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許多文學作品記錄了我們時代發生的變化、人們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人民性”的表征及其特點。如果從其承載主體的文學史發展脈絡來看，歷經脫胎于延安文藝傳統的“十七年”文學，以及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啟蒙、尋根文學、新寫實與底層書寫等，都體現著多樣化的豐富的人民性內涵。作為追求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重要作家，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說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學的人民性視野中更具典型性。

時代感與前瞻意識

路遙的創作，首先關注了大變革時期中國的“三農”問題，書寫了“城鄉交叉地帶”人民的生存與生活，從整體上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而且相當規模地展現了當代中國變革的時代情緒及民眾的精神心理動向。

曾經被淹沒于當代文學繁雜思潮更迭發展中的路遙小說，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傳統道德的審美理想、書寫苦難的情感基調，及其傳播方式與經典化過程中的群眾參與歷程，都可以說是從多個層面豐富了中國當代文學人民性書寫的審美追求及其意向。

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遙的創作均是從社會歷史的宏闊背景出發，有意識地拒絕1980年代文壇日新月異的流派與技巧，執著于遵從和選擇現實主義觀念進行創作。

路遙和礦工在一起

現在看來，當代文壇在先鋒派文學之后所走過的軌跡，是逐漸揚棄形式主義而向著現實主義的道路行進的，這恰好證明了路遙的清醒、獨立以及來自對于時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說，“對于作家來說，他們的勞動成果不僅要接受當代眼光的評估，還要經受歷史眼光的審視”。這樣的自我要求為他的小說帶來了強烈的時代感與前瞻意識。

同時，路遙的創作實踐也極大地豐富了以往的現實主義要求及其內涵，與同時期的文學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嘗試將經濟單元置換為文化的、社會的單元，而其中所展示出的鄉土視野也為日后的尋根文學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由于路遙對現實主義文學精神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和自覺實踐，使他能夠在堅守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基點上，以開放的姿態，盡力吸收諸種文學觀念及文學創作方法的優長，來營造自己的文學世界。這使他的現實主義書寫有著這樣的特點：在繼承“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精神的基礎上，勇于實踐，富于創造：一方面對當代中國極富震蕩時期及變革年代的現實生活的各種關系，能夠做更深廣的把捉，一方面又能發掘潛藏在生活深處的理想之光，將其熔鑄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中去。

路遙手稿

他是由研究個人的心理到對歷史意識的剖析，從對民族歷史的把握深入到對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闊的歷史與繁復的現實迭現出來，這樣表現的歷史真實便上升到新的審美層次。

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現實生活時沉實雄辯，而且具有相當的歷史深度和廣度，塑造出高加林、孫少平等一批富有歷史感又是極富生命質感的人物，在他們身上體現著“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恩格斯語），使得路遙的現實主義文學有著沉實的底蘊。

為人民書寫的文學追求

文學創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地體現在對于人民的生存狀態的悲憫情懷。

路遙的作品有一種大悲憫、大同情的精神境界。這體現在他創作中的苦難書寫，他把個人成長的生命體驗與當代中國“三農”的復雜社會問題充分結合，映現出整個時代的困境與人民生活的苦澀。

路遙和莫言

苦難在路遙的創作中不僅是個人或群體的經歷，更是社會問題的基調與背景，這種思想深度為路遙的創作增添了莊嚴感與悲劇力度。路遙不愿意掩飾和美化自己對生活的真實感受，他總是真切地、毫不憐惜地展示人世間的苦難，執著于這苦難，傾其全力于這苦難。

這樣的寫作姿態，促使他把廣大民眾的苦難寫得深切、厚實，寫得撼人心魄。在路遙的系列作品和《平凡的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難的奮斗史，他們的歷史沉郁、悲壯而崇高；在這種苦難的奮斗史中，容納著他們對歷史、對社會、對生活、對人生、對生命堅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犧牲精神，充滿著積極進取的樂觀態度，用孫少平的話來講：他通過“血火般的洗禮”，已經很“熱愛”自己的苦難，并把自己從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啟示提升為“關于苦難的學說”。這種達觀進取的人生態度，催人奮進，震人心弦。

我們從這苦難的奮斗史中得到的不是憂傷、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剛健，滿懷著昂揚激情的精神動力。它同時構成了路遙“苦難意識”的主旋律，以審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人民性”視野表現在路遙的創作中，還深刻表現在他受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倫理關系作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審美傾向和價值取向。

路遙將農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農村家庭生活、人倫關系的溫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經濟、政治關系中，讓人生在溫馨而濃烈的人情氛圍中，體現著他對傳統美德的深沉思考。

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將傳統的人倫關系主要滲透于農村倫理生活肌理的描寫中，勞動人民家庭生活中的愛及人倫義務，是古老傳統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鄉土中國社會中的優美形態。它的奇異力量，溶化著巨大的人間苦難，維系著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對這種文化的確認，構成了路遙創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識的重要表現形式，也蘊含著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遙為人民書寫的重要表征。

路遙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為作品建構起了強大的情感世界與道德境界，這種審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脈中所灌注的道德觀與人生觀，也充盈著作家書寫“人民性”的思想內涵。

路遙的寫作姿態卓然踐行了以人民為本位的根本原則，他多次表達自己是“血統的農民的兒子”，并將文學創作稱作如“父親在土地上的勞動一樣”；認為藝術創作“和其他任何勞動一樣，需要一種實實在在的精神。（作家）永遠不要喪失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感覺，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

路遙在陜北農村走訪

路遙將作家的自身定位、寫作行為與書寫對象并置，深入貫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識之中。正是這樣的身份感使他的創作并不滿足于社會問題的再現，而是苦苦求索社會問題的發現。人民不再是作家代為發言的群體或是深受同情的階層，而是作家個人及其作品的主體性存在。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路遙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底層文學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問題，打開了人民文藝的整體視域。

人民是成就小說經典化的主體

路遙文學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又充分體現在它的傳播方式與受眾群體上。

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當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送，可以看作是文學作品借助聲音媒介進行受眾轉化的成功案例。在紙媒與聲音媒介的互動中，路遙的小說通過視聽系統收獲了廣泛的傳播效果與龐大的讀者聽眾。

《平凡的世界》 路遙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定價：99元

他認為“寫作過程中與當代廣大的讀者群眾保持心靈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貫所珍視的”，“只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平凡的世界》通過廣播進行全國播送的同時，他還處在小說第三部的創作階段，同時展開的文學創作與聽眾反饋，為他的繼續寫作注入了積極的精神動力。而日后《平凡的世界》在民間讀者心中的經典化過程，在另一個層面上也顯示出了人民性的基本特征。

人民不僅是小說的創作主體、表現主體、接受主體，還是成就小說實現經典化的歷史主體。以人民為主體的文學評估體系的形成，是文學的人民性審美傳統長久影響下的結果，它反過來塑造了中國民族的精神情懷與思想高度，也正因此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在當代民間所具有的持續閱讀熱情，及其在讀者心中的重要位置。

從整體看來，路遙的創作、傳播與經典化過程體現著作家創作的人民性的多重內涵。路遙的作品從其創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審美理想、情感基調，再到寫作姿態與身份意識，直至他的小說創作與受眾反饋同步的特殊的傳播歷程，以及由廣大民眾的直接參與來反哺作品的完成、成就作品的歷史地位，其中均顯示出強烈的人民性特征。

路遙的文學創作觸及了以往現實主義手法在文化視野上的缺失。為此后文學作品中人民形象的窄化問題提供了有效的實踐方案，并在傳播媒介上為新時期以來的人民文藝尋得了新的承載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以當代文學的“人民性”視角（內涵）為參照，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對于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具有獨特的標高價值，對于當代作家的使命意識與審美理想有著積極的重塑意義，并對處理當代文學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系具有示范作用。

路遙故居

作為一個在文學書寫中始終以“人民性”標高看取生命意義與價值追求的當代作家，路遙對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確的意識。他非常重視文學的社會功利目的，堅信文學對社會改造的精神作用，在這一點上，他與茅盾、柳青等新文學的現實主義主流作家一脈相承。

可以說，路遙是繼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時期以來中國當代最優秀的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他對現實主義文學的自覺實踐及富有創造性的文學追求，為當代文學提供了難得的“中國經驗”。

（本文作者趙學勇，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