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文藝報》1962年第2期

1956年底，我進入文藝報社工作，到1982年調往《小說選刊》為止，整整27年。記得我剛剛到報社的時候，謝永旺在迎新會上說：“當我離開人世的時候，我要像別林斯基一樣，將我的《現代人》和《祖國紀事》——《文藝報》枕進棺材”，這句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文藝報》通常是政治斗爭的突破口，經歷幾番風雨過后，1956年，張光年、侯金鏡臨危受命到《文藝報》履職。1958年1月出版的《文藝報》第2期上刊出《再批判》特輯，按語是毛主席改寫的，來信中點名批評張光年等3位正副主編“你們政治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張光年極度興奮，繼而緊張，說：“我們《文藝報》說空話、發空論的文章不少，洋八股、黨八股積重難返；我肚子里的貨色少，寫出來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滿紙呆相。”他坐不住了，撰寫出《論說托爾斯泰沒得用？》《端方的下梢頭》等不少生動活潑的文章，對我們改造文風影響非常之大。他溫文爾雅的詩人氣質、諄諄教誨的學者風度、熱情洋溢的演說才能以及剛勁秀美的書法藝術，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黃秋耘洋溢著藝術情調的批評文字別具一格，他喜歡“精致而優美的藝術形式”，“寧愿淋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凈自己的心靈”，不愿“時時刻刻都在裝腔作勢地咆哮”。他的作品如《杜子美還家》《丁香花下》《霧失樓臺》等，成為他人道主義理念的文學范本。

資深的領導兼評論家馮牧，任《文藝報》的專職評論員。他熱情奔放，敏感有才，人緣最好，來客最多，團結作家、閱讀作品最多，是推薦作品最勤、最熱情的文學批評家，一直到老，仍手不釋卷。馮牧精通中外、思想開放，其文學評論人所稱道。上世紀80年代參加作品討論會，我親見馮牧戴著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聯想起在《文藝報》的日子，幾乎掉下淚水。

張光年文質彬彬，侯金鏡凝重嚴謹，馮牧敏感熱情，黃秋耘簡約精當、脈脈含情，是他們把我們一伙年輕編輯帶大的，我們恭恭敬敬地稱他們為老師。

在從事文學編輯和學寫文學評論方面，《文藝報》是我的搖籃，侯金鏡是我的恩師。他囑咐我說：“你自己有了寫作實踐，方知評論的甘苦，約稿時就有了共同語言。”“我要讓你的專業相對地固定下來，長期不變，爭取在這一領域有自己的發言權。” 侯金鏡手把手教一個出身不好的人熟悉業務。他教我一絲不茍，更要我“有膽有識”。他敢于頂風，為收有蕭平的《三月雪》、杜鵬程的《年輕的朋友》、陸文夫的《小巷深處》、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1956年短篇小說選集》撰寫序言，序言的題目是《激情和藝術特色》，序言中說：“不能充分保證他們的個性和想象力在寬闊而自由地發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壘也不能最后地、徹底地被沖垮。”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文壇仍處在反右傾、一步步走進死胡同的當口，侯金鏡發表《創作個性和藝術特色——讀茹志鵑小說有感》，文中寫道：“高亢激昂、豪邁奔放的革命英雄主義是我們這時代的主調”，但是“茹志鵑作品的優美柔和的抒情調子，喚起了讀者對于時代的溫暖、幸福、喜悅的感情，這種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們多樣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當時那樣狂熱的人文氣氛中敢于這樣開明地衡文論道，實屬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鏡帶我到頤和園云松巢閱讀全年的中、長篇小說，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只要言及魯迅和蘇俄文學，他的話匣子就打開了，對托爾斯泰、果戈里、別林斯基如數家珍。我發現在他的文藝思想里有一條十分明晰的紅線，就是現實主義——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和干預生活的批判現實主義。

侯金鏡一有發現，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聲，《紅巖》就是他首先喊出來的。他說：“現在是困難時期，人們物質生活匱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我們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但要拿生活的真實作基礎，絕不能拔高人物。當前形勢下，寧肯犧牲浪漫主義，也不能犧牲現實主義！”在侯金鏡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九六一年中、長篇小說印象記》，重點推出《紅巖》。他又組織了一次討論會，共5人：王朝聞、孔羅蓀、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鏡，由我記錄整理，題為《〈紅巖〉五人談》，一時間，全國掀起“《紅巖》熱”，1962年被稱為“《紅巖》年”。

侯金鏡反復強調“有膽有識”，極力避免“膠柱鼓瑟”。“文似看山不喜平”，還要有曲直和張弛，不能“一道湯”。侯金鏡提醒我，分析一部作品時，一定要抓住人物的個性特征。他說，你精細地分析一個鼻子，但要看準它長在什么人的臉上，而人又是歷史的，是社會關系的總合。侯金鏡的“鼻子”說，讓我久記不忘。

侯金鏡厚積薄發、誨人不倦的作風、直面現實的現實主義精神、嚴謹周密的卓識銳見，凡三昧，頗得其終生為之追慕的魯迅遺風和神韻。1969年9月部分作協會員下放干校。侯金鏡的最愛是書，十多架書櫥，送的送、賣的賣，唯有魯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魯迅的書籍一本沒動、一頁不丟，連同他認為最經典的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裝箱運往湖北咸寧向陽湖畔。收工之后，他把馬燈撥亮，坐在馬扎上，俯身床邊學習《馬恩選集》，直到深夜。

歷盡劫難，《文藝報》先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1978年7月復刊，抖擻精神，敢為人先，代表被“文藝黑線專政”論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藝家們向著真正的“文藝黑線”發起猛攻。“天安門詩抄”的大松綁，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標準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大討論，為作家作品平反，為《班主任》等“傷痕文學”開路。一面是同病相憐，一面是同仇敵愾；一面是推倒文化專制，一面是張揚文藝復興；一面背負傳統的包袱重整歸部，一面打開因襲的閘門擴充新軍；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東四南大街禮士胡同52號的一座小院里，聚集著義憤填膺的編輯和記者，馮牧和孔羅蓀器重他們，放手讓他們工作。《文藝報》是一臺靈敏度極高的收發報機，沒有辜負兩個月前文聯全委會“開創文藝新時期”的殷切囑托。

當時的編輯部人員不多但工作效率極高。大家擠在一個大房間里，熱氣騰騰，不知疲倦地議論，不遺余力地編寫，那份上進、那份融洽，在《文藝報》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參謀部，又是對外開放的文藝沙龍，不少中青年批評家來這兒做客，聊著聊著一篇文章就有了。我們的主編馮牧，同時領導著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江曉天、顧驤、劉夢溪、鄭伯農、李興葉等一幫筆桿子像一家人一樣經常走動，言必“思想解放”，語多“文壇動向”，激昂慷慨，捶胸頓足。我們為恢復革命的現實主義吶喊請纓，為迎接“傷痕文學”，驚呼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說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氣壯地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勢如地火之奔突、狂飆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華林。

我們舉辦了好幾期“讀書班”，聯系和扶持一批文學評論新作者如黃毓璜、童慶炳、劉思謙、吳宗蕙、肖云儒、謝望新、李星等。又把“文革”前寫評論，現在考慮要不要繼續寫作的中年評論家如單復、王愚、潘旭瀾、宋遂良等邀請來京，授命撰寫重頭文章。這批中青年評論力量為新時期的創作開路，披荊斬棘，蔚為大國。我和謝望新不約而同地把“讀書班”譽其名曰為“《文藝報》的黃埔軍校”，直至今日，大家談論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你是‘黃埔’N期的吧？”“永遠忘不了咱們的‘黃埔’！”

我的編輯生涯大部分是在《文藝報》度過的，“文革”前后總共27年，我與《文藝報》同命運，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文藝報》是我安身立命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