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劉的一生是孤獨的。他很少社交，很少有真正的朋友，很少參與各種熱鬧的應酬活動。但他的內心卻如同一片大海，無邊無際的浩瀚波紋沖擊著他的內心和思想，讓人琢磨不透。

中國文學史不可能忘記公劉，但可能會忘記公劉的晚年是在當年很普通的一座城市——安徽的合肥度過的。

2003年冬天，公劉先生在合肥走了。這個突然的消息，在冬日寒風中，給安徽文壇捎來一聲深深的喟嘆。那一刻，我似乎同時聽到了中國文壇沉重的嘆息。

當時，我知道那兩種聲音很快就會微弱下去，但是我想說的是：所有尊敬的中國詩人朋友們哪，他在你們那里真的就是一座大廈呀！他的詩，他的思想，他的自我標識的精神，漫步行吟的獨立的人格，將成為中國詩歌永久的記憶。

“你一方面是如此慷慨，為中國乃至世界作出那么多無私的貢獻，一方面又是這樣的吝嗇，公然印制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半兩糧票！”這是公劉的《大上海》，它徘徊幾十年依然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這也是公劉自己，他的一生是那么矛盾，那么排斥一些具體的生活環境，卻又那么諒解社會大眾，那么廣涵包容而又那么固執孤獨，那么讓人捉摸不透。

我接觸公劉，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他剛從江西調來安徽省文聯。他抱著拳頭坐在合肥市作協組織的一個作家講座上，那是在合肥北門的一間破舊的小禮堂里，他給我們作詩的報告。他義憤，他激動，他若有所思，他慷慨陳詞，他甚至站起來敲幾下桌子，發出大聲的質問。他所質問的，正是多年后被中國普通大眾所關切的一些社會問題。這就是詩人的思維，它總是有別于普通思維的進程，更有預見性。

記得那是個大雪彌漫的冬夜，除夕，我路過當時的江淮旅社，想去拜望公劉先生。我叩開了旅館二樓一間房的房門，我知道這間小房就是大詩人公劉的臨時寓所。在慢吞吞的生活節奏中，公劉把他生活昏暗的一面第一次敞露在我的面前。他的生活竟是那樣的糟糕——屋內燈光昏暗，桌椅設置簡陋，到處都堆放著書稿，我甚至可以想象他剛才伏案疾書的情景……大年三十啊，當千家萬戶樂醉于融融的團聚之中，公劉由他的獨生女劉粹陪伴，過著如此簡陋單調的日子。我想起“孤寂出詩人”“憂患出詩人”這類千古名言，詩人似乎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向社會和生活宣告著一個真正詩人的來歷。

大約是1986年，公劉已經搬到省文聯大院居住。那是個秋風蕭瑟的傍晚，我去找公劉先生為我的一本散文集寫序，他不茍言笑地對我說：“我向來是不愿意給人家寫序的，但是你的散文我讀過不少，我相信我可以給你的《星月念》集寫個序……”這就是那篇先后發表和轉載于《當代作家評論》和《散文》等報刊上，并且被收在國內許多選集和他的隨筆集《活的紀念碑》中的《我的散文觀》。

公劉在《我的散文觀》中第一次提出了“誠實”是散文的生命的命題，提出“人品”與“文品”相一致的道理。也是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關于楊朔模式化散文的獨立見解，以至在散文界引起不小的波動。

文壇的寂寞使我們感到無奈，那幾年，安徽先后有陳登科、江流、曹玉模、賀羨泉等作家和詩人一個個遠去，對于這些人，憑籍我和他們認識和相交的個人情感，我都應該一一寫些悼念文字，但我遲遲不忍心再去觸摸逝去的往事，不忍心再去追憶和回望一些往日文學路上的浮華。然而，公劉的去世卻給我內心以強烈的震撼。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我還在應約為一次“呼喚大散文”的研討會寫著一篇《何謂大散文》的發言稿，我還在引用公劉先生《月牙泉與偽散文》中的一段話：“沒有真情實感的、矯揉造作的、閉門造車的、與群眾心事背道而馳的所謂散文，不正該叫作偽散文么？”

公劉先生自己從來不去折騰一些與寫作無關的事。他寫著他的一直是肝膽赤誠的文字，做著對于社會和他人符合真實情況的評價，聯想到公劉先生幾十年前提出的散文的生命乃是“誠實”二字，我們難道不更感悟得到一位大詩人、大作家人格的份量和魅力么？

我相信天地悠悠，也許常常就在兆示某一種心靈的感應。就在我的那篇《何謂大散文》的文章擱筆之際，我聽到了公劉先生遠去的消息。那一刻，我打算完成的一個微小的心愿就是：把那篇文章焚燒一份遙寄給公劉先生，以作為對他在天之靈的一種祭奠方式。

公劉先生走了，從中國文學不那么熱鬧的一個縫隙里悄無聲息地走了。據說他在世時，與艾青有過很深的交往，他們書來信往。那些信傳遞的空間是山河？是孤巷？是天涯淪落？是青燈照壁？我們這些人一概不知。但我們可以有一份對于未來詩歌與文學虔誠守望的責任，將這一類真正的詩歌與文學的靈魂賜給后來人。“清氣澄余滓，杳然天界高”，詩歌與文學的永恒的境界，應該不會像公劉先生離世前那樣的凄涼和孤獨。雖然生命苦短，人生有限，但詩歌與文學都將會永存！

公劉的一生是孤獨的。他生活孤獨，感情孤獨，處世孤獨，內心孤獨，他臨走時只有唯一的女兒陪在身邊。但這片孤絕風景，值得珍惜。無論世風如何變化，公劉與公劉的詩都不應該受到怠慢和侵染。