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2年，雅典被馬其頓征服。對雅典民主的研究過去一直都集中在此前的時期，因為古典時期留下來的文獻比較豐富。這不免給人留下印象，仿佛雅典式的民主到此戛然而止了。其實，情況未必真是這樣。近年來，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接下來的希臘化時期（323—前31），希臘的不少城邦（包括某些年份中的雅典）依然實行某種形式的民主。希臘化時期的民主使用抽選不如古典時期的雅典那么普遍，但抽選依然在相當大程度上適用于政治生活。事實上，前面提到的抽簽機便出土于希臘化時期的遺址，而不是古典時期的遺址。直到公元前1世紀，仍有出土的雅典銘文把抽簽與“民主”聯系到一起。

雅典民主是抽簽而非選舉

自從19世紀以來，當人們在聽到“民主”二字時，他們往往首先聯想到的便是選舉。很多人從來沒有聽說過抽選，更不會把抽選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當他們得知雅典民主曾廣泛使用抽選時，往往會有三種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懷疑抽選是否真的存在過，因為在他們看來，用抽簽的方式隨機挑選議事會成員、法庭審判員、公職人員實在荒唐，不可能被作為西方文明搖籃的雅典接受。曾有學者試圖證明，雅典其實從未實行過抽選，所謂抽選不過是對秘密投票的誤解而已。但關于抽選的文獻以及考古證據大量存在，不容置疑，這種懷疑完全站不住腳。

第二種反應是懷疑抽選是否與民主有關。由于現代人無法想象沒有選舉的民主，即使承認抽選在雅典廣泛存在，他們往往會把抽選與神秘主義或宗教聯系在一起，而不是與民主聯系在一起。

這個思路倒是可以找到一些證據，因為在古代，占卜、問卦、擲骰、抽簽的確是被普遍使用的決策方式。古代中國如此，古代印度如此，古代希臘也是如此。有大量證據表明，從荷馬時期開始，希臘人便十分迷信，時時處處試圖尋求神的旨意，尤其在開始干某件事之前，或在做某項決定之前。抽簽就是他們用來與神進行溝通的備選工具。事實上，古希臘神職人員的產生方式之一便是抽簽，抽簽的結果被解讀為神選擇了自己的仆人。據此，有些人確信，當抽簽被運用于政治領域時，它帶有的依然是宗教色彩；他們進一步推論，正是因為帶有宗教色彩，抽簽才會在政治領域被廣泛使用，但與民主與否毫無關系。

不過，在古代雅典文獻中，把抽選與宗教掛鉤的說法如鳳毛麟角，大概只有柏拉圖在《法律篇》中的兩段話，而他談的恐怕是理想狀態，而不是雅典的實情。實際上，公元前5世紀以后，在政治中使用抽簽并沒有太多宗教色彩。例如，蘇格拉底曾公然對抽選表示蔑視，對他的指控卻純粹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對神祇的不敬。這就是為什么漢森斷言：“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表明，以抽簽的方式挑選官員帶有重要的宗教意義。”換句話說，在雅典民主制下，抽簽已被世俗化了；創立雅典政制的那些人之所以大量引入抽簽元素與宗教沒有什么關系，他們關心的是抽選的政治效果。反倒是在沒有實行抽選的羅馬共和國，對宗教化抽簽（religiosortis）的談論才更多。后面，我們將看到，其實羅馬共和國使用抽簽時，迷信也不是主要原因。

第三種反應是承認抽選與雅典民主有關，但認為它對民主無關緊要，不把它看作雅典民主的利器。現代談論民主的主流學者 往往“言必稱希臘”，但當他們說到希臘時，幾乎完全不提抽選；即使提到，充其量也只是一筆帶過。如約翰·鄧恩（John Dunn）文采洋溢的近著《讓人民自由：民主的歷史》，它只有一兩句話提到雅典的抽簽。那些專門討論希臘或雅典的著作也許會對抽選多一點描述，但一般不會對此專門做深入分析，仿佛抽選只是偶然與雅典民主掛鉤，成為它可有可無的小點綴。例如，英國歷史學者喬治·格羅特（1794—1871）于19世紀中葉出版的12卷巨著《希臘史》，幾乎完全沒有解釋抽選在雅典政制中的意義。

然而，正如前面已經提到的，最早討論民主的人（如希羅多德、偽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不會如此輕看抽選。他們不約而同地將民主與抽簽的聯系看成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這絕不可能是湊巧。在他們看來，抽選是雅典民主不可或缺的機制，有沒有抽選是區別民主與非民主的試金石，盡管他們本身并不喜歡民主。可以這樣說，不了解和不理解抽選，便不可能真正了解和理解雅典民主。

不過，了解是一回事，理解是另一回事。雅典的思想家的確都把抽選看作民主政體最重要的特征或混合政體中的民主元素，但他們卻沒有解釋雅典到底為什么會廣泛使用抽選，也沒有解釋他們為什么把抽選定性為民主。結果，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抽選成為沒有理據的現象，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成為無本之木，容易枯萎。這種理據的缺失也許是因為，雅典人把抽選與民主看作天作之合，無須解釋。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能為抽選提供理據的人沒有為它提供理據的意愿。瓊斯早就注意到，盡管雅典產生了浩瀚的文獻，但其中沒有關于民主的政治理論，因為其著作能流傳至今的那些思想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寡頭政治的擁躉。

抽選是雅典民主的利器

理論上，當我們說抽選是雅典民主的利器時，這并不意味著抽選本身就是民主。抽選只是實現民主理想的工具（“器”），而政體是否具有民主性質取決于政治游戲的開放范圍。如果抽選僅限于少數貴族、有產者，把大多數普通民眾排斥在外，這種抽選顯然不是民主的。歷史上曾存在過一些實行抽選的非民主政體；當梭倫引入抽選時，雅典也算不上民主。但反過來，如果政治游戲向所有人開放，但大多數人的角色僅限于選舉少數精英出任統治者，沒有一種機制讓他們擔負起當家做主的責任，這種政體 也夠不上民主的稱號。這也就是說，抽選是民主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有了抽選，未必是民主；但沒有抽選（或類似的制度安排），便肯定不是民主。

那么，憑什么可以斷定抽選是雅典民主的利器呢？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可以分為兩個層次：（1）無論政治游戲的開放范圍有多大，抽選都有利于防止政治操控；（2）當政治游戲的參與范圍擴大至公民全體或其絕大多數時，抽選有利于促進人民當家做主。前一個層次的關鍵詞是“防止”，后一個層次的關鍵詞是“促進”；兩個層次合起來，使抽選成為可守可攻的民主利器。

先看第一個層次。像火與輪子一樣，隨機抽選是古代人類的一大發明。雖然它是理性的人類創造出來的，但它最重要的特征卻是，理性地選擇將挑選過程去理性化，使之帶有非人決策的色彩。在抽選中，愛、恨、情感、偏好、判斷、預測、謀劃、掌控統統沒有施展余地；誰當選完全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因此它不可預測、不可操控。在抽選中，任何人，不管他占有多少資源，多么能掐會算，都不具優勢。不僅如此，如果存在配套的任期限制，即使某些能人走運在抽選中當選，他們也無法長久執掌權力。

只要有了抽選，出現一個穩固統治集團的可能性便微乎其微。哪怕政治游戲只是開放給上層階級（如梭倫改革后的雅典），也足以防止某個人、某個家族、某派勢力壟斷政治權力。一旦排除了某派壟斷權力的可能性，與爭權奪利形影相隨的黨爭便會無疾而終，因為哪怕黨爭再激烈、謀略再高明，都不可能增加某派獲得權力的概率。沒有當選，也再正常不過，怪不得任何人。而一旦消除了黨爭，城邦內部的政治穩定就比較容易形成與保持。

這與以選舉為特征的政體形成鮮明對比。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因素舉不勝舉。一言以蔽之，誰掌握資源多，誰的勝算就大。如果不加任期限制，選舉使某個人、某個家族、某派勢力壟斷政治權力成為可能。一旦有了這種可能性，各派系之間定將縱橫捭闔、波譎云詭、徇私舞弊、任人唯親。這種惡性爭斗很容易引發內亂或政體更替。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有些城邦之所以用抽簽代替選舉，就是為了確保內部和平。避免政治操控及其相關的惡果，很可能是雅典在建立民主制之前便采用抽選的首要原因之一。

再看第二個層次。當政治游戲開放給全部或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后，抽選還有一項重要的防御功能，即防止出現一個能夠呼風喚雨的統治集團，挑戰公民大會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在雅典，設立500人議事會、法庭以及其他公職機構的目的，是為了讓它們與公民大會一起，促進普通老百姓當家做主，而不是為了制衡公民大會的權力。用抽選方式產生這些機構成員，可以確保它們不變為滋生野心家的溫床或方便野心家篡權的平臺。

更重要的是，當政治游戲的參與范圍擴大至公民全體或其絕大多數時，抽選帶有了一個新的特征：去理性化后的隨機抽選結果不偏不倚，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每個人都有可能被選中。這便有效降低了普通公民參與政治的門檻，形成了柏拉圖所說的屬于所有人的“平等的機會”。盡管柏拉圖并不認為，這種平等是“真正的平等”或“最好的平等”，但這種平等的機會，不僅僅賦予所有人參與挑選他人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它讓所有人都有機會挺身而出，承擔起當家做主的責任。這種平等觀實際上體現在雅典民主制度安排的方方面面，包括公民大會，它暗含了一個未加言明的假設：普通人就可以承擔起當家做主的責任，他們理應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完全不必謙卑地把當家做主的資格拱手交給某些“聰明人”“能干人”“上等人”。反過來說，那些在抽簽中被選中的人沒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自視高人一等，因為其他任何人被選中的概率不大不小、與他們一模一樣。

這與以選舉作為制度特征的體制非常不同。選舉暗含的假設是，依據能力，人分兩類，一類治人，另一類治于人。前者是少數，是精英；后者是多數，是群氓。即使不得已允許后一類人進入政治游戲，這些人唯一能扮演的角色是，從相互競爭的前一類人中，選出自己比較中意的對象，讓他們替自己做主。普通人也許在投票時興奮一時，誤以為自己是主人；但直到下一次選舉之前，他們再也沒有什么機會影響政府決策了。當然，允許后一類人進入政治游戲總比把他們全然排除在外更“民主”一點。

現代人頌揚雅典民主時，往往不會忘記引用伯里克利著名的國殤演說辭：“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擔任公職優先于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就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值得注意的是，在葬禮演說中（見圖1.12），伯里克利全然沒有提到抽選；他強調的是，法律上人人平等，但治國理政的重任只對有才能的人開放。這恐怕就是這篇演說深受現代民主人士青睞的原因。

對抽選的批評

既然選舉的目的就是選出一批出類拔萃之輩，選出來的人作為一個群體顯然會與普通民眾有天壤之別。而抽選的結果則不同，他們有可能在方方面面構成人民整體的縮樣。從理論上說，要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全體公民參與抽選；二是抽選出來的群體規模足夠大。雅典未必完全滿足了第一個條件，因為它從未正式將官職開放給第四等級。但據亞里士多德所說，在公元前4世紀，當為某一官職進行抽簽時，沒有一個人會說自己屬于這個階層。就第二個條件而言，雅典可以說完全滿足了，因為法庭、議事會、公職人員的規模都相當大。

當抽選產生的群體構成人民整體的縮樣時，這些群體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就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全體人民的替身。他們比選舉產生的群體更具代表性。現代民主的鼓吹者十分強調制衡，但無一例外，他們所指的都是不同政府部門之間、不同政府層級之間的制衡，如三權分立、聯邦制等。而政治中最關鍵的制衡卻往往被忽略，如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制衡、平民與精英之間的制衡。而抽選在雅典就起到了這種制衡作用。

因此，有理由相信，雅典民眾對抽選產生的機構有天然的信任感，因為這些機構幾乎就是他們自己的鏡像。柏拉圖說，抽選可以避免民眾的敵視，顯然并非只是邏輯推論，而是有感而發。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家做主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歷代精英分子往往借口普通老百姓素質不高，反對抽選。實際上，抽選不僅為廣大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生活鋪平了道路；而且有利于人民群眾在當家做主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質。在雅典，除參加公民大會外，相當大比重的普通公民在一生中都有機會擔任審判員、議事會成員和/或其他公職人員。出任一種公職，他們必須學會處理一類自己此前從未經歷過的事務，學會與同僚打交道，學會與沒有擔任公職的公民打交道，學會開會的技巧、講話的技巧、商議的技巧、合作的技巧、妥協的技巧。假如有機會以不同的身份參與城邦的立法、司法、行政、節慶、宗教、軍事、經濟活動，這些亦工亦農、亦官亦民的普通人一定會對城邦方方面面的運作有相當深入的了解。有了切身體會，他們也許不再會把政治看作某種神秘、深不可測的事務。這種豐富的人生經歷在現代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參與城邦生活的方方面面，回報一定豐厚。如果在全方位參與政治生活之前，他們曾經是愚昧無知的，當家做主的經歷會讓他們不那么愚昧無知，因為只有實踐才會出真知。

對于抽選是民主利器的說法，有些人并不否認。但他們既不認可民主，也不認可抽選。古希臘的大部分哲人便是如此。在事實層面，他們可以坦然指出抽選是民主最顯著的特征；然而，在價值判斷層面，他們認定民主與抽選都不是什么好東西。究其原因，他們會回答說，因為民主與抽選會為愚昧的民眾參與治國打開大門。

蘇格拉底對抽選的批評眾所周知：“用豆子拈鬮的辦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鬮的辦法來雇用一個舵手、建筑師、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面發生錯誤輕得多的。”偽色諾芬（老寡頭）的看法同出一轍。他指摘在實行抽選的民主制下，當權的是那些缺錢、缺少教育、愚昧無知的窮人、壞人、下等人，而不是獨具德行和智慧的富人、貴族、優秀分子。即使不那么情緒化的亞里士多德也持同樣看法，他把民主政體定義為“窮人當政”，把寡頭政體定義為“富人當政”，可兩者在他看來都是偏離正途的蛻變政體。而當柏拉圖說“對一切人不加區別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時，他也許想到的正是抽選及其后果：所有人不加區別地參與政治。

后世思想家持類似看法的人也相當多，只不過他們的話往往說得不如古希臘思想家那么直白。雖然從心底里不信任人民大眾，但他們往往要擺出支持民主的姿態。不過，他們都不希望恢復抽選，因為他們不敢相信，抽選適用于現當代社會。

本文摘錄自《抽簽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王紹光 著，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