步與發展。毫不夸張地說，《文藝報》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全國范圍內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文藝類報紙。

現在國家已經進入了新時代，在文藝建設方面也有著很多新的戰略和規劃。我們環繞的是群山，面對的是高峰，要勇于攀登高峰。在這樣的時代語境下，我希望現在的《文藝報》能夠有新作為，既要繼承傳統，又要根據現實情況尋找自己發展的角度，爭取辦成特色鮮明、影響廣泛，對文藝發展具有引領性、導向性的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